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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為刪減版,不可直接引用。中英文全文刊發于《景觀設計學》2015年第1期“城市環境與公共健康”專刊。獲取全文請點擊查看。
The Role of Biophilic Desig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喬·克蘭西(Joe CLANCY):英國伯明翰市Pegasus規劃集團景觀設計師
雷康鈴(Catie RYAN):美國紐約市Terrapin Bright Green公司環境咨詢師、親自然設計專家
城市環境會導致精神疲勞與壓力,而與自然環境和自然要素進行互動則可維系我們的心理健康。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當今乃至今后幾十年,城市環境因素將對公眾健康產生的不利影響,這正好為親自然設計提供了用武之地。
親自然設計(Biophilic Design)是隨著“熱愛自然的天性”(Biophilia)這一概念的普及發展而來的。1984年,愛德華·O·威爾遜將“熱愛自然的天性”定義為“人類與其他生物天生的情感聯系”,這與羅杰·烏爾里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醫學研究不謀而合——他發現觀賞自然風景將影響病人的康復。
近幾十年來對親自然設計課題的研究,可以歸為以下三類:1)空間里的自然:在某一空間中直接的、物理的、短暫性的自然;2)類自然事物:有機的、非生物的、能夠間接地喚起與自然的聯系;3)自然的空間:自然中常見的空間布局。
與自然的互動可以減輕壓力、減少煩躁、緩解精神疲勞、降低血壓、舒緩好斗情緒,還可以提高自尊心、改善情緒,以及通過“恢復”過程提高醫院病人的康復率。親自然設計使得建成環境能夠對健康發揮預見性的助益作用,而非通常的反應性的病理學作用[1]。
過去,許多關于親自然設計的討論一直是在室內設計的背景下展開的。但是,規模宏大的戶外景觀項目則為親自然設計帶來了更多機遇,原因有三:景觀擁有真實的自然(與代表性的自然相比)、知覺流暢性,以及復雜的適應系統。
親自然設計在室內應用中常常存在一個問題:代表性的或者仿造的自然是否能夠有效替代真實的、鮮活的自然。事實上,人類使用大腦中的不同部位來處理自然元素與人造元素的信息(這種現象也被稱為“知覺流暢性”),當人類與真實的自然互動或者體驗到真實的自然時,所獲得的健康效益才更加顯著。[2][3]
特定的生態系統如何運轉、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及其與大環境(即景觀、社區、流域等)的關系、物種(包括動物與植物)行為的季節性、資源流動(水、養分、陽光),每一項都為適應性的設計策略提供了依據,各種策略也支撐著景觀所帶來的公共健康與福祉,如此景觀將為世世代代享用、向往和維護。
下文介紹的模式選自《親自然設計的14種模式》一書[4],這些模式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且可應用于任何規模的項目上,以助于提升健康與福祉。
觀望即從一定距離外進行無障礙地觀看,是景觀項目中最容易實現的設計目標——能夠在場地內看到遠景,或者看到場地之外的焦點。在中國傳統園林設計中亦將這種方式稱為“借景”。最佳的觀望景象有著類似于疏林草地環境的構成元素和空間特征(地形起伏、低矮的草地、灌叢、水體和人類活動或居住的跡象)。
在城市景觀環境的背景下,庇護意味著不受雨淋、不受日曬,或避開喧囂的街道。這種模式旨在將視線限制在空間內,同時能夠從空間內向外觀望周邊環境。[5]
觀望與庇護對于健康的益處包括減少壓力、緩解煩躁與易怒情緒、減輕疲勞和認知漏洞、提高舒適度、快速恢復。雖然觀望與庇護屬于兩種不同的模式,但如果將兩者結合會加強設計對健康的益處。
這種模式旨在依循空間層次和自然幾何形式將自然界中發現的對稱和分形結合起來[6]。這可以通過模擬(或支持)自然界中生態系統和植物群落的復雜且不斷變化的結構與排布實現,包括人流,促進社交活力的節點和網絡。該模式的應用有助于改善項目的空間構成,使得景觀與貫穿其中的導向系統看起來更自然,方便游客辨識方向,創造低壓力的體驗,利于恢復疲勞。
在景觀設計實踐中應用這種模式的方法包括:使用露天的城市排水系統,對季節性種植和河床加以規范或保護,為野生動物和傳粉昆蟲提供棲息地,尊重景觀與當地氣候條件、生態系統、游客使用傾向,以及景觀隨時間而演變與適應的自然趨勢之間獨特而復雜的特征與關系。能夠建立上述聯系的親自然景觀,將有助于在游客觀賞和體驗中營造出感知變化,同時能夠提高游客對于其他親自然體驗的健康反應。
水具有激發人與場地積極情感聯系的強大能力。現有的證據表明人們偏好帶有水景的景觀,尤其是當水景占據到整個景色的三分之二左右時。復雜的水流波動,如潺潺流水和瀑布,能夠激發出更為強烈的親自然回應,或者當游客能夠接觸到水或與水互動時也會產生這種效果。[6][7]已有研究顯示景觀中的水景能夠減少壓力、增加寧靜感、減緩心率、降低血壓,甚至能夠增強注意力和記憶力。
由于高密度城市的中心區域空間十分有限,大尺度的親自然設計有時并不可行。[8]人們樂意通過步行或能夠步行前往體驗自然的距離往往不超過300m。[9]有趣的是,綠色空間并不一定是面積越大越好,因為綠色空間對心理和生理的積極影響并非與占地面積成正比。然而,生物多樣性水平越高,人們越能從綠色空間中獲益。[10]
這意味著在高密度的建成環境中,許多小尺度的親自然景觀對健康也有著重要意義[8]。因此,創建親自然城市環境的一個關鍵策略就是對上班、上學、購物等活動的主要路徑周圍的小空間進行改造。[11]
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和對能源的依賴都驅動著彈性政策與彈性設計,但由于建筑環境也在隨之改變,這使得如何保持有效的親自然景觀體驗以增強公眾健康與福祉這一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對于所設計的景觀的功能而言,親自然設計策略越整合,預計的健康效應就能更好地隨著動態的城市景觀而消長。充分利用景觀的季節性變化,能夠使設計師開發出一年四季均具有表現力的親自然設計模式策略。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景觀設計師主要將工作焦點集中在材料的可持續性和氣候變化問題上,對使用者體驗則疏于關注。隨著自然和綠色空間能夠促進人類健康的實證證據獲得更廣泛的認可,使用者體驗重新成為設計考慮的前沿,并進一步擴展了其在健康與福祉方面的價值。
在未來幾十年中,親自然設計必將成為景觀及其他類別設計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這些因素相互融合,已經開始催化景觀設計成為維系和提高城市環境中的公眾健康的重要力量。簡單地說,親自然設計正是好的設計的延伸,而在設計實踐中秉承上述標準已是景觀設計師在專業上、倫理上和道德上不可回避的責任。
注釋
喬·克蘭西與雷康鈴合作編著了《親自然設計的14種模式:提高建成環境的健康和福祉》一書(2014年),其電子版內容可以在Terrapin Bright Green公司的網站上免費下載:www.TerrapinBG.com/publications/
部分參考文獻
[1] Souter-Brown, G. (2014).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London: Routledge. 14-305.
[2] Joye, Y. (2007). Fractal Architecture Could Be Good for You. Nexus Network Journal.9 (2), 311-320
[3] Parraga, C., Troscianko, T. and Tolhurst, D. (2000).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is optimised for processing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in natural visual images. Current Biology.10 (1), 35-38.
[4] Browning, W., Ryan, C. and Clancy, J. (2014). 14 Patterns of Biophilic Design: Improv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New York: Terrapin Bright Green, 2-44.
[5] Hildebrand, G. (1991). The Wright Space: Pattern and Meaning in Frank Lloyd Wright's Hous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1-173.
[6] Forsyth, A. and Musacchio, L. (2005). Designing Small Parks: A Manual for Address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Concerns.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3-30, 60-65, 95-98.
[7] Herzog, T. (1985).A cognitive analysis of preference for waterscap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 (3), 225-241.
[8] Wall, T. and Waterman, E. (2010). Basic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01: Urban Design. London: AVA Publishing, 112-160.
[9] Natural England. (2010). Nature Nearby: Accessible Greenspace Guidance. Sheffield: Natural England, 9-40.
[10] Fuller, R.A., Irvine, K.N., Devine-Wright, P., Warren, P.H. and Gaston, K.J. (2007).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greenspace increase with biodiversity. Biology Letters.3, 390-394.
[11] Joye, Y. and van der Berg, A. (2013).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In: Steg et al.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Chic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57-66.
參考引用 / Source:
Clancy, J., & Ryan, C. (2015). The Role of Biophilic Desig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3(1),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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