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華：生態建設切忌成為運動式改革

吳昌華?氣候組織大中華區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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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觀點：

　　從被動的角度看，制約可能意味著艱難，但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通過持續不斷的創新來實現的，而制約是一個巨大的創新動力。

　　如何創新呢？政府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通過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來約束，使用好它無形的手。消費者則應當利用好手中的購買力，引導企業生產出所需要的產品。如果這兩者都能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那么企業則無法避免的必須動起來創新，否則將無法生存。

　　制度的建立是漫長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經驗和教訓。過去曾經發動自上而下的運動式的改革，規定時間節點，花費極大資源，不計人力成本，但最終并沒有一個好的結果。決策者應當要反思的問題是在大力度強調改革的同時如何避免矯枉過正。

　　7月10日-12日，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4年年會在貴陽舉行。鳳凰城市進行了全程報道。

　　三天的年會里，氣候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女士可謂最忙碌的人之一了。在大大小小的分論壇里吳昌華奔走呼吁，在她看來，盡管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國家戰略已被本屆政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對于環境治理模式、體制機制建設顯然還未形成共識。

　　尤其是在中國大多數城市已飽受環境污染侵害的語境下，面對著嚴峻的經濟下行壓力，生態建設對于城市主政者而言究竟應置于何等層級，艱難的治污之路是否又可能帶來新的機遇，無疑是極為迫切的問題。

　　盡管論壇現場喧鬧，忙碌的吳昌華女士還是和我們進行了一次并不不浮躁的對話。?從積極的角度她認為，盡管環境治理之路艱難，并且生態制約使得地方政府未來很難再無償享受環境紅利，但也提供了一個之于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創新激勵環境。并且，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特殊國情比之國外也具有更大的治污能力。

　　同時，吳昌華也提出了她的擔憂，環境治理切忌變成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式改革，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有可能換不來理想的預期，甚至會變得矯枉過正。

　　環境制約提供創新激勵環境

　　鳳凰城市：當前中國正走在一條調結構、穩增長、保生態的鋼絲繩上，難度系數不小。你的觀點？

　　吳昌華：我認為鋼絲繩這個比喻稍微有些夸張。中國提出生態文明建設是有一定原因的。最大的原因在于過去我們沒有考慮到環境與資源的制約，用短視的思維方式實現跨越式的增長，造成的后果呢？環境被污染，資源迅速瀕臨枯竭，造成經濟增長過程中成本的增加。

　　環境和資源都是生產要素，所以保護生態其實和經濟增長是相輔相成的。讓人回歸到自然界生態系統當中，求發展也好，求生存也罷，人類活動都是受到生態環境系統的客觀制約的。

　　今天我們感受到環境與資源制約的痛，除了成本增加外，還體現在企業。企業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企業生產所需的基本生產資料、資源、水等要素的成本代價增長越來越快，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創新，地方不出臺相應政策激勵的話，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環境容量固定的前提下，經濟想要無限增長是不可能的。資源枯竭的時候企業不研發新技術來減少資源消耗，是沒法繼續創造效益的。這是一個最根本的邏輯問題。

　　國際社會今天集體的蘇醒和反思，不論是中國提出的生態文明，還是其他國家談論的可持續發展，其實都是人類社會終究要回歸大自然的標志。

　　中國提出的生態紅線，本質上講意味著制約。從被動的角度看，制約可能意味著艱難，但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通過持續不斷的創新來實現的，而制約是一個巨大的創新動力。誰來創新呢？當然是企業。一個企業的發展如果沒有創新作為它的競爭力，不可能走很遠。但我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留給企業，政府和消費者同樣要承擔這種責任。比如大家都愛談論的霧霾，它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我們都是罪魁禍首之一，有義務共同對抗治理。

　　這種情況下形成一種共識，即在生態制約前提下，政府、企業和社會要攜起手來一起創新。這是今后幾十年無論中國還是國際社會的經濟發展都需要面臨的共同趨勢。

　　鳳凰城市：在環境制約下的創新體現在哪些方面？

　　吳昌華：政府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通過制定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來約束，使用好它無形的手。消費者則應當利用好手中的購買力，引導企業生產出所需要的產品。如果這兩者都能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那么企業則無法避免的必須創新，否則將無法生存。

　　談到創新，有幾個很關鍵的要素，比如技術。技術不是一個真空的東西，要體現在產品上，要去制造出來變成產品和服務，技術的更新要呈現在產業的發展上。而技術的發展離不開資本的投入，資本是依附于市場的，他的嗅覺非常靈敏，可以嗅到市場的趨勢，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做好激勵者的作用，助它一臂之力，資本才有充足的信心和確定性，自然而然會投入到相關的技術研發中來。如此一來就能形成一個比較正向有機的生態系統合作關系。

　　鳳凰城市：但是從目前情況看，企業把成本投入到清潔技術的研發上，更多情況是像是政府在后面用鞭子抽打一樣。對企業自身而言，中國目前還沒有正向激勵的機制。

　　吳昌華：我覺得這個結論有些過于絕對了。國家現在有一些研發基金來引導，已經是一個好的開始。創新研發不能全丟給企業去做，毫不公平，企業的最終目標是盈利，同時它還在不斷制造就業機會，所以政府的研發機構、大學乃至全社會的資源都要充分利用起來，而不是單單依靠某些個體來完成創新。

　　同時，我也很理解你剛剛談的現象。在中國今天的大環境下，創新能力和效果和其他國家的差距確實很大。所以無論是國家領導人在外的論調還是國內的政策導向都已經在強調創新的重要性，這是毋庸置疑的。

　　如何把創新真正做起來，是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換句話說，中國如今的社會制度和氛圍，是否真的有利于創新呢？我經常參加各種論壇，很多人都覺得中國整個制度對創新不利，比如清潔技術領域，由于大國企的進駐留給小企業發展的空間變小了，而創新更多需要依賴中小企業。

　　再比如創新的主要生力軍是創業的年輕人，而中國目前并沒有多少真正像美國的喬布斯那樣創業的人，并不是中國人不夠聰明，很大程度是由于沒有營造出這樣一個氛圍，留更多空間鼓勵年輕人創業。現在就業情況不好，依然沒有太多人選擇創業這條路，就是因為氛圍問題沒有解決好。如何讓大家齊心協力營造一個激勵創新的社會氛圍，是當今中國的一個重要議題。

　　生態建設切忌成為運動式改革

　　鳳凰城市：不論是企業還是政府，想通過制度和技術革新來減少環境的污染，顯然需要一定周期來孵化成熟。然而中國嚴峻的環境治理局面似乎使我們無法耐心走完這個周期。

　　吳昌華：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點，大家常常把中國模式與西方進行比較，發現今天中國在做的很多事情無法在西方找到相似案例。同理，有時候西方的東西拿到中國很難實現，這是體制不同造成的。中國想在短時間內使污染治理問題出現一個大的轉機，這在西方社會是很難實現的，所以它走過的路是一邊污染一邊治理，通過市場機制和法律法規體系的建立，經過漫長的時間才達到今天相對完善的狀態。

　　而中國，既不具備西方社會的法律法制體系，又不具備西方社會的民主普及程度。外國人可以走上街頭通過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必須改變環境質量，中國則更多是通過社會媒體呼吁。比如現在很多人在談論PM2.5，討論的聲音無處不在，顯示出中國公眾已經有非常強烈的訴求，迫切希望改變這種狀況。中國獨特的制度使得有些在西方社會無法短時改變的問題，放到中國社會可能可以快速解決。

　　制度的建立是漫長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經驗和教訓。過去曾經發動自上而下的運動式的改革，規定時間節點，花費極大資源，不計人力成本，但最終并沒有一個好的結果。決策者應當要反思的問題是，在大力度強調改革的同時如何避免矯枉過正。

　　鳳凰城市：目前來看，中央已經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到國家戰略的層面上，您怎樣看待未來五年之內中國的生態制度建設？

　　吳昌華：在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制度改革中，貴陽是走在最前面的。它建立了一套相對完善的體系，比如生態補償機制、生態法庭等等。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探索。貴州省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現在已經積攢了一些經驗，這種探索一定會對國家級的政府部門提供參照。

　　盡管這不意味著要完全按照貴州模式來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改革。總的來說現在還在探索中，很多政策還在研究，如何明確政府機構的分工，是建立一個國家級的生態文明委來統籌規劃，還是讓現存的政府部門來主導，或者由多個部門共同分擔這項任務，這些現在都沒有定論。

　　在西方很多發達國家，環保部門也是弱勢群體，因為它并不掌控實權，所以成立國家生態文明委也不一定能達到理想效果。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家提出幾個重要指標，比如生態紅線的確定，比如生態補償機制的建設，它們都在頂層設計的過程中，但現在還沒有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