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人”俞孔堅

　　他是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博士；他是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的當家人；他是業界知名的北京土人景觀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首席設計師；他就是自稱“土人”的俞孔堅。

　　“一百個國家大劇院、一千個央視大樓、一萬條世紀大道、十萬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廣場、千百萬個用以展示政績的、移植堆積大樹而形成的中央公園，都只能使我們的城市景觀，離平民越來越遠，離科學與民主越來越遠，離現代化越來越遠，離和諧的人地關系越來越遠。”——俞孔堅

　　俞孔堅的辦公室很大，幾張大桌子上都堆放著許多圖紙，房間中央還有一棵不小的榕樹，樹葉隨意散落在樹下，此情此景，非但不使人覺得凌亂，反而感到一股清新的自然氣息撲面而來，果然不愧為著名的景觀設計師。這么一個留過洋、思想設計前衛的人卻自稱“土人”，我們的談話自然地從他的“土人”情結開始。

　　“土人”——土地和人。這里包含著一種很強的民族感。很多人留學回來，起各種洋名，從研究所、事務所到自己都套上個洋名字。俞孔堅深感憤慨：“當我看到這么多外國人來設計我們自己的土地，又看到這么多中國人起個洋名字的時候，就覺得自己要叫‘土人’。我們的口號，就是‘高舉民族旗幟’。”同時，“土人”反映了一種自信，中國人可以比外國人和所謂的“洋人”做得更好。“這并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一種專業理想，自己的土地要由自己來設計。外國人可以到中國來做設計，中國人也可以走出去。”

　　決不輕言放棄

　　俞孔堅是浙江金華老家的第一個大學生，懷揣著母親交給他的一包家鄉的泥土進入了北京林業大學園林系。

　　大學的生活很艱苦。俞孔堅一個月只有4斤米、12塊錢，天天吃白菜、饅頭；一到夏天就想把冬天的衣服賣掉，晚上想起豬頭肉就流口水。與他比起來，城里的同學不但穿得光鮮、洋氣，而且外語也很好；他一張嘴說外語就臉紅。在自卑的同時，俞孔堅學習非常刻苦，早晨最早起來看書，一個學期后，外語成績就在班上名列第一。

　　然而，在大學分班時俞孔堅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打擊，可以說，正是這次打擊決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園林系要分為設計和植物兩個專業，因為設計專業，創造性很強，大家都想進，俞孔堅也想。但是由于要求繪畫基礎，他被分到了植物班。俞孔堅很不服氣，給美術老師畫了一只流淚的眼睛。雖然俞孔堅最后還是被分在了植物班，但他卻從未服氣，“為什么我不能做設計”。從研究生階段開始，他暗暗自學設計，加上植物學的專業背景，從而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2年，俞孔堅考上哈佛大學的設計學博士，徹底地轉了行。俞孔堅的英語成績并不是特別出色，但有意錄取他的都是美國頂尖級大學（如哈佛、耶魯）。這得益于在林大任教的五年中，俞孔堅給許多資深教授（如北大的陳傅康、林大陳有民、孫曉翔、蘇雪痕和中科院的王如松等）做課題、當助手，后來這些教授為他向美國的大學出具的推薦信，都是響當當的。同時，憑著外語的優勢，俞孔堅讀了許多外文書籍，并在接待外國友人來訪時擔任翻譯，接觸到了許多外國專家，其中就包括他后來在哈佛的導師斯坦尼茨（美國景觀規劃界最有名的權威之一）、弗爾曼（美國景觀生態之父）和凡爾教授，使他有機會把自己的論文獻給教授們以求指點。“所以，后來我一申請去哈佛讀書就被錄取了”。直到他學成回國，許多同學還不相信他成了設計師。

　　俞孔堅在哈佛的日子也并不輕松。一下飛機，他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與壓力。他想在機場給導師打個電話，但是連投幣電話都不會用。導師麾下5名博士中，其他4位都是有經驗的專業人士，有的已經是副教授，還有一位是華盛頓規劃局局長。要消除差距，就只有比別人付出更多。剛到哈佛俞孔堅對計算機和地理信息系統一竅不通。“哈佛注重理論和方法，不重視技術，所以這方面的課程不是很多，我就利用暑假一陣‘惡補’，把這些東西學會了。”一個學期后，俞孔堅用起電腦來就頂呱呱了，甚至成了地理信息系統的specialist，并且被計算機中心聘為兼職教師，負責指導本科生。導師很嚴厲，布置的參考文獻一摞一摞的，俞孔堅的論文寫了一遍又一遍。回憶起這些，俞孔堅一臉輕松，但是，可以想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大的飛躍，需要付出非比尋常的努力才行。在哈佛俞孔堅基本上沒有什么休息時間，經常是一個人在辦公室工作，美國人中午都出去吃飯，而他一般將從家帶的飯在微波爐里熱一下，吃完休息一下再繼續工作，晚上也不休息，繼續工作……

　　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哈佛給了俞孔堅一個全新的視野。“她讓你有一種站在世界最高處的感覺，今天請貝聿銘來講一堂課，明天又請弗蘭克加利來講一堂課，后天又請副總統來講一堂課。”正是在與這些卓越人物面對面的交往過程中，俞孔堅有了一覽眾山小的自信。

　　回首自己的求學路，俞孔堅說，他每到一個新的階段中都會有自卑感，這來源于他感受到的自己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在大學中，是因為農村人的身份，在哈佛，是因為中國人的身份。但是，自卑不等于消沉，而是使他更加發奮努力，很快使自己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人生就是在這種節奏下不斷前進的。而這一切得益于從小學開始就受到的各種挫折，挫折使俞孔堅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使他在面對挫折時從不屈服。

　　“如果說我的經歷可以給后輩們什么借鑒作用，那就是經受挫折后，要奮發向上，每走一步，都會上一個新的臺階，從低到高，而不是一步登天。在這個過程中，決不要輕言放棄。”

　　“舉燈泡的人”

　　“白話的城市，大眾的城市，平民的城市”，“讓城市回歸自然”，“足下的文化與野草之美”，“反規劃”……這一系列批判觀念使俞孔堅有點像“斗士”，在同行中顯得有些特例獨行。

　　俞孔堅曾經講過一個美國高校流行的說法：當一個燈泡兒壞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要琢磨出一個電腦程序來更好地控制燈泡；普林斯頓的畢業生則有的抬桌子、有的搬凳子要去集體攻關；而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則會高高地舉起燈泡去指揮別人完成這個難題。俞孔堅說：“我就是要做那個高高地舉起燈泡的人。”

　　俞孔堅坦言自己的思想經歷了一個很長的轉變過程。在北林，他學的是傳統的中國園林。雖然中國園林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但學過之后，他總覺得過窄過偏，不能解決中國現實中的很多問題。與外界廣泛的交流開闊了俞孔堅的眼界，使他認識到了“我們已經落后很多”，在給同學的一封信中他下定決心：“不能躲在園林的一角過一輩子”。

　　只是，俞孔堅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面的層次上，直覺告訴他這個領域大有所為，而具體到應該做什么還沒有很清晰的認識。他的思想真正發生的轉變是在95年博士論文答辯前。到哈佛后的俞孔堅，系統地學習了相關理論和方法，在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前他回了一趟中國。這一次，他從深圳一路北上到北京，發現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樹被砍了，河流被污染了……在沒有專業準備和科學規劃的情況下，中國的土地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意識到“土地設計”問題正是自己所學的專業應該解決的問題。從此，俞孔堅由審美的象牙塔式的研究，轉移到了現實問題中來，他開始以解決中國人的生存問題、解決中國的土地危機為己任。

　　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俞孔堅曾獲得4項國際性設計獎項，未畢業就被美國著名的景觀設計集團SWA聘為設計師。然而，1997年俞孔堅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回國之路，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景觀規劃設計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景觀規劃設計中心。

　　曾在中美兩國的大學執教的俞孔堅對兩國教育的差別有著非常直觀地感受，他希望能夠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發展壯大中國自己的景觀規劃事業。“中國的教育體制還是太死板，缺乏鼓勵人去創新的機制和空間。美國的交流比較多，愛因斯坦就說，‘只要能把這么多人聚在一起交流，就能產生新的東西’。中國的學生之間碰撞、合作的精神太差了。”?處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信息會越來越多，因此，重要的是要學會如何篩選信息，要很快地區分出哪些有用，哪些沒用，而不是教師直接給學生一些東西，并告訴他們是什么。中國的學生從小就習慣于老師讓做什么就做什么，掌握的是一堆知識，是“what”，而不是能力，很難創新；在美國，尤其是像哈佛這樣的研究性大學，很強調能力，提問題本身就是一種能力，是“how”。“how”中間就包含著“what”，它強調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如果說知識靠積累，那么能力的培養就要靠合適的方法，這需要老師來引導。師生之間必須有互動，才能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因此，俞孔堅不喜歡一個人埋頭在屋子里搞設計，而是主張設計者們打破房子的格局，成為一個群體，互相碰撞直至迸出理性的火花。

　　俞孔堅認為，對于做設計的人來說，根本沒有標準答案，就要做到和別人不一樣。而現在的中國正在走國外一百年前的老路——“城市化妝”。“我學過美國的城市史、歐洲的城市史。沒有回國前，那些只是死的歷史知識，但回國后，就可以用來對比現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覺得我們在走老路，重蹈歷史的覆轍。”?所以，他一回國就反對“城市美化”運動，倡導城市走科學、健康的發展道路。逐漸地，俞孔堅意識到這一切實際上源于人們對現代化的誤解，因此，他提出了具有俞氏特點的“土人景觀”的美學理念，用“崇尚自然和文化、返璞歸真、天地人合一”對現代化進行了新的詮釋。

　　俞孔堅并不只是在象牙塔內寫論文、帶研究生，而是把科研和實踐相結合，又創立了高科技股份制企業——“土人景觀規劃設計研究所”。為了培養更多的高級專業人才，研究所捐款100萬元在北大設立了“土人設計學基金”，用以獎勵優秀的研究生、博士生。

　　一路走下來，俞孔堅所教的研究生中已經有人到哈佛讀博士，成為了他的師弟，“土人”也成為擁有200多名職業設計師的國家甲級規劃設計單位。

　　除了母親交給他的那包家鄉的土，俞孔堅還有一樣寶貝——他的博士帽。在哈佛畢業時，俞孔堅忍痛花500美元買下了博士服。俞孔堅希望能把“土人”辦成現代化的學校，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景觀設計人才，成為改變中國人居環境的一面旗幟。在將來給自己的博士授頭銜時，可以穿上那身“500美元”的博士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