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向明：越發達的城市越脆弱，降低試錯成本勢在必行 | 委員專訪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并在“雙循環”發展格局中擔當“走出去”的支點。城市規劃工作如何支撐大灣區城市群的產業轉型與人居環境的“高品質、高質量”建設？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工程師馬向明與我們分享了他的見解。

CLA：我們了解到，最近在東莞濱海灣新區，相關政府建立了總規劃師、總建筑師、總景觀師組成的“三師”制度，成立“三師室”，旨在“作為濱海灣的規劃建設‘智庫’，組建高素質人才隊伍進行多領域聯動合作”。目前，此類聯動合作的模式已在我國有所實踐，請問此次“三師”制度的建立有何創新之處？“三師”制度在未來大尺度城市規劃、區域規劃方面將發揮怎樣的作用？

馬向明：廣東省“三師”制度最初是在南粵古驛道建設中形成和推廣的，并成立了省“三師”協會。這里的“三師”泛指規劃師、建筑師、工程師；依據項目特點，工程師也可以是景觀師或結構師。現代社會中的專業分工帶來了管理效率的提高和資源的合理配置，也帶來了一定的隔閡問題。很多時候大家都集中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去思考問題，在決策過程中信息互通和相互理解不充分，導致一些決策在實施階段出現問題。而以規劃師、建筑師、工程師為主導的“三師”制度可以讓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就同一議題展開討論，形成跨專業的處理方法，對于需要多方人員介入、復雜性相對較高的工程問題尤其有益。

例如，東莞濱海灣自然與人文景觀資源豐富，因而，東莞濱海灣新區項目中的“三師”由規劃師、建筑師、景觀師組成，并由他們共同討論如何維護并提升濱海灣的景觀價值。規劃師更注重邏輯思維，講究功能之間的關聯性和系統性，在宏觀、中觀尺度上容易通過“管控”來實現目的；建筑師的藝術靈感和想象力可以在中觀、微觀尺度上激活場地、增添城市魅力；而景觀師可以更好地處理場地、功能設計和使用者之間的緊密關系，尤其在方案細化、評審及實施階段，從全尺度上把握生態環境和建成質量。所以，我認為“三師”制度將成為未來的合作趨勢。

兩師從海上巡看濱海灣 ? 馬向明

CLA：目前我國各地編制了大量的城市群規劃，您也參與完成了若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的相關工作。您曾提到，如今城市的“試錯成本”高了，請問這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又可以通過哪些途徑降低城市群發展的試錯成本？

馬向明：原因之一是城市生活中的信息碎片化。城市中的問題很復雜，城市建設中的專業分工也讓每個人的知識面變得越來越窄，工作越來越“專”，從而無法僅憑表象或經驗對錯綜復雜的問題做出準確判斷；二是如今的城市各個環節之間的耦合度較高。以前的城市里有大量臨時性的非正式經濟，各種業態之間關系較為松散，改變其中一種對其他方面影響不大。如今，大部分城市的系統性和正規性都很高，各個環節之間的緊密度、耦合度較以往大幅度增加，對其中任何一環的改變都會引起連鎖反應。所以一旦出錯，試錯成本就會很高，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越發達的城市越脆弱。

降低城市群發展的試錯成本，首先要破解分工專業性帶來的信息隔閡。例如，通過“三師”制度增強各方之間的溝通，盡可能地消除溝通盲區，透過多角度的現象把握本質。其次，可以通過公眾的反應進行低成本測試。過去幾年，“策略都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在全球，特別是在美國逐漸興起。與從一開始就重資產介入的開發方式不同，其核心理念是率先由政府允許下進行一些簡單的功能改造（改變），測試公眾（市場）反應，反應正向再投入大規模的建設。比如，城市更新可以先采用低成本的臨時性改造，測試再開發方案的受歡迎程度，并收集公眾的意見和相關商業需求，為后續的大規模開發提供依據。這種方式所需的成本低、公司運營簡單、工期也短。我國也開展了思路相類似的1.5級開發模式的實踐探索，例如在深圳前海建設過程中，有關部門利用過渡性開發一步步明確商業需求、挖掘土地價值。面對復雜多變的未來，通過公眾（市場）反應讓場地揭示最適合自身的建設策略，從而有效降低城市試錯成本。

產業調整是近幾年大灣區發展的一個重要議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本土市場成熟、創新能力強、專業服務支持到位，因而在國家“雙循環”發展格局中承擔著作為我國“走出去”的支點這一重要角色。在這一背景下，城市群規劃需要做到為產業調整提供基礎和保障。大灣區的發展經歷了參與全球化，實現工業化，繼而讓工業化推動城鎮化的過程。珠三角最初通過“大進大出”的方式介入全球分工，引入國外的原料、資金、技術，以及市場，快速成為了全球一大制造業基地。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因為要“引進來”，整個珠三角規劃的重點是產業園區，目的在于建好生產場所，吸引外部企業在此發展，而對于技術研發及配套支撐的要求不高。如今，企業“走出去”需要自帶可以解決金融、技術、法律等各類問題的配套方案，而可以提供這些解決方案的人才大部分來自城市。這要求城市及城市群提升自身創新功能、公共服務、專業服務從而為人才提供支撐。規劃者則需要更好地理解企業生產邏輯和市場需求，關注城市配套設施建設，回應新的挑戰。

CLA：您剛才提到“越發達的城市越脆弱”，那么提高城市韌性就很有必要。當下社會語境中的“韌性”普遍是指生態環境層面上的，那么在城市運營和產業層面上，規劃師、設計師可以做些什么來提升城市韌性？

馬向明：總書記指出，城市發展要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的規律。^[1]第一，我們設計師要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城市的產業邏輯。推動城市發展需要清楚城市的動力是什么，大部分城市是以產業為動力，只有少數城市才以公共服務作為核心。規劃師和設計師需要關注城市的動力，并通過保證多元化來提升城市韌性。一方面，城市的主導產業不強，發展動力就會不足。但如果城市的主導產業很強，也會產生發展動力單一的問題——一旦支柱產業出現搖擺，整個城市都會受到影響。所以我認為多元化是城市保持韌性的基礎，產業、人群、服務、能源供給都要多元化，避免整個城市圍繞單一產業集中，其次，城市的研發能力是城市韌性的保障。

第二，實際上所有的城市建設都靠社會資本的投資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城市建設中有國營、民營等多方資本，設計師需要了解資本的運作邏輯，避免因“不食人間煙火”而設計出“鬼城”“空城”。

CLA：近年來，廣東省一直大力推進城市更新工作。目前許多政策方針、會議論壇等都聚焦于城市的“高品質”建設、區域“高質量”發展等議題（如東莞濱海灣新區、廣州白云新城），這也是普通百姓比較關心的話題。可否請您通俗地解釋“高品質、高質量”建設的內涵？

馬向明：“高品質”通常都應該是高質量的，但是二者又有區別。城市的客戶是使用者，而不是設計者或建造者。如果規劃工作僅僅關注生存需求，便不能被稱為“高品質”。因為高品質意味著需要在功能上提供給使用者豐富的選擇——不僅要滿足使用者的生存需求，也要滿足審美、藝術和精神上的需求。

除了功能的豐富多樣，高品質也要求高質量的持久性。目前，對許多項目質量的衡量只停留在通過驗收，而不考慮后期運營、維護。我們需要從項目建設、運營、監管、服務全生命周期一體化出發，保證城市建設的長久的高品質、高質量。

CLA：隨著城市品質不斷提升，擁有較好就業、教育、醫療等資源的大城市將吸引更多小城鎮和鄉村居民的涌入，這也將帶來住房成本增加、就業壓力加劇、落戶困難等問題。您也指出，“把社會的發展與個人的生存質量相結合，這是活在當下的人對社會的期待。”設計師們應如何將這種對生命的關懷落到實處？

馬向明：城市規劃要有長遠的目光，常常關注的是20年、30年的發展目標。但歷經三年疫情，我感受到日子是一年年過的。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說過，“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2]，而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也就是說，每一個生命的所感所得延續積累而形成整個民族的所感所得。所以，當規劃工作落實到個人的體驗的時候，群體的體驗也會得到提升，這是與整個城市的宜居性相輔相成的。

每個人的生命過程，其實就是每天的生活，上班下班、小孩教育、吃飯看病……廣東省在最初研究宜居城市建設時，主要依據各種指標進行測算，并以數據為準開展建設。但后來，當公眾在實際生活中遇到了小孩上學難、下班買菜難、接待朋友請客吃飯不便等問題時，就會對這些指標產生疑問。

19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克拉倫斯·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了“鄰里中心”（neighborhood unit）的概念^[3]，對城市規劃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美國調研時，我發現當地政府把小學與社區公園、社區服務統籌為鄰里中心，既為接送孩子的家長提供了舒適的等待空間，也為孩子們課后提供了玩耍的場所，有效解決了校門口交通混亂的問題，營造了無法用指標簡單衡量的體驗。

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指出生命是連綿流動的^[4]，我們的生活也是連綿流動的。規劃需要更多地考慮生活中的流線配置，而不是單純地滿足某些指標，例如“15分鐘生活圈”。人的行走是線性的，生活也是線性的。所以，在考慮個人體驗時，應當把相關的活動以線性的方式組織起來，而不是以圈的方式。例如，在西方的大學里，經常有一條位于學生必經之路上的生活街，在街上布置了針對學生群體的商業與服務設施，學生也可以利用這一空間進行公共活動，增添了學校的活力與人氣。而國內的一些大學經常在主路的正中間設置一座圖書館，路兩邊是辦公樓，忽略了學生的日常的生活規律和流線組織，就使得沿途的校園空間都靜悄悄的。

CLA：在剛才的討論中，我們主要談到了在城市中塑造個人尺度上的體驗的重要性，特別落在了日常生活上。而城市群囊括了不同尺度的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和鄉村，如何協調這些區域之間的共同發展，讓當地居民都有宜居的感受？

馬向明：首先，城市群設計需要保證多元化。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假設所有人都有相同的需求，且現代社會所提供的產品可以滿足大部分人的生活需求。但人的價值觀是多元的，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需求，一個人在不同的年齡段也會產生不同的需求。因而，規劃工作者應當回應城市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其次，在城市群規劃中要保持要素的流動。例如，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大城市扎根生活的人可能因更向往寧靜的生活而離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或鄉村中生活。由此帶來的資源的流動會給不同區域帶來不同的發展機遇。目前，我國在建立大市場的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要素的流動，打造更加多樣化的城市群發展組合。要素的流動是社會分工的第一步，進而帶來物質的交換，否則就會產生區域發展同質化的問題。與此同時，要素流動的過程中也會存在一些問題，如土地的投機，需要政府介入形成監管。

CLA：產業調整、城市品質提升帶來了人口流動，這中間造就了一批城市新移民。城市說到底是人的城市，如何在高質量發展中保留城市文脈，留住“鄉愁”？

馬向明：自2015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以來，“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便成為了城市規劃里重要的議題之一。很值得思考的一點是，當第一代城市化移民大量出現時，他們的“鄉”是鄉村的“鄉”，他們的鄉愁是過去農村時代的鄉愁。但當第二代移民在城市中涌現時，他們的“鄉”又是哪？通常，“鄉”包含一個人成長的年代、小時候生活的地方、父母所講述的回憶，等等。所以，保護歷史文化和留住鄉愁密切相關，當一個人對小時候的記憶還存在于客觀環境中，就留住了他的鄉愁。

正如馬克思指出，人之所以是人，不是自然界純粹的人，而是社會的人，是歷史的人^[5]。每個個體和每一代人都擁有自身豐富的成長記憶，正是這些記憶構成了鄉愁。那么，保護成長記憶是在保護什么？在城市中，主要有兩類記憶可以讓人記得住鄉愁。首先，是自然山水所帶來的記憶，例如廣州的珠江和越秀山。從進化史來說，人來自于自然。人類喜歡綠色，喜歡開敞空間，因為潛意識中人類認為密集空間很危險，可能會有視野盲區或者猛獸來襲。因此，在城市建設在保護自然山水，其實是在保護人類潛意識中的心理舒適區。其次，是人文歷史所帶來的記憶，例如廣州濱江路、老中軸線等具有城市歷史積淀的場所，以及承載著某一代人歷史故事的紀念性場所（例如過去生活的農場令曾經參與過“上山下鄉”的這代人倍感親切）。這些都需要我們進行適當地保護留存。

如今，珠三角地區為城市新移民提供了一項最大的便利——城中村。這是城市新移民第一次進入城市的落腳點，直至打拼三五年之后，慢慢從城中村搬出來。這段經歷對他們來說是很深刻的記憶，而這段記憶也將成為城市新移民的鄉愁。要如何保護他們的鄉愁，以及城中村是否可以被“一拆了之”，是值得好好考量的問題。有人說城中村不能拆，因為它為城市新移民提供類各種可能性。如果沒有城中村提供低廉的落腳點，很多人可能根本無法在城市中立足；也有人說城中村環境差應該拆除，城市的發展成果應該讓更多的人分享，城中村也應改造為更宜居的場所。

其實，“記住鄉愁”不一定要讓每個人住過的房子都變成歷史文物，不能拆不能動，而是要保存每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我們需要對一些地方進行拆除和后續建設，而對另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進行保留，逐漸進行功能轉換和更替，這個過程就是符號化的過程，經過恰當的符號化和藝術化的轉化，既可以保留那一代人的鄉愁，形成城市的歷時記憶，又可以更有價值地使用土地。霍金曾指出，時間是一個單箭頭，空間是個loop，我們不得不循環利用空間，才能應對無盡的時間^[6]。但這種循環利用應該是多元價值觀下展開的，而不是以單一的經濟理性為推動力。我想這就是中央明確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含義。

采訪 | 周舟，高雨婷

編輯 | 周舟，高雨婷，田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