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流動攤販？這些亞洲城市經驗值得借鑒

^{拉差達火車夜市，泰國。圖源：image.baidu.com}

有人說：“愛是一種不死的欲望”。這話用來形容城市流動攤販現象竟然也沒什么不合適：“地攤經濟”所激起的一片熱潮，盡情流動著中國城市居民被壓抑許久的、最本真的生活渴望；翻涌著城市不竭的生命力。

關于城市流動攤販最匪夷所思的案例當屬泰國美功 (Maeklong) 鐵道市場。美功市場是泰國最大的農產品和海鮮市場，也是被譽為世界上最危險的菜市場——市場中軸空間需每天經歷8次火車橫穿的洗禮。

^{航拍：火車駛過。圖源：Great Big Story}

在這個世界知名的“占道經營”現場，每天早上6點20分，第一列火車準時到達，市場沿線商販們在提前5分鐘的廣播中收到提示，紛紛將攤物回撤，給火車讓路。

“有時候你覺得一個城市很亂，那只是因為你不了解它的邏輯。”美功鐵道市場的場景看上去有些混亂甚至“奇葩”，實則有其故事和條理。

美功鐵道市場位于泰國灣北部的葉功府 (Samut Sakhon) ，這里的居民主要是漁民，而這個海鮮市場也已經在當地有著相當長的一段發展歷史。1901年，泰國王室啟動了美功鐵路項目，意在將葉功府與曼谷連接起來，而此線路的軌道就壓在了已經形成了的海鮮市場地界上，并引起了當地的強烈反對。在一番協商后，火車軌道與市場一同留了下來，形成了今日泰國最具煙火的獨特市井風貌，吸引無數國內外游客前來參觀、消費。

美功鐵道市場是一個城市現代化接納歷史、包容民生的案例。實際上，在東亞、南亞很多城市有不少流動攤販管理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沿街叫賣和交易是印度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購物和營銷在這里從來都是以非正規方式進行的。大多數街頭小販出售自家制或小型企業生產的產品，從大頭針到家用器具，日常生活的一切在街攤上應有盡有，在印度很難找到不光顧街頭小販的家庭。街攤以便捷的服務優勢滿足當地消費者的需求和負擔能力。

街市交易為城市注入了活力，在印度許多地方還被認為是歷史和文化遺產的基石。例如，擺攤販賣印度國民茶飲料的“chai-wallahs”（茶水工、茶老板）具有數世紀的發展歷史，除購買飲品以外，這里也是社交、討論和辯論的場所[1]。現任印度總理莫迪可以說是目前最著名的“前chai-wallah”。

與整個非正規經濟一樣，街頭攤販背后有著強大的經濟和社會驅動力。根據印度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擺攤小販”占據印度城市總體就業的11%，住房和城市扶貧部的數據則指出印度共有1000萬攤販，其中孟買占25萬、德利占45萬、加爾各答占15萬、艾哈邁達巴德占10萬。他們中大多數是移民或下崗工人。

街頭販賣對于整個印度來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生態系統。如此龐大的體量散布、游走于城鄉的各個角落，任何固定的空間規劃也許都無法滿足這一系統的需求。為保障其運轉，一項核心國家法案應運而生：《2014街頭小販（民生保護和街頭小販管理）法》(Street Vendors (Protection of Livelihood and Regulation of StreetVending) Act, 2014)，以下簡稱《街頭小販法》。

^{圖源：wordpress.com}

該法案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歷史，從上世紀90年代印度普遍實行的執照許可證法開始，大量的街頭小販被剝奪了合法交易的權力，終日需與地方警察和市政當局上演“貓和老鼠”的敵對關系，滋生了賄賂、騷擾和勒索文化。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印度推出了多版針對街頭小販的政策、條例，逐漸形成了現版的立法。

《街頭小販法》于2013和2014年相繼通過印度上、下議會，旨在規范公共區域的街頭小販的行為并保護他們的權力，為街頭小販提供社會保障和生計權。法案內容涉及管轄范圍、監管、設立指定販賣區、營銷執照、預先警告期、申訴和糾紛解決機制、設立地方委員會、罰款等[2]。

街邊小吃攤在韓國已經形成一種“馬路文化”，攤主們主要在人流量大的地段出攤。在地鐵系統發達的首爾，繁華地段的地鐵站口旁經常是二十四小時人流不斷，各式小攤在這些地方聚集，成為了一道特色的城市風景。

除了合法的固定攤點外，韓國也有相當數量的非法流動攤販，但官方并不采取硬性取締手段，商販和巡查人員之間并沒有呈現對立的態勢。韓國的非正規攤販經濟除了官方的寬松管理外，還要靠商販的業者自律，攤販生意需遵從“三不”規定：不影響行人、不高聲吆喝、不強拉顧客，并注意衛生。城市允許小販擺攤，但不能影響他人的正常生活和起碼的社會秩序。

^{首爾明洞街市。圖源：wordpress.com}

然而，這種平和的現狀是建立在長期的雙方對峙和談判基礎上形成的。1998年韓國爆發經濟危機導致大規模重組，多個政府部門的員工失業，不得不轉向非正規部門。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韓國街頭小販的數量進一步增加。此外，多次國際活動的舉辦對街頭經濟也有過沉重的打擊：1986年亞運會在漢城舉行前，街頭小販被當局強行驅逐；1988年奧運會再遭鎮壓；2002年FIFA世界杯錦標賽也給他們帶去了相似的遭遇。

面對執法人員不斷的滋擾，韓國的街頭小販們組成了一個全國聯盟（NFKSV）與工會等組織，設法與政府就特定的問題進行談判。從沖突到默許，韓國攤販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間和地位逐漸得到理解和改善。截至2017年7月，首爾有將近7300人在街邊擺攤，其中只有1000人獲得了經營許可，其余6000多位攤販以非法的形式出售食品和日用品，存有一定的安全和權益隱患。目前，首爾大約有8千位街頭小販。根據《韓國時報》消息，首爾市政府從2019年1月開始，為街頭商販提供合法地位，發放街頭小販許可證[3]。

空間方面，韓國政府對路邊小攤的管理總體采用區域管理的辦法，將市區劃分為三類：“絕對禁止區域”、“相對禁止區域”和“誘導區域”。對于前兩類空間，政府對擺攤的時間和經營范圍有嚴格的限制；而在“誘導區域”及一般和住宅區分離的空地、車輛較少的河流兩側道路，或者傳統市場，管理則較為寬松，只對營業時間和經營范圍有限制。劃分不同區域的方法既便于攤販的自覺遵守，也便利了當地居民的生活，更有利于執法部門區別對待[4]。

^{扎哈·哈蒂事務所設計的新東大門設計廣場旁的夜市。圖源：news1}

新加坡作為一個多元移民國家，飲食融合對當地的文化、社會等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早在19世紀，新加坡的小販文化 (hawker culture) 已經開始形成。早期的移民在街邊的人行道、城市廣場和公園出售便民快餐。他們現場烹制食物，攤位散發出的誘人香味吸引過客紛紛駐足品嘗[5]。如今，小販文化已經成為新加坡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涵蓋人、場所和食物，也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遺產，是深受新加坡人重視的城市文化。

2018年8月，新加坡宣布計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把新加坡小販文化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2019年3月，新加坡提交了申遺文件，申請將“新加坡小販文化：多元文化城市環境中的社區餐飲與烹飪習俗”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名錄。新加坡選擇這個標題是因為它體現了當地小販文化的多個特征：

    - 小販中心是所有人的社區共餐空間；

    - 小販掌握烹飪技能，他們是烹飪習俗的傳承者；

    - 小販文化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社會的體現；

    - 小販文化是一種在城市環境眾蓬勃發展的文化。

在申遺文件中，新加坡還點出了小販文化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意義：

    - 培育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感和文化延續性；

    - 喚起海外新加坡人熟悉的回憶，引發對新加坡的感情聯系；

    - 接納不同背景的人，維持社區互動及促進包容性；

    - 為不同民族、社會階層、宗教和文化的人提供價格實惠的食物，同時為小販提供生計。

60年代的臺灣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城市建設吸引了大量的勞動力，人們在出工之余，聚集在城市的角落里擺攤，攤位上的生意也五花八門，逐漸形成了夜市的雛形。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散落在各處大大小小的夜市正作為臺灣夜文化的典型標志，不僅在臺灣本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也深受著來自世界各地游客的青睞。

臺灣的夜市種類繁多，有由傳統寺廟祭典逐漸形成廟會市集進而演變成的夜市，有延長交易時間由早市搖身一變的夜市，也有在空地（停車場）通過集體承租在特定時間進行的夜間市集，還有居住配套設施擴大經營形成的夜市。

以士林夜市為例，其前身是士林市場（1909年起）。以前在慈誠宮周邊擺攤的人生活困苦，寺廟的廟方慈悲為懷，容留擺攤者。但隨著范圍的逐漸擴張，廟方筑起圍墻，而圍墻上也被商販利用，廟宇被擠占的越來越小，政府為避免對寺廟的干擾，設立了一個專屬市場（1913年）容納所有商戶，士林市場因此產生。

^{無論是《春光乍泄》中對夜市小吃攤的追憶、還是《一頁臺北》里暗生情愫的兩人吃的生煎包，臺灣電影始終有著繞不開的場景——夜市（圖源：image.baidu.com）}

隨著夜市數量的增加，方便飲食休閑的同時也對周邊居民的生活及城市管理帶來了一些問題。為此，也探索出了一套政府與商戶共同治理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市場管理處作為主管機構設定原則上的規范，而涉及交通、安全、消防、衛生等方面，則由各行政部門管理，定時還會由市場管理處牽頭進行聯合稽查；另一方面，商戶為了振興商圈自發成立了“夜市自治委員會”，跟周邊的居民共同商討，促進夜市更好的發展。比如，通過舉辦“千歲宴”對夜市美食進行營銷；為了提升夜市品質自發推動了臺灣地區第一個禁煙夜市的形成；為了維護夜市環境，在污水道規劃的指引下，每個攤位都設置截油池，使產生的油和煙都可以排到地下管道，從而保持地面的整潔。對于一些利用率低的停車場可以做到“分時管控”，旁晚時段設置為夜市，租金由停車場業主與攤販共同協商，既沒有擾民問題，又可以提供免費停車。

流動攤販作為公共空間使用者便利了我們生活的同時，也始終存在爭議，主要集中體現在對城市交通、市容市貌及公共衛生方面的影響。因此，有效的空間管理和引導措施就顯得尤為重要，提高對城市流動攤販治理的“包容能力”，才是解決爭議的有效手段。

實際上，國內許多城市都在流動攤販空間探索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比如，四川德陽就通過對流動攤販劃分“嚴格管理區”“定點管理區”和“靈活管理區”積極探索潮汐式管理模式；上海靜安嘉里中心推出了“安義夜巷”，劃分了夜巷花園、有機農場、南廣場、花園舞臺、酒吧街、迷你高爾夫、娛樂互動等板塊；廣州提出攤販疏導區的方式，將流動攤販轉移和固定至劃定的區域集中管理，通過對交通空間型、城市社區型、城中村型和商區依托型疏導區四類空間的不同管控，探索流動攤販的有效引導措施。

疏導區是功能分區思想在非正規經濟治理中的體現，強調以固定、規范的正規性來改造流動、靈活的非正規性，對維護公共空間秩序有著重要意義。在實際操作中，可以根據流動攤販活動的時空特征，實行“包容疏導”和“嚴格管制”的策略，對流動攤販空間實行分區治理，劃定“禁止擺攤區”“限制擺攤區”及“鼓勵擺攤區”等若干類公共空間區域。把“限制擺攤區”和“鼓勵擺攤區”作為流動攤販的臨時疏導區。

主干道、火車站、汽車站等交通流量較大的道路交叉口應劃入“禁止擺攤區”實行嚴格限制措施；而潮汐現象明顯的廣場及小區人行出入口可以劃入“限制擺攤區”，流動攤販只有在特定時段才能在規定區域內使用經營，且其經營范圍也可進行相應的限制；而外部干擾較小的公共空間則可以合理引導為流動攤販的正規化經營場所。

以廣州為例，流動攤販疏導區集中分布于海珠區和番禺區兩地，說明分區尺度的疏導區空間布局與攤販疏導需求量和公共空間資源可用量有關系。在社區尺度上，疏導區的區位主要包括舊城社區、商業區內部和附近、城中村以及廣場、地鐵站口等各種交通空間[6]。

    - 交通空間型疏導區：一般設置在交通站點周邊人行道兩側，以餐飲為主，服務于流動的通勤人員。

    - 社區型疏導區：一般設置于社區內部街道，常與社區市場臨近，以販賣日常生活必需品為主，服務本地社區居民。

    - 城中村型疏導區：一般設置在城中村內部及與城市交接區，產品以價格低廉的生活必需品和電子產品為主，主要服務居住在城中村的外來務工人員。

    - 商區依托型疏導區：一般依托某專業商貿市場或商業廣場，產品與之緊密相關。

結語：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通過穩就業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飲、商場、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務業恢復發展，推動線上線下融合。

“地攤經濟”是線下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為城市失業人群提供就業謀生的機會，又可以提升公共場所的活力，也對城市生活服務設施進行了社會化自發的補充。

三十六行第一行，阿儂小本也經商。

攤頭慣賣家常品，豆腐生姜韭菜黃。

——《漢口竹枝詞》

走街串巷的流動攤販，是城市一道流動的風景，成為人們關于城市之聲、城市之味與城市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用人性化的城市治理，為流動攤販“安家”，找回人間煙火氣，讓城市有溫度、有溫情。

^{上海靜安嘉里中心“安義夜巷”。圖源：image.baidu.com}

_{版權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聯系，我們將第一時間刪除。}

_{投稿郵箱：contact@landscape.cn}

_{項目咨詢：18510568018（微信同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