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品、土壤與公地，讓一座廢棄工廠獲得新生

Freescape of Tirana, Albania

地拉那三面環山，是一個人口約80萬的高密度城市（圖1），卻長期面臨著高質量公共空間缺失的問題。位于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廣場在2018年才由比利時51N4E設計事務所翻新，并于2018年歐洲城市公共空間獎（圖2）。此外，地拉那目前仍缺少公交樞紐站和火車接駁站，且直到最近才開設了第一個地下停車場。其公共空間設計似乎在有意限制公眾集會和大眾娛樂，以及最重要的一點——表達。由此可見，地拉那的確是一座言論不自由的城市，幾乎無人敢于在這里公開發表個人意見。在這一背景下，景觀設計可以作為溝通與表達的媒介，解放和重構城市公民個人與集體的潛力。

在20世紀，阿爾巴尼亞政府實施了多種形式的政治調控以實現支柱產業的顯著增長和生產的自給自足^[1]，包括建立大批封閉式工廠，但公共空間和公眾自由也因此遭到限制。1992年，在民主政治制度的鼓舞下，地拉那開始嘗試投資城市美化工程，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前任市長埃迪·拉馬發起的住宅小區外立面彩繪工程^[2]，但隨著時間流逝，其所產生的積極效果已將要消耗殆盡（圖3）。

圖3:埃迪·拉瑪發起的外立面彩繪工程中繪制的圖案如今已經開始暗淡、磨蝕，但它們曾試圖為市民帶來希望和歡樂。

現任市長埃里昂·維利亞吉當選后，也計劃在市中心開展一系列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工程，以增加城市的公共空間供給，即便如此，地拉那公共空間的人均占有面積仍僅有2m2，遠低于7m2的歐盟平均水平，使用率也較低（圖6）。

圖4：地拉那絕大部分公共空間由于疏于維護而難以使用。

坎比納特（在阿爾巴尼亞語中意為“聯合”）廠區位于地拉那市區邊緣與外圍山區的交界處，原為一處廢棄的紡織廠，建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反映了那一時期阿爾巴尼亞典型的自給自足生產生活方式。然而，1992年的政變不僅摧毀了坎比納特廠區，更使整個阿爾巴尼亞陷入動蕩，工廠及其周邊區域逐步成為非正式社區的聚集地。由于這里基礎設施落后、大量建筑與設施年久失修，部分居民不得不依靠私接水管與電線維持生活（圖5）。此外，坎比納特廠區內還有一座維護不善的廢棄火電廠，其遺留的粉煤灰渣已經滲入并污染了土壤。

圖5：坎比納特廠區遺址仍在逐年破敗，并成為流動人口的聚居地。場地內逐漸繁茂起來的草木則緩慢修復著被污染的土壤。

對地拉那而言，土壤是歷史記憶的載體和地方興衰的見證，因此，對受污染的土壤與場地進行修復與改造便成為了其復興之路的第一步。唯有如此，坎比納特廠區、城市中的其他中心，以及整座城市才有望改寫自身命運，從而創造一個新的未來。

為使坎比納特廠區能夠持續穩定地為地拉那居民提供工作機會，設計團隊設想在這里建立一處多功能社區（圖6）。“地拉那2030”總體規劃為該區域賦予了居住、辦公和商業空間多種功能。目前，地拉那有超過30%的18~34歲青年沒有工作；作為阿爾巴尼亞的主要城市，地拉那雖然擁有大量的年輕人口，卻缺少足夠的吸引力將他們留住。如果能將坎比納特廠區成功塑造為一處基礎設施完善的居住空間、一個孕育初創企業與青年文化的搖籃，便有望為地拉那市帶來更多的創意活力、更高的連通性，以及新的城市記憶。在該項目中，團隊試圖重構“紡織品”的概念——它不再是坎比納特廠生產的商品，而是一個連接體：通過將紡織圖案拉伸至三維空間，其可以作為建筑和景觀形態，以及對人口和各類發展驅動因素進行布局的參考（圖7，8）。

圖6：本設計方案旨在將坎比納特廠區打造成活躍的創新與生活樞紐，并使其與地拉那市中心以及“軌道森林”連接起來。

圖7：將復雜的紡織品圖案分解為各種單體元素以代表人、座椅、種植池等。

圖8：將紡織品圖案融合與重組為新的形式，不僅為文化保護提供了新思路，也揭示了一種研究單體元素群聚過程的新視角。

項目將坎比納特廠區的中心廣場—加里波第廣場作為設計的切入點。時至今日，工人們和社區居民都是先乘公交或步行到這里，再進入工廠。設計方案將這一公共空間打造為一處綠樹成蔭的社區集會場所，并遍植茂密的綠色植物用于凈化土壤。與廣場相接的大道被改造成一種新型林蔭道，其兩側設有專用的自行車道、落座區和日常社交活動空間（圖9），可被視為街區向道路的延伸，約占一條機動車道的寬度，使原本的三車道變為雙車道。這種新型道路可以從坎比納特廠區一直延伸至市中心。

圖9：新型街道擁有自行車道和小型活動空間，以及可以提高樹蔭覆蓋率并修復土壤的種植區。

穿過廣場旁的加里波第大門，便來到了集住房、公地和工廠于一體的新型多功能區。為了給原本的非正式居民和新居民提供住處，設計團隊規劃了一系列復合用途的多戶集合住宅群，可供800人使用。原有廠房被部分拆除，以提升步行便利性，并留出更多空間用于環境修復與美化；保留下來的廠房則被改造成規模不一的創客空間、企業孵化器及多種必需的城市便利設施，為年輕人提供在本地長期發展的條件，以將他們留在地拉那。如此一來，整個工廠區被轉化為居民社交空間。

公地是銜接這些新空間的橋梁（圖10），其原本是一處工廠遺址，在本設計方案中用于集中修復環境。設計將部分區域挖開并修建為下沉空間，可供人們親近土地，感受城市歷史；挖出的土壤可用于塑造新的微地形，并栽植豐富的綠色植物來固定和凈化土壤；此外，舊火電廠剩下的磚塊可以制成石籠，用來輔助塑造和加固地形。在改造其他區域時，粉碎的磚塊還可以用作混凝土或其他永久工程建設的新地基。

圖10：公地被改造為一處可根據社區需求的動態變化而靈活調整用途的空間，同時也成為坎比納特廠區的主要公共場所之一。

最后，通過林蔭小徑可到達社區農場。這里矗立著昔日火電廠的殘跡（圖11），構筑物仍在逐年不斷倒塌。因此，設計方案計劃將這些殘余建筑拆除，空出土地供社區居民進行農業種植與自主管理，如種植向日葵和苜蓿幼苗來修復土壤，或通過種樹將社區農場與“軌道森林”相連。貫穿場地的自行車道可將地拉那市區、坎比納特廠區與“軌道森林”無縫銜接。

總體而言，上述每處場地的設計都為環境、社交和文化修復創造了條件。隨著地拉那的政治歷史翻開新的篇章，坎比納特廠區也將重新成為城市的繁榮中心之一。新建的自行車和機動車交通基礎設施使該地區不再是與外界隔絕的孤島。

圖11：火電廠的遺跡被改造為社區農場，并成為連接坎比納特廠區與“軌道森林”的門戶。

在研究地拉那的城市肌理時，設計團隊將城市中的每個人視為“紡織者”，是他們將建筑、基礎設施、景觀等元素編織在一起，使整座城市成為一幅更加恢弘的圖景。另一方面，這種肌理或圖景也是千人千解的，每個人都以其獨特的方式利用城市空間——這些不同的方式通過聚集與規模化，形成了更大的認同與感知網絡。身為“紡織者”的居民們在建成環境中創造屬于自己的記憶，發出自己的聲音， 并將之傳達給家人、朋友和同事。在記憶、行為和習慣形成的過程中，城市的活力也得以復蘇。

通過多中心改造，城市也在進行自我重構；但發掘與再現每處場地的獨特歷史仍然至關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喚醒埋藏在建筑、自然環境和人們心中的記憶。正如在地拉那享譽數百年的紡織品中，每一針每一線都有其意義，它們共同織就了恢弘精美的圖案；缺失了其中任何一個主要元素，都可能使編織肌理變形、磨損或碎裂。記憶對城市及其居民的影響也是如此，因而成為了景觀設計可以借助的關鍵力量。通過解鎖記憶并重構割裂的城市空間，一種開放的公共空間便形成了——在這里，人們可以暢所欲言。

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景觀設計系主任安妮塔·貝里茲巴提亞教授作為作者導師，為文中研究項目提供了寶貴的指導與建議，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1] Schmitz. A., Kennedy, P. L., & Schmitz, T. G. (Eds.). (2016). Food security in a food abundant world: An}

^{individual country perspective (First ed., Frontiers of Economics and Globalization; Volume 16).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 Bakallbashi, G., Mitro, E., & Gjinali, E. (2010). Tirana, Beyond Color. In G. Doherty (Ed.), New Geographies}

^{3: Urbanisms of Color (pp. 18-19). Cambridg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參考引用 / Source:

翻譯 | 李慧彥、王胤瑜    制作 | 王胤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