王奇，葉文虎：從城鎮化視角談生態文明　以生態為本

　　提到生態文明，人們通常聯想到生態保護。但除了這一層次的概念外，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新的文明形式，其內容囊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傳統的生態保護理念大多從倫理學角度切入，通過個體或小群體的組織活動實現對環境的保護工作，而只有在整個社會運行系統上形成“全生態”的發展結構，才會讓生態真正融入所有人生存、生活之中。擁有最多人口的中國，如何發展是一個關系到人類文明走向的問題。

　　如何定義生態文明？筆者采訪了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王奇博士和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葉文虎教授。

　　“生態文明是一條新路。”

　　記者：一些關注生態學的人文學者根據自己的學科研究認為，生態文明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終極狀態，并不適合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指導方針來指導國家戰略發展，您二位會如何看待生態文明的實踐價值？

　　王奇：生態文明這一概念產生于生態環境問題，但它不等同于生態環境保護，這一概念提出后，不同學者會產生基于不同視野的研究與觀點，針對環境研究的學者有自身的看法，人文學者也有自己的理解，這與不同學者對生態文明理解的維度、自身學科背景等都有關系。

　　如果將生態文明與理想、終極等同起來，這涉及一個基本問題，如何解讀生態文明？我們可以看到，文明的形成是貫穿于人類歷史長河之中的，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這是一個維度；而文明又表現為不同的形式，需分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這些文明表現形式與生態文明之間的關系，這又是另一重維度。在研究和討論前，需要首先明確生態文明的概念維度。歷史地看，為何在農業文明之后會產生工業文明？為何生態文明要取代工業文明？技術創新在過去的文明演替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帶來了人類物質財富的極快增長，但這些技術較多的被強調為如何提高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效率，而很少考慮如何回饋自然，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工業文明走到今天為社會帶來很多積極變化，也引發一些問題，例如資源掠奪、環境破壞和貧富差距下的人與人的關系問題等，從試圖解決這些工業社會問題的角度出發，生態文明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將為人類社會帶來全方位的變化，當然也接納、轉化工業文明中那些值得傳承的合理成果。因此，我們國家的發展戰略可以通俗地理解為“走生態文明路，選工業文明課”。

　　西方國家走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依然在污染持續增加的階段，試問是否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必須走西方國家的老路？即使可以走，地球資源是否會在這一過程中給予可靠的支撐？事實的回答是相反的。因此，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提出生態文明的構想，是有國家戰略高度的。

　　西方發達國家面對著工業文明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與改良，毋庸置疑，他們在開發環境友好型技術乃至低碳技術等方面做了積極探索，但現在較為主流的做法是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以解決本國的資源與環境壓力，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車間。如果中國按照西方這種模式發展，就意味著中國的這些問題將被丟給其他國家，勢必產生很多問題，引起“中國威脅論”的國際壓力，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在生態文明這一維度里探索出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尤為重要。

　　對什么是生態文明這個問題的回答比較復雜，我們可以去反思什么不是生態文明，更多地摒棄錯誤的發展思路。我認為生態文明的主要特征應該包括兩個：一個是自然生態，一個是社會生態化；前者強調的是應該強化生態環境建設的基礎性地位，后者則是強化全社會包括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進行生態化建設的重要性，所以，生態文明是一種“全生態”的社會發展理念。社會的發展是持續變遷的，過程可能更加重要，我們要走的是一條自主的、全新的發展道路，既不是別人過去曾經走過的某條道路，也不是對某些他人道路的綜合，我認為是一種國家創新之路。

　　記者：王奇博士主要從生態文明的概念維度出發，從國家戰略層面來談其必要性，葉教授能否從城市建設角度談談城市的生態文明，一些規劃學者將城市化大規模推進看做城市更成熟的標志，而這似乎和生態文明發展也存在沖突。

　　葉文虎：城市是慢慢形成的，是人類社會進步到某一階段的產物，這一產物對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也會出現遏制作用。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非常積極的正作用的一面，也有負作用一面，城市的發展也是這樣。

　　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否一定要以城市化發展到什么程度為標準？就這個問題，一些社會學者已經與一些城市規劃學者爭論了很多年，從十七大到十八大期間是爭論最激烈的一段時間。中央文件中只提過城鎮化而不是城市化，顯然城市化和城鎮化在概念層面上是有很大差別的，不能用城市化率一個指標來涵蓋一切。

　　城市的功能因地而異，根據條件變化而變化，成熟與否與功能推廣程度并不成正比。我們的一些城市確實存在一些必要功能不完善之處，需要彌補，但是中外城市發展方式和路徑并不能一一對應。本來我們就是用了最少的土地承擔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壓力很大。因此，把城市化僵化地理解為城市人口和土地面積無節制的擴張是不對的。因為若照此“化”下去，中國還會有多少農田？更談不上還有多少荒野！如果中國主要要依靠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農產品生活，這在本質上就會是擴張式發展和殖民方式發展無異。這是不可持續的，實際上也是行不通的。

　　“生態建設是一種投資。”

　　記者：城鄉發展問題由來已久。最近，又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經濟學者指出，應通過全盤市場化解決社會問題，這樣的觀點是否會與生態文明的理念存在分歧？有國外學者對在生態前提下談經濟全面發展存疑。生態文明是否與經濟發展有不可回避的矛盾？

　　葉文虎：一些學者把西方一些在私有前提下的市場經濟理論奉為經典，甚至作為永遠不變的、普世適用的教條，當做真理。他們不會也不愿意從人類社會進步的角度去看問題。中國的社會發展問題，如果不站在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視角上去看待和研究，只立足于局部，其結論一定是錯誤的。

　　例如當前的許多城市大多是以“擠壓”農村、縮小農田、貧困農民為代價發展起來的，很多經濟增長是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來獲得的。這是今天提出“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的根本原因。這么說并不意味著生態文明與發展城市和發展經濟是矛盾的，是對立的。相反，生態文明要求城市發展得更好，經濟發展得更“健康”。關鍵在于要找出一條新的、與工業文明不同的發展城市和發展經濟的概念與方法。

　　以城鄉關系為例，如果農民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始終無法得到應有的物質回報，他們就一定會被迫進城當農民工。在這種情況下，何談自由、民主、公平、公正，更談不上“共同富裕”和“和諧社會”。如果農民在農村的收入比在城市當農民工的收入高，他就不會到城市去打工。現在，農村是城市生活和生產的原材料、初級產品和勞動力的供應地。這是一種社會“分工”，但為什么伴隨這種分工的是鄉村的貧窮和落后？我以為這首先是由于理念的缺失，缺少生態文明理念的指導，其次是制度和政策的缺失。而生態文明恰恰要在這些根本點上加以扭轉和改變。讓城市發展得更好，即城鄉關系處理得更協調、更公平、更合理，也更和諧；讓經濟發展得更健康，即經濟發展不但不是以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而且是要相互扶持、相互促進、協同發展。如果按照傳統的概念去發展，只能是繼續破壞國家的穩定，所以我們需要生態文明，需要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

　　記者：城市應與鄉村平衡地發展，但如何發展尚在探索中。

　　王奇：傳統工業文明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對自然生態的弱視乃至無視，任何東西都以經濟價值來衡量。雖然市場機制可以解決那些產權清晰的經濟資源效率問題，但應用到自然生態與環境污染領域則具有先天的不足，這也是通常認為的，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來自自由的市場機制。由于環境破壞的價值沒有完全納入到商品價格之中，在沒有相對良好的道德約束的前提下，企業與消費者很正常地盡可能多利用低價乃至無價的環境資源，自然而然地帶來了生態環境危機，而這些危機的承受者大都不是獲利者。生態環境是一種公共物品，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這是一個基本的定位。但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行為不一定要政府全面承擔，可以利用市場機制，當然這需要政府的許可與嚴格監管。

　　以前，由于我們相對比較貧困，因此與傳統的物質產品比較，生態是一種奢侈品，認為進行生態與環境保護是需要錢的，是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的；但現在的觀點認為生態建設是一種投資行為而非簡單的成本支出，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對生態質量需求的不斷增加，生態逐漸變成了一個生活必需品，生態建設將會有更大的社會收益以及經濟收益。現在的問題是，通過生態環境而獲得的收益用在什么地方，是去建設樓堂館所呢，還是去繼續投資生態了呢？我們認為應該采取“取之于生態，用之于生態”的可持續方式。

　　推進生態文明確實會使以傳統經濟模式為特征的經濟增長速度暫時放緩，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證明在中國行不通，所以需要地方政府耐得住短期利益的誘惑，尤其在經濟危機后，可以以此為契機調整經濟發展模式與結構，當前中國已經進入講究內涵與質量的階段，而不是追求數量的階段。但我們不能說經濟和環境不能和諧相處，只能說傳統經濟模式不能和生態環境和諧相處。生態文明建設不應該與經濟發展產生沖突，這種新的發展模式應該、也必須與生態和諧相處。

　　生態文明不是一條自然的道路，是需要去建設、去探索的事業，需要引導人們在行為上慢慢形成習慣。集體和個體的意志、利益之間可能是相沖突的，所以必須適當地約束個體。社會發展不僅需要個人品德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制度性約束也很重要。生態文明是需要制度創新來保駕護航的，通過對現有制度細則進行存量梳理和增量建構，明確不同制度和生態文明的相悖、相順關系，潛移默化地調整管理，用漸進的制度來規范人們行事的邏輯。

　　“自然環境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以人為本的前提是以生態為本”

　　記者：在十八大報告中，政府提出了“美麗中國”的概念，并首次單篇論述生態文明，您認為相對合理的、符合這一趨勢的城鎮化和建筑設計業發展應是怎樣的？

　　葉文虎：十七大之后這幾年的爭論是極其激烈的，錯誤的理念、錯誤的理論導致了許多錯誤的做法，城鄉的非合理化發展的代價將由貧窮者和后代承擔，是制度安排的缺陷，是西方傳統經濟學理論架構的缺陷，實際上是社會不公正的歧視性安排。我認為，城市發展問題，唯一的標準是城市和周邊的農村的關系處理如何，尤其是鄉村。城市不能做“敲骨吸髓”者，將周邊的人才和資源吸過來，讓農民處于極度貧困的狀況。

　　王奇：既然生態文明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應以此為主導理念，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其中也包括城鎮化過程中的建設行為、指導觀念和配套制度建設。從觀念來講，生態方面的規劃到底應處于什么位置值得推敲，以往的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主要涉及廢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等公共基礎服務設施的空間安排等，并作為城市總體規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如果真正要在規劃方面體現生態文明，我認為生態規劃的位置應置于城市規劃之前，確定哪些是基本的生態紅線不能碰，之后才可以基于此來設計指導詳細規劃實踐；此外，還應該基于地區的生態環境狀況來考慮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等問題。

　　美麗中國絕不僅僅是外在美，而應該是一種外在美與內在美的有機結合，是一種自然的生態美；現在的很多城市生態建設表現為“非生態”的特征。當前建筑設計界提倡的主導理念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這一理念是對的，是對過去建筑的非人性化設計的一種發展，但放在生態文明這個維度來看，可能還不夠全面，考慮到人與生態二者的獨特性，是否應在城鎮化和建筑設計的以人為本之前先考慮以生態為本？以生態為本，不僅應包括城鎮的相關規劃與自然生態環境相和諧的關系構建，而且建設與建筑行為也要降低其生態、環境與能源的消耗，這兩方面我認為是生態文明在城鎮規劃與建設中的體現。

　　（葉文虎，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王奇，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