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城事--評《采訪本上的城市》

　　尋找城市與人的和諧相處之道

　　《城記》熱銷五年后，新華社記者王軍再次推出力作《采訪本上的城市》。與之前《城記》一書著重于宏觀層面的敘事不同，此次作者將筆力滲透到中觀與微觀層面，繼續來反思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和中國式的造城運動。

　　全書由一個個故事連綴而成，故事與故事之間，情節上的聯系或有或無，思路連綿卻也獨立成章，記錄著在激流勇進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這一空間實體（街道、街區、居民等）的生死毀滅和悲痛哀傷。

　　□書評人?涂涂

　　五年前，王軍出版《城記》，當時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這本書會產生那么熱烈的反響。一時之間，關心建筑的讀者，關心城市建設的讀者，懷念逝去文化的讀者，熱愛老北京的讀者，似乎都在談論《城記》，一本書，承載了不同人群的如許關懷，回想起來，實在也是歲月之重了。

　　城市與建筑的非常之事

　　如今五年過去，王軍帶來了《采訪本上的城市》。因為是報道的結集和擴充，這本書不像《城記》那樣只是把焦點放在北京，篇章之間，也偶有重復，略略少了些整體的邏輯感。不過平心而論，比之《城記》，《采訪本上的城市》要深入得多，視野更是與前者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比之《城記》對過往的懷念與清算，《采訪本上的城市》對當下的焦慮和吶喊、對未來的期許與熱情，也要來得現實得多。但是有可能正是因為它的深度和廣度，《采訪本上的城市》大概不會再像《城記》那樣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了，當然，除了書本身的變化之外，中國、尤其是北京的城市生態正在顯示出好轉的跡象，也是讓王軍這本書顯得有點像老生常談的原因之一。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最近幾年，關于城市建設和規劃的反思越來越多，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旨在回歸老城市文化的“新都市主義”也正在波及到中國，包括王軍本人也對城市的未來表示出積極的期望，但不可忽視的現實仍然是，我們的城市，仍然由巨大的馬路構成，我們的出行，也依然越來越依賴于汽車和石油，而在大眾層面，我們到底需要一個怎么樣的城市，也依然沒有形成真正的共識。所以，在如此的語境之下，借助王軍的新書，舊調重彈，怕不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采訪本上的城市》里，王軍用“非常城市”、“非常計劃”、“非常規劃”、“非常建筑”、“非常拆遷”五個刺眼的大標題表達出對現實的焦慮。用他在序言《常與非常之間》的話來說，“非?！钡摹俺！?，就是“常識”的“常”，這么看來，這些“非?！钡恼鹿?，談論的便是那些違背常識的城市計劃和建筑了。五個“非?！?，定下了一本書批評的基調，王軍說，這是他記者的職業決定的，“總是好奇非常之事，也是這個職業惹一些人生氣的原因”。

　　“新都市主義”的解決之道

　　不過《采訪本上的城市》大概不會真的惹很多人生氣，雖然記者王軍以批評為自己的天職，但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他其實還是在轉型成為學者，就像他的美國前輩簡·雅各布斯一樣。而作為學者，王軍需要解決的不是批評，不是焦慮，而是建設。所以，《采訪本上的城市》，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介紹新都市主義，介紹這一早已在西方廣泛開展的運動，介紹它對中國城市正在和將要發生的影響。

　　“新都市主義”不是新鮮事，20多年前，它就在美國發軔了。簡單定義“新都市主義”并不容易，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理論系統，用非專業的語言來概括它的主張，可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鑒于現代主義國際風格與大都市結構的衰落，應該以小群落建構方式尋回往日親切的市民生活空間，包括人性尺度的街道、鄰里關系、公共建筑與公共空間。一句話，新都市，指向的是老式生活，把城市的尺度，重新以“人”來作為衡量標準。雖然作為一種美國城市規劃流派，“新都市主義”在其他地方的實踐多多少少有些水土不服，雖然“新都市主義”在過去幾年間只是被中國的地產商作為一個新鮮的營銷概念，根本沒有多少實際內容，但不可否認的是，“新都市主義”所批判的現代主義機械化城市風格和以城市內部高速路為特色的大都會，確實正在衰落之中，而“新都市主義”提出的生活理念，也越來越被更多的人接受。王軍歷數波士頓的世紀大開挖（把橫貫城市的高架橋改到地下，地面改回老式社區和花園）、奧爾良的老城保護等事件，關注的也正是在這新的思潮之下，城市與人關系的轉變與發展。

　　就像王軍在書里面強調的那樣，中國的城市進行時是一個復雜的混合體?？虏嘉饕淼默F代主義并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機械化的小區規劃還在繼續上演，對大馬路的追求也并沒有終結，不但大城市的環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大、越修越堵，小城市也以大馬路為榮。但與此同時，街區的復興也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公共交通也得到了更多的政策照顧，文化遺產的保護更是深入人心。這樣的情境之下，或許新都市主義者追求的舊式生活并不一定能夠真正實現，但我們還是已經有理由期待，城市會好起來。

　　從《城記》到《采訪本上的城市》，是昨與今的一次轉換與跨越。王軍說，他最想寫的書，是歷史，《梁思成傳》和《胡同之死》，不過，“未知今，焉知昨”，對歷史的探究自然而然轉向對現實的關注。斯蒂格里茨說，中國的城市化和人類的新技術革命是21世紀初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而建筑師庫哈斯則說，中國的城市化“正處在一個不可能的狀態下———改變著世界，卻沒有藍圖。”王軍的書，或多或少，是想給這不存在的藍圖指示一點點方向吧？

　　「作者對話」

　　王軍：別讓城市變得不友好

　　新京報：聽說在《城記》這本書出版之后，你每天做夢都夢見南小街在拆，很痛苦。這不是促成了你的新書寫作？

　　王軍：當我家門口的人行道被拆掉，只允許我擺下一只腳，當我發現自己漸漸失去了在城市里行走的天性，我對我們所奉行的規劃理論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城市在向我們傳達什么信息呢？我的孩子要認識城市首先要站在街道上，可是他發現沒有立腳的地方，他對城市是什么樣的印象？他會覺得這個城市對他不友好，那他也會仇恨這個城市，所以這些促成了這樣的一本書。

　　新京報：從《城記》到《采訪本上的城市》，在這些年對城市問題的關注中，你的思想上有著怎樣的變化？

　　王軍：這些年如果說我個人思想上有什么進步的話，那就是我認為一個城市的建設更重要的是它的平面。4月份在美國國家博物館的一次公開討論中，我做了題目為《向老城市學習》的發言，就提出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認識———城市的平面比它的立面更重要，這包括了馬路的寬窄，街巷體系等等，要知道，中國的城市一直在謀求景觀、建筑物的立面。我們看到曼哈頓的城市平面和北京的老城區驚人相似，格子大小都差不多，并且存在大量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雖然他們也有摩天大樓，但是城市的平面沒有動，城市的魅力也就依然保存。如果能把路網體系運用好，公共交通政策完善，那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平面部署。高密度的方格能夠大量增加第三產業的就業機會，所以老北京能夠有那么多的小賣部，有那么多逛街的樂趣，能夠養活這么多人。而今天呢？我們把小賣部全變成圍墻，把這些東西全驅趕到購物中心里。我認識一個朋友，居然在金源燕莎里面開著車逛。我在這五年當中已經學會欣賞一個城市的平面，中國古代的城市沒有廣場，天安門廣場是天街，皇帝舉行盛大儀式的時候才能使用，老百姓不能進去，但還是一個很成功的城市。

　　新京報：但是從你的書里可以看到，我們在城市平面上做得并不好，汽車的使用成為了更多的被考慮因素。

　　王軍：人類進入20世紀，全面進入機動化時代，小汽車機動交通大規模使用，所有人都認為汽車是個好東西，所以城市規劃在適應汽車的存在。在之前的設計和管理上，都希望大馬路和兩邊的建筑發生的關系越少越好，這種道路屬于郊區形態，造成了城市異化。人和人見面的機會減少，我們少了逛街的樂趣，過度迎合機動化，傷害了大家對城市情感和經濟發育能力。所以去年美國出了一本書叫《免費停車場的代價》，里面說得是，我們在濫用交通自由后，看起來好像免費的停車場，其實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為其付費，下館子、看電影、能源、醫療、到處都包含著免費停車場的支出。美國走了一個彎路，然后進行系統的反思，我們應該看到他們的彎路。

　　新京報：你覺得我們能看到、看清他們的彎路嗎？

　　王軍：我們有些東西已經出現了啊，比如外灘拆了立交橋，我書里提到的波士頓大開挖，其實上海也在做。北京修編的總體規劃也很好，停止大拆大建，問題在于怎么落實？立交橋就別再建了吧，波士頓花了100多億拆掉他們的高架，我們沒富裕到這個程度，但是要反思一下，是否還要繼續建呢？

　　新京報：在美國國家博物館的會議上，你還有什么觀點提出？

　　王軍：第二個觀點就是交通政策比交通工程重要，老北京城沒有廣場，但是它的胡同街巷很成功，根據這個經驗，我們知道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如果把街巷弄好，就能獲得成功。比如我們的新城區，應該盡量避免跨區域交通，要減少尾氣排放。通州新城建設，5年前早上是堵到四環路，現在堵到五環路了，地鐵擠得一塌糊涂，很恐怖的一個事情。我建議把車廂分一分，分男士和女士的，不然太不好了，女孩子們不得不去考慮買小汽車。還有回龍觀，30萬人口，幾乎沒有就業區，只能擠車，所以要增加在新城區上班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