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年：綠色并不代表生態

佘年：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共用事業管理局高級環境工程專家，美國環境工程師協會低影響開發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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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設計學（LA）：“設計的生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人工的生態，它強調的是人在生態學原則的指引下創造環境。您覺得人工設計的生態能夠代替自然本身的生態環境嗎？您怎樣看待人工的生態？

　　佘年（以下簡稱佘）：國內現在的“生態”口號提得很響，特別是建設生態城市，我現在想反問你一個問題，生態城市的定義是什么？用哪些指標可以去衡量？

　　LA：通常的指標有綠量、生物多樣性、空氣的質量、水的質量……

　　佘：對。所以要建設生態城市，至少要在一定的標準上界定生態城市的定義。中國幅員遼闊，各個地方的自然、人工環境不一樣，許多標準就要制定得很具體。比如綠量，在北京、大連這樣的北方城市，綠量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人與植物爭水！在北方這種水資源特別缺乏的城市，綠量是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所以在這里，我有必要說明一下，城市綠量不是單純的越大，就越能解決城市雨洪問題中的積水問題。比如北京頤和園附近的萬泉河一帶，城市開發密度已經相對較低，而且植被覆蓋面積很大，但經過暴雨后，路面的積水依舊很多。這是為什么？原因還是我們對生態的理解有偏差，很多人認為綠色就是生態的觀念是錯誤的。如果把北京現有的景觀、空間都真正用生態學的觀點來設計，我們這個城市可以變得健康得多。

　　我對廣東佛山市桂城從事城市規劃的工程技術人員和政府領導說，請不要提“森林城市”這個概念，因為要做成森林城市要符合林業部的森林城市標準，不是每一個城市都可以達到的；但是可以提供建造一個“像森林覆蓋的城市”的概念，這就是功能和作用的問題了，因為具有森林功能的城市是可以通過工程和科學的手段達到的。森林的作用主要有兩個：吸收CO2和減少暴雨徑流。城市的地表界面和森林的地表界面相比，暴雨徑流量是森林的9倍，所以才有北京這樣的城市無法承受暴雨帶來的內澇的問題。

　　我在研究低影響開發（Low?Impact?Development?Modeling，LID）的時候，就認識到城市是無法逆向開發成為原始森林的，因為不可能把城市里的人趕走，把土地拿來種樹。但卻可以通過科技手段，使這個城市如森林般，LID概念的起源就在于此。美國華盛頓州已經就LID立法，法規的內容包括將城市開發前后的暴雨徑流量的差別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等。

　　那么，什么樣的城市是生態城市？什么叫真正的生態？我們要根據各個不同的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來定義它。大自然經過幾百萬年的演化逐漸達成一個平衡，現在的開發行為已經將這種平衡打破了。我們要將城市完全恢復成大自然的狀態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要知道原始的環境狀況，通過科學的、人工的手段去接近當時的狀態。但是現在的北京，還能看到多少鄉土的植物？現在的北京，既有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公園，又有人造的濕地公園，它的街道很漂亮，有很多的綠地，但是它真的很生態的嗎？！為什么在一場暴雨中它顯得那么的脆弱？！

　　LA：所以您認為人為制造的問題和困難，還是必須要用人工制造的解決方式來解決。

　　佘：沒錯，人工制造的景觀是可以恢復成為自然景觀的一部分，但不可能完全達到自然的狀態。而且我們現在很多人造景觀對生態的理解完全是一種錯誤。

　　LA：您認為中國哪個城市可以作為“生態城市”的代表？

　　佘：從2005年我就在國內開始呼吁，但從目前來說，國內還沒有一個所謂真正的“生態城市”。比方說20世紀80年代，大家都覺得深圳的深南大道很美，一條32km長的大道代表了我們國家的臉面。景觀行業把它作為一個金科玉律，全國風行，它造成的影響是什么？是浪費資源。32km的深南大道全部都是靠昂貴的人工來維護。它沒有對雨洪進行滲透，而是全部排走了。因此可以說我們在整個城市最初的發展理念上、規劃上，就沒有把生態作為一個很重要的部分考慮進去。

　　在中國，有很多觀念都是本末倒置的。比如在美國，城市開發項目是由環境工程師確定指標，景觀設計師來執行。環境工程師制定地面雨水徑流的指標之后，就由景觀設計師設計適合的植被來滿足制定的目標。做到既漂亮又能達到環保的要求，這對景觀設計來說是一種挑戰。而中國則是設計好了景觀，至于有多少氮、磷、鉀滲到環境中則不在考慮范圍之內。這真正改善了環境嗎？沒有。很多地方為了所謂的景觀花費是多少？帶來的所謂的生態效應又是多少？這筆賬算過沒有？

　　LA：所以好的景觀應該是美和生態的平衡。

　　佘：沒錯。除此之外，人們還有一個誤區—生態恢復是賠錢的買賣—實則不然。在美國，很多被污染的環境經過治理，成為了非常高檔的中產階級居住區或者高科技園區。對于這類項目，我們都要考慮3個方面：第一個是經濟效益，第二個是社會效益，第三個是生態效益，這是三條底線。不能因為經濟效益，就放棄或壓低社會和環境效益。此外，生態恢復的行業發展能帶來很多就業機會，消化很多農民工，這是一個很好的有利于經濟、社會和環境三者平衡的導向性行業。

　　在美國任何地塊開發，首先要做環境評價，中國現在也已經開始。再次會考慮當地的老百姓是否支持此次的開發行為。在公眾如何參與這方面，咱們國家目前還做得很少。其實，民眾會給設計者和決策者提供很多看不到的信息。我曾經參與過美國的一個項目，當地的民眾中有長期觀察瀕危動物的團隊，他們指出需要修建的新污水處理運輸道路影響了貓頭鷹的生活，于是設計方就把運輸線路由陸路改成了水路，既降低了運輸費用，又保障了社會利益和環境利益。這就是良性互動的很好的例子。當民眾具備了環保意識以后，會對政府、對企業形成監督。但很多情況下，民眾對科學的理解是很有限的，會提出很多我們認為所謂的無理問題，這時候需要設計師與公眾溝通，這個過程就會相當的漫長。在中國，一個工程因為這樣的原因拖三五年再開發，是不可能的。

　　LA：相較于這種自下而上的模式，有沒有自上而下的支持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案例？

　　佘：在美國華盛頓州已經立法增收暴雨管理費，按照各家/單位硬質路面的面積大小來征收，這表明對暴雨的管理是人人都有責任的，不是全社會來買單，而是誰使用誰買單。凡是300m2以上的開發項目就必須做徑流控制。這其實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激勵措施，而且刺激了新的產業鏈發展。

　　LA：您剛才多次提到雨洪管理，能解釋一下怎樣的雨洪管理才是積極有效的么？

　　佘：首先要減少單位時間內的地表徑流，將雨洪水徑流峰值降低，持續時間拉長。中國的城市雨水管道基本上是按1~2年一遇的暴雨設計的，有些老城區雨水管和污水管是同一個管道，所以一場暴雨襲來，管道壓力特別大，不能迅速排水而導致城市內澇。相信這段時間北京等城市的居民能夠很切身地體會到這一點。但是，單純的加大管道的建設并不能解決實質的問題，很多國外的案例就能說明。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有效削減和延后徑流峰值是關鍵，方法有很多種，綠色屋頂就是一個。它像海綿一樣，通過它的過濾，能夠延長雨水流入地下管道的時間，有效地減少管道排洪的壓力。當然綠色屋頂還有增加生物多樣性、減少社會問題等其他方面的好處。
　　
　　綠色屋頂起源于德國，目的是為解決樓房頂層的綠化問題、增加城市綠色、減緩城市熱島效應，但推廣得并不廣泛。但綠色屋頂傳播到了美國之后，迅速發展起來，原因就在于美國不僅肯定了綠色屋頂所有的好處，還增加了一條綠色屋頂對于城市雨洪管理的益處。在美國需要征收暴雨管理費的地方，如果有建設綠色屋頂，就能抵消一部分暴雨管理費用。政府以此來鼓勵大家建設綠色屋頂的行為，因為只有綠色屋頂的面積足夠大，才能起到真正的環境效益。不過，這個在中國很難施行，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美國人會考慮自己房子100年以后的事，建綠色屋頂或是交暴雨管理費的經濟賬目很容易算清，但中國人很少考慮30年以后的事。

　　LA：因為綠色屋頂的環境很特殊，日常維護是否會產生新的環境壓力？

　　佘：這就是對景觀設計的要求了。其實，綠色屋頂只需有15cm的土層就足夠了，所以要求景觀設計師能夠挑選出又耐旱又耐澇的植物，并配植出具有美感的效果。并且我們對綠色屋頂的要求是一年的維護不能超過兩次。

　　LA：近年來，您一直致力于在國內推廣LID的理念，在這種嘗試中有怎樣的一些困難？

　　佘：LID的一些理念與現行的規劃規范是相違背的，比如，規范要求城市路面是低于路邊的景觀帶的。雨洪水來了，通過道路的排水設施將水排走。但如果把路面建設得比周邊高，排水設施在路邊的景觀區域內，雨洪因為可滲透的地面而減緩流速，峰值就自然錯開了，而城市地下水又因為地表的滲透而得到了很好的補給。我們現在正為深圳市做這樣一個全市范圍內的低影響開發指南，希望能成為中國城市的樣本。

　　我們這樣一個環境工程團隊和景觀設計事務所有著很緊密的聯系，例如我們與SWA從美國一直合作到中國，在中國的云南滇池、寧波、上海、廣州的項目中我們都有過合作。在云南滇池西亮塘生態濕地，我們做了很多嘗試，包括采用新材料改良土壤結構，來提高土壤的滲透能力，以及增加菌落來凈水。這些材料并不是所謂的諸如納米的高科技，而是實用、高效、易于推廣的科技，同時對環境的影響非常小。要改善水環境，光靠植物是不行的，還需要將生物技術、物理技術容納進來。在國內，每每遇到生態濕地就做浮島，但有幾個浮島真正起到了改善環境的作用？管理不當反而成了污染源。國內在這類環保型材料的研究方面還落后國外很多，希望我帶回的這些理念和技術能夠在國內得到很好的應用，造福于環境。

　　原文摘自《景觀設計學》2011，（0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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