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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訪談中,窪田亞矢以自己在日本的實踐為例,分享了對歷史環境保護和再生的思考。在她看來,地方主體性十分重要。地方化所具有的活力不僅為歷史環境的保護和再生提供了支持,也為城市化途徑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在這類實踐中,地方主體和非地方主體之間可能會存在沖突,但這種沖突是有益的。就“災難遺產”的保護和利用而言,窪田認為,城市規劃將歷史環境納入考量是一個重大進步。在規劃過程中,應當讓當地居民參與進來,共同探討應該保護什么、如何保護,以及為誰而保護。在城市歷史資源的再生方面,最大的挑戰是需要審視我們的生活現狀并重新評估我們的價值。雖然專業人士的參與難免有風險,但他們有必要采取措施來保護或修復歷史環境,在這一過程中,能夠從當地居民的視角來思考問題也非常重要。
歷史環境;保護與再生;城市化;地方化;地方主體性;日本;文化景觀
To Explore an Alternative Urbanizat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sent Through Historical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An Interview With Aya Kubota
窪田亞矢
Aya KUBOTA
1993~1995年,窪田亞矢曾在一家私人城市設計咨詢公司任職,而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歷史保護方向碩士學位,并在東京大學獲得都市設計方向博士學位;曾任日本東京大學都市設計研究室準教授、地域設計研究室特任教授等職。她的研究方向小到歷史小城鎮的社區發展項目,大到大都市地區的發展,尤其關注可持續生活環境的營造。她也是多個市政和行政委員會的成員,涉及城市規劃、風貌保護、環境改善與保護、城市發展和住房等多個領域。
歷史城鎮的保護與振興一直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非常關注的問題。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您認為本土化的意義是什么?在相關研究和實踐中,景觀設計學及基于景觀的方法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窪田亞矢(以下簡稱窪田):為什么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對歷史環境保護和再生議題如此感興趣?這值得我們深思。所謂“地方化”,就是地方自治和社區自治所產生的活力。在這種活力中,歷史環境的保護和再生實踐得以涌現并不斷持續下去。這類實踐在保護環境的同時,維系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單個建筑,將依托于物理空間的傳統生活傳承下去。這是全球城市化進程下的一種另類生活模式;或者說,這也是城市化的表現之一。
但地方主體(當地人)和非地方主體(如國家和地區)在歷史環境的保護和再生方面有著不同的利益,所采用的方法也必然不同,甚至可能存在沖突。在我看來,這種沖突是有益的。在沖突中,每類主體的邏輯和意圖可能會變得更加清晰和有力,這有助于其自我修正優化或“揚棄”(aufheben)。就地方主體主導的實踐而言,當地人并非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隨著保護工作的不斷推進,特定地區的居民之間會形成一個網絡,這種構建于當地人之間的網絡能夠實現動態更新,以不變應萬變。但問題在于,當地人常常容易陷入單打獨斗的困境,以致在沖突中常常失利。因為非地方主體通常是隸屬于特定機構或項目的行政管理者和專業人士,他們的工作更容易獲取各方保障。
更嚴峻的問題是,地方主體和非地方主體之間的沖突越發不易察覺。一旦有沖突產生,那些質疑背后原因的行政管理者和專業人士就會開始干預,進而改變事件走向。當一個非地方主體以保護或恢復歷史環境為由對建筑進行修繕時,乍看起來與地方主體實施的保護工作無異,但事實上卻與地方自治毫不相關。
在保護和恢復歷史環境的過程中,景觀設計的專業知識及相關專家很難成為主體。從本質上講,景觀設計具有地方性,因為它與環境密不可分。受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的深刻影響,“景觀”和“建筑”概念緊密相融,但這也正是景觀與建筑之間沖突的開始——前者以地方性為核心,后者則試圖將土地普遍轉化為空間。幸運的是,我們在這種沖突中不斷積累知識。也希望借《景觀設計學》期刊等媒體在更多領域的傳播,鼓勵更多讀者分享他們的經驗。
您如何理解遺產保護的動態和發展趨勢?如今,在歷史區域的保護和振興方面是否有一些新的思路、方法、途徑或模式?
窪田:我本人的研究興趣在于災難遺產的保護和利用。眾所周知,管理權歸屬于廣島縣工業振興廳的原爆穹頂是廣島原子彈爆炸區唯一留存下來的建筑,整個穹頂只剩骨架。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的規劃草案中,丹下健三提出用一條軸線將公園和原爆穹頂連接起來,使之成為祈禱和平、寄予希望的地方。自此,市民、廣島市和廣島縣開始采取行動保護這座穹頂,并不斷傳遞企盼和平的信息。因其特殊價值,原爆穹頂于1996年被列為世界遺產——與其說它具有美學或建筑學價值,不如說它標志著人類能夠產生的巨大破壞力和對和平的珍貴期許。
近年來,大型工程技術已經被廣泛應用于日常生活中,核電站就是其中之一。在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中,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氫氣爆炸,1150km2土地上的16萬余人接到疏散指示,另有大片地區受到影響。該核電站的核反應堆嚴重受損,由于恢復無望,已計劃退役。核電站目前變成了一個臨時儲存設施,大量已擴散的放射性物質、被污染的土壤、房屋材料等被運到這里。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核事故發生后特有的景觀或土地利用類型——一片污染嚴重的禁居區。正如“臨時”一詞所傳達的,目前這些污染物的儲存應該只是暫時性的,最終的處置地點尚未確定。在這塊土地上,有人們曾經生活過的小鎮,有小學、神龕、社區禮堂和其他公共設施。由于污染高度集中,這些建筑都無法拆除,只能隨時間推移逐漸老化。這種“災難遺產”已不只是單個的建筑,而涉及整個區域或棲居地。
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福島縣大隈町開始制定“文化財產保護與利用區域規劃”,探索文化財產保護途徑。我作為規劃委員會委員,與許多災前居住在大隈但目前尚不能返鄉的當地居民一起參與了這項規劃的制定。
文化財產保護與利用區域規劃是隨2018年《日本文化財產保護法》的修訂而制定的一項新制度。它既包括靜態規劃,也包括動態行動計劃。截至2023年7月,日本119個市町村的規劃已獲得文化廳批準。雖然現在判斷這一規劃和方法將如何發揮作用還為時尚早,但由于傳統城市規劃中的總體規劃較少考慮歷史環境,這已然算得上是跨出了重要一步。
大隈的這次嘗試充滿了未知的挑戰,他們與近年來新成立的一些機構合作,共同選擇、保護和利用與核事故相關的文化資產。很多人認為,這是一處災難遺產,但我們也需要時刻認識到,那里也有人們幸福的回憶——尤其是對當地居民而言。我們仍需要思考如下問題:在大量的遺產中,哪些應該保存下來?遺產的價值如何傳遞,又將傳遞給誰?
根據您的研究和實踐經驗,城市歷史資源再生的主要障礙是什么?您認為在保護和開發歷史景觀等城市文化遺產時存在哪些誤區?
窪田: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這樣一種觀念——傳統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過去,并且價值有限。城市化與現代化密切相關,而全球城市化就是在上述觀念的基礎上形成和建造空間的過程,因此這類價值觀被反復內化,進而逐漸開始在當地居民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受金錢驅使的過程——大家看待新事物的價值觀深受資本影響,因為新事物會帶來新的交易。舊事物自身和舊事物保護所產生的價值則似乎與城市化進程背道而馳。然而,交易只是一時的,歷史環境的保護卻是持久的,且主體尤其需具有保護意愿。
此外,工程技術是用來創造新事物的。它與傳統技術完全不同,傳統技術是通過經驗而非任何學術體系積累起來的。然而無論是在建筑學、景觀學還是城市工程學方面,專家們可能只專注于某一工程領域。因此,即使他們已經認識到遺產保護很重要,卻不具備在日常生活中開展保護行動的相關知識。換句話說,當下最大的挑戰是要審視我們的生活現狀——它們已經遭到了外部力量的深層影響——及重新評估我們的價值觀。
更具體而言,有些人認為,前面提到的核事故災難遺產是消極的,應該封鎖起來,用以警示。但對災難發生前生活在那里的人來說,這種觀點相當片面——當地居民的過去似乎被否認了,這未嘗不是一種新的傷害。要知道,提出這種說法的人們可能一直在使用核電站生產的電力;他們或許正是“肇事者”之一。但同時,他們又可能會說災區對于開展公共項目而言尚有價值,而新的開發難免會產生另一種侵害。
事實是,我們眼前的這處景觀的確就是核事故發生的地方,這是我們不應忘卻的,即使當地居民拒絕保留他們所擁有土地上的房屋。他們的家鄉已經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價值,從這層意義上講,當地居民無疑已經遭受了新的傷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保護什么?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無法有效避免城市化可能是歷史環境保護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我的個人經歷而言,我走訪的許多老人都認為他們不可能繼續務農,因此鼓勵子女移居城市,這種觀念反之也會加快城市化發展。
“文化景觀”概念是2005年修訂的《日本文化財產保護法》中新提出的。根據該定義,文化景觀是由人們生活或工作的特定區域的氣候形成的,是了解日本人民生活和工作的必要途徑。文化景觀側重于與自然環境相關的“民生”。毋庸置疑,我們有必要對文化景觀進行評估,但這往往只是因為它們被列為了文化財產,并不意味著這種關系本身會持續下去。目前我們尚未發現在全球化背景下避免城市化的有效途徑。但歷史環境本身至少已經揭示了非城市化的狀態,這對于歷史環境保護和繼承意義重大。
據您所知,改善歷史社區可持續生活環境的關鍵是什么?居民如何才能真正參與到社區的未來發展之中?
窪田:妻籠宿堪稱日本居民保護社區和歷史環境的典范。這里是長野縣的一個驛站,位于歷史悠久的“中山道”沿線,地處山區。如今,它已不再是一個行政區劃,而是一個被稱為“字”的傳統居住單位,居民不足700人。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的交通網絡和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非城鎮類小型村莊在人口和產業等各方面衰落嚴重。盡管當時也曾出現旅游熱潮,但外部資本的旅游開發對社區造成了沖擊。1968年,在當地居民(包括當地市政府)的熱烈討論下,“妻籠愛好者協會”成立,該協會后來發展為公益法人基金會,并明確了寫入《居民章程》中的“不出售、不出租、不破壞”木屋保護三原則。在城鎮風貌保護概念尚未興起的時代,居民們以自己的房屋為榮,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才是保護居所的責任人。發展旅游業只是妻籠居民維持生活的一種方法,而非為了賺錢。半個世紀過去了,居民們仍然在踐行木屋保護原則。這其中的關鍵是居民之間一直保持著深入交流,每當出現問題——比如是否可以在小餐館供應咖啡(這在日本并不常見),或者在哪里設置供游客使用的停車場——居民委員會都會花大量時間進行討論。必要時,他們會通過地方政府和高校等機構申請補助項目。在這里,歷史環境的保護和再生的主體即當地社區。
妻籠居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們十分熟悉自己的生活環境(包括山區在內)。他們不僅了解當地歷史,還知道哪些山坡容易受到暴雨的侵襲。他們在生活中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饋贈——比如極其豐富的水源和野菜,但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所居住的山區正處于危險之中。例如,當得知要在自己住所的地下深處修建磁懸浮新干線時,居民委員會立即召開了學習會,加深了風險認識。在作出判斷后,他們開始向各家各戶和當地政府傳達必要的信息,并闡明意圖。基于與全國各地其他民間團體的積極合作,妻籠社區正在穩步發展。此外,妻籠居民非常享受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喜歡在節日期間穿上傳統服裝,與海外游客交談。我認為這些都是實現歷史環境保護的關鍵。
作為教育工作者,在您看來,在與城市遺產保護和再生相關的課程或工作坊中,學生應當學習或具備哪些能力?
窪田:專業人士參與歷史環境的保護和再生總是有風險的。我剛剛提到,地方主體性至關重要。但是,如果我們等到地方主體性凸顯了才去行動,那有形的歷史肌理就會消失。因此,專業人士有時可適當或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來保護或修復它們。當然,我們有必要認識到專家等非地方主體不能且不應該做什么,而一些概念層面的知識則是十分必要在課堂中進行討論的。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讓學生到現場去,唯有置身于歷史環境中,他們才能體驗到地方主體所具備的獨特能力。特別是對于在城市中長大的學生來說,他們并不知道地方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在直接與當事人交流的過程中,即使他們并不屬于當地群體,但仍可以體會到主人翁意識,并以相關人士的身份來體驗生活、認真思考與自身經歷不同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可以說,“自我思考”的能力是從事歷史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能力。
歷史環境的破壞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城市化的副產品。因此,如何重新審視和實現另一種城市化就很重要。如果我們不去設想另一種形式的、不那么城市化的“城市”,我們就無法擺脫當前歷史環境保護和再生的困境。單靠自己的力量無法實現歷史環境的保護和再生。我希望我的學生,以及我自己,能夠理解這一點,并能夠與同行并肩前行。
Kubota, A. (2023). To Explore an Alternative Urbanizat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sent Through Historical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An Interview With Aya Kubot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11(3), 105–112. https://doi.org/10.15302/J-LAF-1-03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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