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公司 UNstudio 的技術想象：假如居住空間重組，普通人能否得到話語權？

2017 年，澳大利亞開發商 Beulah 拍下了墨爾本南岸商區的一塊地皮。隨后通過大型公開競賽的方式，對外征集商業綜合塔樓設計方案，包括 MAD 、BIG 在內的全球各大頂級建筑公司都出現在入圍名單中。

最終，一組被稱為“ Green Spine ”（綠色脊柱）的雙塔在六個候選方案中勝出。塔樓的外形有些類似扭旋的 DNA 鏈，一側是像素感的玻璃幕墻，一側是一直延伸到樓頂的階梯狀灌木表面——這種巴比倫空中花園式的設計正在全球范圍內變得流行， Stefano Boeri 著名的“垂直森林”和胡志明市的“天空森林”中都可以見到它的影子。

Green Spine 預計耗資 20 億澳幣，建成后塔樓的最高點能達到 356.2 米，輕易刷新了昆士蘭黃金海岸 Q1 大樓在 2005 年創下的記錄，成為全澳洲乃至整個南半球的最高建筑。

除了傳統的公寓住宅和酒店，下部樓層還包含了包括零售空間、學校、日托中心、圖書館、電影院，加上位于屋頂公共花園，一座城市的格局在其中豎向拉開。

遠在兩萬公里之外的荷蘭南部，另一座“城市”的建設也正在籌劃之中。

這次設計者面對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命題：如果可以用科技從零開始設計一個城市，社區和城市會變成什么樣子?

未來十年，在荷蘭海爾蒙德市一片超過 320 個足球場大小的土地上將出現這樣一座城市：在這里，人們生產日常的食物，產出所需的能源，管理剩余的廢物，并控制自己的數據。

1500 個住宅圍繞中心公園平鋪開來，周圍有 12 公頃的商業和休閑場所，景觀不僅是景觀，也是食物、能源、水的生產區域。人們自給自足，生活在一個緊密的資源循環圈里。

這里被設想為“世界上最智能的社區”，也是一個活的實驗室。社區中有一小塊核心區域將被用于一個名為“ 100 houses ”的實時實驗——將 100 個房屋作為社會的縮影，創建一個可控的測試環境，用以探索數據作為貨幣的經濟模型以及道德規范。

Green Spine 雙塔和名為 Brainport 的荷蘭智能社區，兩個項目從維度和概念上截然不同，但核心設計都來自于同一家建筑公司 UNstudio 。

這家老牌荷蘭建筑公司創立于 1988 年，業務涉足三個大洲，擁有來自全球三十多個國家的客戶。他們在 2008 年設計了杭州來福士的流線型塔樓，并于第二年在上海建立了 UNStudio Asia 的第一個辦事處。

一方面有來自荷蘭的務實主義；一方面，作為 Zaha Hadid 的門生，他們的設計風格受其影響，線條流暢而詩意。

與 Hadid 相似， UNstudio 大部分的項目也不外乎于高樓、場館和大橋這樣的巨型建筑。雖然已經進入亞洲市場十年，他們仍與其他幾家大型建筑公司一樣，處于同質化的競賽循環中。

在資本和技術的影響下，傳統建筑的表達空間也在被壓縮。 Brainport 社區的出現，意味著三十多年的商業和公共建筑實踐之后，他們開始將眼光轉向未來的空間，尋找不會被時代變化所淘汰的建筑，以及自身作為大型建筑設計者新的立足點。

想象未來建筑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有的人認為未來的建筑會更輕巧靈活，有的認為會更貼近自然景觀，還有的則把“環保”、“可持續”掛在嘴邊…… UNstudio 創始人之一 Caroline Bos 在深圳的 Mindpark 大會上用的詞則是“循環”。

這聽起來可能只是又一個術語。術語之外，她告訴好奇心日報，他們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未來建筑能否使普通人重新獲得對生活空間的參與。

Caroline Bos 出生于荷蘭，年少時她常常到首都拜訪自己的阿姨。

6、70 年代阿姆斯特丹的混亂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反文化運動正達到高潮，嬉皮士在市中心的馬路上睡覺，公園、廣場和校園被興奮而活躍的人群、抗議者占領。但與此同時，劇場、畫廊、博物館這些形式豐富的文化機構也大量涌現。

她在一場 TED 演講中講到這段經歷：“于我而言，這就是混亂的本質，它是此時此刻發生的所有事情的結合。當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城市里，他們會產生一種奇妙的能量，并為城市帶來自發的特殊秩序。”

時至今日，年少時的體驗仍在影響 Bos 對于城市的理解。“這與生活在村莊或是郊區都很不一樣，城市是被人所塑造的，不可預知讓它充滿了活力。這也是為什么從古至今人們都被城市吸引，因為它給人的選擇和自由——你可以重新定義自己。”

“而我們不希望規劃將這份活力抹殺。”

400 年前，富有遠見的城市規劃者為阿姆斯特丹開拓了輻射狀的運河系統；直到今天，這個壯觀的系統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座城市的性格和發展方式——“自由、大膽而充滿創意”， Bos 形容。

當城市擴張和人口增長與 60 年代的混亂共同到來，市政府采取了低密度建設和鼓勵廉租房的政策，并讓綠化帶與周邊建設一同擴張。城市化在一個有序的節奏中發生，同時為多元人口的自我改造留有余地。

^{阿姆斯特丹地圖。來源于orangesmile}

兩位創始人的建筑教育來自于英國，這種建筑與生活無限貼合的務實理念滲透在這家公司的氣質里。對于 Bos 來說，“我們如何在城市生活”也許就是建筑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Bos 并不是建筑設計出身，而是首先學習了建筑史和理論研究。她和她的丈夫 Ben van Berkel 在倫敦相遇后，共同回到阿姆斯特丹創建了 UNstudio 。

她曾被稱為 UNstudio 的“秘密武器”，因為作為“局外人”，她往往可以挑戰傳統建筑中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為設計引入外部視角。

其中之一就是很強的“城市規劃”的視角。在她的理念中，建筑從不是脫離周遭環境而存在的，尤其是在全球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她自己后來還繼續研修，成為了一名注冊規劃師；三四年前，城市規劃成為 UNstudio 的一個正式部門。

時至今日，荷蘭一直走在實驗性建筑的前沿，這也與其本身所處的環境有關。

荷蘭文化與傳播大臣 Rick van der Ploeg 曾這樣評價 UNstudio 以及眾多荷蘭設計品牌的成功，“荷蘭并沒有很多的土地，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希望最大限度地投資于周遭環境，某種程度上，建筑師和設計師們是新時代的英雄”。

^{Caroline Bos}

作為一家建筑設計公司， UNstudio 從早期開始就因為接手的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而受到矚目。

工作室最早，也是最負盛名的設計之一是橫跨馬斯河的一架地標性的天藍色橋梁，連接了鹿特丹市南北部的伊拉斯謨橋。這座價值 3.42 億美元的大橋建于 1996 年，由于不對稱的優雅結構被當地人稱為“天鵝”。

而它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完善的交通設施，擁有兩條人行道、兩條自行車道、電車軌道以及機動車道。

2015 年完工的阿納姆中心是一個更加成熟和復雜的樣本。這個新的火車站花費了前后 20 年的時間修建，是連接德國、荷蘭和比利時的主要鐵路樞紐之一，建成后成為這座城市最大的戰后重建項目。

阿納姆中心在視覺上很有沖擊力，不僅擁有兩萬多平米的運輸終端空間，獨特的曲線內部結構，還可實現最長 60 米的無柱跨度，空間與空間流暢地連接在一起。

但這座被稱為“面向未來”的火車站，其特殊之處更在于它作為基礎設施的有效性。

設計之初，設計者就將“不過時”作為目標——在 UNstudio 的理解中，“不過時”并不意味著先鋒的時尚審美，而是在服務于當下的居民的同時，也能適應未來居民的需求。

他們發現，“在我們研究項目潛力時，我們意識到它與人們先前的假設完全不同。一個傳統的火車站作為機構性的、全民性的地標在很久以前就變得多余了”。 而如何讓每日于此經過的人流、被激活的事件在其中擁有更多的發言權，才是決策者真正面臨的問題。

因此相比于將建筑作為地標的存在，如何能讓其在功能上更符合周邊的發展以及運輸需求，成為這個設計的核心理念。

作為建筑師，他們常常因為對于周邊基礎設施統計數據的了解而讓客戶感到驚訝。通過對該交通網路的分析，他們發現只有 40% 的人真正是為乘坐火車而來的。因此設計時將公交車站安置了在車站前部，并為乘客提供相同的計費方式和無縫銜接的鐵路平臺訪問。

新的火車站最終成為了涵蓋多種公共交通的換乘樞紐，大廳設有服務區、零售店、會議中心和地下停車場，還與市中心、市民公園直接相連。

Citylab 指出，相比于許多追求“純粹主義”的設計， UNstudio 務實地在原本的設計中就為將來可能入駐的商店預留了空間。而不是過于理想化地設計一個宏大空曠的大廳，然后在投入使用后被格格不入的商業實體切割。

建筑內部本身的“扭曲”設計，也是旨在盡可能減緩建筑物的老化——無柱的開放空間充滿多種可能，因而允許未來的建筑師將這個設施用于其他的目的，而非必須推倒重來。

UNstudio 不喜歡談論風格，也不喜歡談論美學，而更傾向于就事論事地探討各個建筑的本地適應能力。他們的項目因而常常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形態，但一些類似的元素仍會重復出現。

Green Spine 作為一個商業項目，也延續了他們在作為公共設施建設者的眼光。

地面層、裙樓及其屋頂公園不僅向塔樓的居民開放，也向游客開放。階梯式的設計，“為街道層面提供多孔性，同時通過擴展公共領域將上層樓層與街景連接起來”，方案介紹中講到，意味著他們試圖將游人引導到平臺上，讓建筑成為公共空間的立體延伸。

在未來，裙樓的平臺預計將會為臨時演出、雕塑、燈光裝置和展覽提供空間。“在街道層面上，這個方案展現出能真正改變公共領域的品質。” Beulah 的執行主任 Adelene Teh 在一份聲明中評價。

基礎設施設計的經驗讓他們了解到城市的不同部分如何互相關聯，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與建筑發生關系。

但所謂的基礎設施和城市規劃似乎正在消失。

van Berkel 在 2011 年與 archleague 的對話中就表達出這份隱憂，“現在也許只剩下建筑和政治了，因為城市規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開發商接管了，歐洲的情況就是如此。”

他表示，基礎設施一直與社會政治結構緊密相關，并且影響到建筑設計的方方面面。“想想維多利亞時代教堂的架構方式，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分開的入口，神職人員也有單獨的門；又比如曼哈頓的電網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它如何在生產、消費和高端金融業之間形成一種特殊的關系。”

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里，建筑成為一種審美和生活方式的霸權主義，民眾的聲音越來越微弱。評論家一方面認為建筑變得過分時尚，華而不實，一方面批評設計師對于其實際功能的理想化，投入運營后的效果往往與預期不符。

UNstudio 為新加坡大學設計的新校區也遭受到相同的批評。一體化的設計被指，“雖然效果圖看起來很好”，但不適宜于熱帶氣候，而且隔音效果非常糟糕。

^{UNStudio為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校園做的設計。}

“在過去幾年我們看到很多充滿美好愿景的，自上而下的總體規劃。” Ren Yee 告訴好奇心日報，“但它們很多其實都行不通。”

去年，UNstudio 成立了一個獨立的科技部門 UNsense ，這是一家技術開發公司，聘請數據科學家和程序員，并與神經科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等專業人士合作，探索技術能夠如何改善內部設計、建筑和城市，使建筑更健康和智能。Ren Yee 是 UNsense 的負責主管。

在他看來，從過去這些自上而下的大計劃中人們學到的教訓是，“我們并不真正了解在這里生活的人。”

而科技革命對建筑帶來的最大影響是，空間不再是一個被框死的實體概念，而是流動和虛擬的。空間重組的過程中，普通人能否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呢？

至少他是這樣希望的。

在 Ren Yee 的想象中，未來城市應該有大量的民眾力量，市民會更直接地參與到規劃和構建的過程中來，以達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力量之間的平衡。

新的通信和數據科技讓這個愿景變得可能。民眾參與變得比從前要容易很多，人們可以更快地對周邊環境進行反饋，“城市將會變得更加靈敏”。

“如果你看看最新的特斯拉，它可能有幾百個傳感器。” UNsense 創立伊始， van Berkel 曾告訴 Dezeen 。“但普通建筑可能只有三個傳感器。”

^{UNstudio 設計的抗壓力吊艙，交互式的墻面。}

他們想象的是，同樣在快速城市化的圖景下，一個更加靈活和可變的建筑構造，可以隨著在其中人口的數量和構成的變化而變化。

Brainport 智能社區可以被視作這個想象的落地產品。與大多數開發項目不同， Brainport 不會按照先設計后建造的常規做法，而是兩者同步推行，根據每位居民的需求進行逐步開發。

100 houses 以“居民和社區從他們自己的數據中受益”的原則運作一種替代經濟——“數據”被視為可以獲得獎勵或補償的“勞動力”，而用戶可以通過控制“數據”的共享，參與到一系列社區服務中，包括交通、聯合能源生產、零售和食品生產/分銷。

UNSense 還建立了一個道德委員會，作為一個客觀的咨詢機構，對數據控制、隱私、法規和任何商業利益進行監督。他們將與蒂爾堡大學合作，研究數據交換作為基礎模型的可能性。

^{Brainport 荷蘭智能社區規劃圖。}

用個人數據構造城市的理念在建筑行業中也許非常鮮見，但卻越來越多地被科技大公司們所提及，例如由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開發的 Sidewalk Labs。

不過 UNstudio 堅持自己與科技巨頭角色的不同，“我們真正感興趣的，只有那些能幫助我們作出更好設計的，特定的空間使用行為。”相反地，他們還想挑戰目前存在的數據壟斷，將數據的控制和使用權交還到市民的手中。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新技術給人們帶來的最直觀的首先是陌生和冰冷的感覺。而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了解并使用到最前沿的技術，這是否會形成新的層級劃分，新的信息威權，都是他們未來可能需要面對的問題。

Bos 提到 Google 的設計倫理學家 Tristan Harris 推行的 Time Well Spent 運動，以及像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如何通過軟件設計，讓人們對于他人的“關注”迅速成癮。“如果沒有正確的原則指導，這樣的事情很可能會在物理環境中發生。”

“這是在一條很細的鋼絲上行走。”

不同于傳統的商業項目，技術開發以及新型社區方面帶來的回報其實很難預估。雖然目前能夠獲得政府與機構對于創新項目的撥款，以及一些稅收上的優惠，但對于 UNstudio 來說，仍然是很大的一筆投資。

在這其中的投入顯示出 UNstudio 對于行業自身未來的危機感。

在一個信息爆炸、迅速變革的時代，建筑不再只是一種景觀。但在 Bos 看來，建筑的角色沒有改變，一直以來，最頂尖的建筑師們都是在尋求為人們打造更好的生活和工作場所，而不僅僅是自我表達。只是在資本和技術的影響下，他們曾經擁有的權力被越來越多地分散出去，“這是唯一的方法，來保持我們的職業（與現實）仍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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