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友好型社區怎么建？長沙育才三小“娃娃農園”營造實踐

導 讀

本研究以長沙市育才第三小學“娃娃農園”營造實踐為例，運用社會網絡分析軟件（UCINET），建立了基于聯系網絡的社群圖，對兒童友好型社區營造實踐過程中的參與者主體特征及其網絡關系的變化展開了系統解析。由此發現，“娃娃農園”聯合“民”“政”“校”“企”四方力量，成功借助外部力量帶動各方參與；在營造過程中，被培育的“企”方最終克服了組織惰性、脫離了外部力量，實現了獨立運營并發展壯大。本研究從加強空間對多種功能的適用性、細分責任區塊、提供“半完成”狀態的空間，以及分期開發等方面為同類型的社區營造實踐提供了可借鑒的空間設計策略。

兒童友好型社區營造中的參與者社會網絡構建與分析

——以湖南省長沙市育才第三小學“娃娃農園”營造實踐為例

The Establishment and Analyses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Participants in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Building

—A Case of the Kids' Gardens in Yucai NO. 3 Primary School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彭姍妮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城鄉規劃學博士

周晨

長沙理工大學建筑學院風景園林系教授

周雅昕

湖南省長沙市育才第三小學校長助理、一級教師

1 引言

通常而言，社區即“一群具有不同特征的人因社會紐帶而聯系在一起，他們秉持相似的觀點，在同一地域或環境中參與共同的行動”^[1]。“社區營造”指為了實現特定、具體的生活空間建設目標而采取的社區行動，屬于自下而上的地方行動^[2]。目前，大陸地區嘗試開展的社區營造實踐多發起于特大城市，尚未形成全國性的規模，且通常仍采取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推進模式；相關的社會組織發育尚不成熟，對政府的政策和資本依賴程度高，并且組織內部暫未實現多元的融資方式和可持續的運行模式，難以形成持久的支持力量^[3]。

如何借助外部力量撬動社區內部資源、帶動社區參與，以及如何在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及居民個體之間形成有效聯合，是當前大陸地區社區營造所面臨的主要問題^[4]。其中，各類參與者主體的社會關系所構成的社會網絡是問題解決的突破口^[5]。因此，本文將基于社會網絡理論視角與分析方法對此展開論述，選取湖南省長沙市的一所小學作為營造場地，系統剖析社區營造實踐過程中參與者的主體特征及其網絡關系的變化規律，探查和總結社區營造參與者之間的社會網絡模式，以期為同類型的社區營造實踐提供啟發性的規劃與設計策略參考。

2 項目概況

湖南省長沙市育才第三小學（“育才三小”）地處芙蓉區，占地面積25668m²，綠地面積約10500m²，其中以“見縫插針”形式分散布置的“娃娃農園”規劃面積約為4000m²，共分三期建設；一期施工面積約為1200m²，由湖南農業大學“娃娃農園”團隊（“農大團隊”）負責施工，后續部分將由育才三小自行建設。“娃娃農園”的營造過程共劃分為4個階段：

1）前期準備階段。包含倡議反饋調查、資金籌集和委托賦權等。參與者包括來自農大團隊的專家周晨教授及育才三小校長和黨委書記。

2）設計施工階段。包含方案商定和施工作業等。參與者包括育才三小校方負責人和少數管理層教師、施工團隊，以及農大團隊。

3）維護運營階段。包含經營周轉、修葺維護、活動組織和宣傳培育等。參與者包括校方負責人、管理層教師、專業教師、部分班主任、部分學生和學生家長，以及農大團隊。

4）權責轉移階段。營造活動中出現了部分參與者退出或加入、負責人轉換、職權結構更替等變化。該階段增加了個別上級政府部門與新聞媒體，營造活動形式也產生了積極變化。

育才三小“娃娃農園”平面圖 ? “娃娃農園”團隊

3 參與者社會網絡構建

本研究將“參與”的概念進行了具體界定，包括物質給予、借物支持、行為承擔、指導建議、宣傳推廣、情感互動等行為。“參與者”即為在營造活動中具備上述行為的主體。本研究采取下述步驟對參與者社會網絡進行構建。

第一步：參與者識別

研究通過調查走訪了解了社區營造參與者的構成，并將參與者分為居民（“民”）、政府和黨組織（“政”）、高校（“校”），以及企事業單位和組織（“企”）。

第二步：網絡關系設定

研究所涵蓋的所有網絡關系數據均通過全覆蓋式問卷調查方式獲取。本研究構建了三個不同層次的網絡：1）完整聯系網絡（多值無向網絡）；2）精簡后的聯系網絡（二值無向網絡）；3）自我中心網絡。

第三步：社群圖繪制

本文使用社會網絡分析軟件（UCINET）繪制社群圖，將“娃娃農園”的參與者分為“民”（綠色節點）、“政”（紅色節點）、“校”（黃色節點）和“企”（藍色節點）4個圈子。其中，紅色節點“小學黨委書記”因職業特殊性，被歸入“企”圈。節點大小依據各自的特征向量中心度（衡量網絡中全局重要性的指標）決定，節點越大，表示其中心度越高、在網絡中的地位也越重要。

育才三小“娃娃農園”案例聯系網絡社群圖 ? 彭姍妮，周晨，周雅昕

育才三小“娃娃農園”案例聯系網絡社群圖精簡視圖 ? 彭姍妮，周晨，周雅昕

第四步：聯系網絡描述

聯系網絡的發展具有如下特征：

1）黃圈（“校”）對藍圈（“企”）的培育。在前三個階段中，黃圈與藍圈的聯系越來越頻繁，藍、黃節點之間大多呈高頻率連線（每天聯系）。當發展至權責轉移階段時，黃圈與藍圈之間的連線數量減少、強度減弱；同時，藍圈內部的聯系更為緊密，并形成了樹狀分層管理結構。這代表著藍圈降低了對黃圈的依賴，優化了自身結構，逐漸實現自主發展。

2）藍圈（“企”）對綠圈（“民”）的培育。在維護運營階段和權責轉移階段，綠圈是由藍圈有意識培育而成的。隨著藍圈和綠圈節點數量的增多，其連線也自然增多，但模式卻毫無變化。

3）紅圈（“政”）的消極參與。在本研究中，紅色節點“小學黨委書記”被歸于藍圈，因而紅圈的實際參與者僅為“芙蓉區教育局（上級政府）”，且僅參與了最后階段，參與程度也較低。

4 網絡診斷與分析

整體視角：自主模式與依賴模式

在本研究中，藍圈和綠圈的參與行為大多是培育而成。整體來看，參與者社會網絡結構呈現出了自主模式與依賴模式兩個方向。其表現特征的區別可從主導關系、組織密度、結構層級和結構變化4個方面來剖析。

內部關系主導和外部關系主導

從維護運營階段到權責轉移階段，藍圈的內部關系占據主導地位且主導性持續加強；綠圈的外部關系占據主導地位。從網絡的穩定性來看，內部關系主導比外部關系主導更為穩定——當網絡中某個圈子消散或崩潰時，依附其上者會隨之消失，而內部關系主導的圈子則受影響較小。

致密組織和松散組織

隨著營造活動的推進，藍圈結構日漸致密，綠圈結構則始終較為松散。這是由于營造活動的聯系網絡建立于各圈子原本的社交網絡基礎之上。在社會網絡理論中，更高的密度通常代表結構更穩固、更具凝聚性^[5]；從效率上來比較，致密結構也比松散結構更為高效。

扁平式結構和樹狀結構

聯系網絡的扁平式結構和樹狀結構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維護運營階段和權責轉移階段的藍圈之間。維護運營階段的藍圈只包含管理層和執行層；而權責轉移階段的藍圈則發展為包含決策層、管理層、指導層和執行層4個層級的樹狀結構管理模式。從信息傳達和決策效率上而言，樹狀結構的層級管理具有更大的優勢；但扁平結構的管理也具有民主決策和成本較低等優勢。

結構進化與結構固化

在營造過程的不同階段，藍圈的角色（成分、數量及結構）和聯系關系是動態變化的。從維護運營階段到權責轉移階段，綠圈的人數顯著增多，但角色成分和聯系關系未有任何改變。參與者社會網絡的發展不能僅注重角色數量的增加，還需關注圈子結構的進化，以有效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個體視角：網絡中的代理角色

通過分析社會網絡結構的個體參與者的代理角色，可對不同個體在網絡結構中發揮的作用進行解讀。下圖展示了5種常見的代理角色。參與者擔當何種代理角色、行使何種代理功能，取決于其自身和聯系人所屬的群體。同一參與者在網絡中可以同時充當幾種不同的代理角色，關鍵個體在網絡中的位置及其“中介”工作可以提升社區的各項能力，如鼓勵社區參與、優化社區管理、增強社區意識等^[6]。

五種代理角色（改繪自參考文獻[5]）

圈內協調者

在“圈內協調者”角色下，參與者A與所代理的參與者B和C都屬于同一群體，A即圈內協調者。“娃娃農園”營造活動的前三個階段不存在“圈內協調者”，而權責轉移階段的“管理層教師”扮演了典型的“圈內協調者”角色。

權責轉移階段“管理層教師”的自我中心網絡 ? 彭姍妮，周晨，周雅昕

圈外中介者

在“圈外中介者”角色下，參與者B和C屬同一群體，并由屬于另一群體的A來擔任代理人，此時A即“圈外中介者”。在“娃娃農園”的維護運營階段，“高校專家”和“專家團隊老師”扮演了“圈外中介者”的角色。

“高校專家”和“專家團隊老師”的自我中心網絡 ? 彭姍妮，周晨，周雅昕

發言人

“發言人”角色描述了A在分屬不同群體的參與者B和C之間擔當代理人的情況。A能調節從自身所屬群體發出的信息流或貨物流，被稱為自身所屬群體的“發言人”。在“娃娃農園”營造活動中，“高校專家”在設計施工和維護運營階段扮演了典型的黃圈“發言人”角色。

守門人

“守門人”角色與“發言人”相似，但與之呈反向關系——A把持著從外界指向自身所屬群體的信息流或貨物流，被稱為自身所屬群體的“守門人”。在“娃娃農園”案例中“守門人”角色并不典型，僅可見于前期準備階段：“小學校長”作為“守門人”，準許“娃娃農園”營造項目進入育才三小。

聯絡官

在“聯絡官”角色中，參與者B和C分屬不同的群體，A作為代理人屬于不同于前兩者的第三個群體，此時A即“聯絡官”。在“娃娃農園”案例中，“專業教師”扮演了“聯絡官”這一角色，主要表現在維護運營和權責轉移階段。

“專業教師”的自我中心網絡 ? 彭姍妮，周晨，周雅昕

5 結論與展望

研究結論

育才三小“娃娃農園”營造實踐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空間，是一次較為成功的兒童友好型社區營造活動。該實踐聯合“民”“政”“校”“企”四方力量，促使“企”方成功借助外部力量帶動各方參與，撬動了社區內部資源，并增強其內部認同感。在營造過程中，被培育的“企”方最終克服了組織惰性、脫離了外部力量，實現了獨立運營并發展壯大。本研究通過建立這一兒童友好型社區營造活動中的參與者社會網絡，用圖示化語言展現了各個參與者的聯系關系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變遷，并從整體視角和個體視角得出如下結論：

1）整體而言，參與者社會網絡結構表現出自主模式和依賴模式兩個方向。“企”方為自主模式，表現為內部關系主導、致密組織、樹狀結構和結構進化的特征；“民”方為依賴模式，表現出外部關系主導、松散組織、扁平化結構和結構固化的特征。相較而言，自主模式下行動者的圈子更為高效、持久和穩定，更有利于其實現最終的獨立發展；依賴模式下行動者的自我進化能力較弱，若其所依附的圈子不再，則可能快速崩潰。

2）在營造活動中，不同角色發揮的作用不一，在一些關鍵位置上存在功能各異的代理角色。如充當“圈內協調者”的“管理層教師”、充當“圈外中介者”的“高校專家”和“專家團隊老師”、充當“發言人”的“高校專家”、作為“守門人”的“小學校長”，以及作為“聯絡官”的“專業教師”。這5類節點的重要性高于其他節點，是營造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

啟示與展望

以育才三小“娃娃農園”營造實踐為參照，類似的兒童友好型社區營造實踐可有意識地加強自主模式的網絡優勢，同時找出關鍵位置上的代理角色，針對性地促使其發揮代理功能，以此來優化營造的參與者社會網絡，實現信息的高效通達。本文期望從公眾參與和設計策略兩個層面為同類型的社區營造實踐提供啟發性參考。

創造積極的參與者社會網絡

營造活動中的出資者和組織者應當積極運用自身的網絡能力，主動學習以克服自身組織惰性；主要目標群體應強化內部關系、提升凝聚力；營造活動各方的上級管理者擁有較大的話語權；組織者和設計者可憑借自身的社會資源和知識權威地位，為網絡中的其他成員牽線搭橋、促進參與者社會網絡的發展壯大。

兒童友好型社區營造策略

1）充分考慮空間在觀察、教學、科普等多種功能上的適用性，以便在有限的空間中組織更豐富的活動。

2）對空間進行細分，以方便參與者在社區運營階段進行責任區塊的劃分，通過歸屬感和責任心來加強參與者與固定地塊的聯系，有利于提升公眾參與的可持續性。

3）提供“半完成”狀態的空間，鼓勵參與者加入小品、標識、道具等元素，以及植物種植和收獲等環節，充分發揮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有利于增進參與者的內部聯系。

4）通過分期開發，為兒童活動提供足夠的活動場地，同時也為參與者進行空間創造提供機會。

“娃娃農園”中所采用的可以促進公眾參與的空間策略，如圖分別為一米菜園、鎖孔花園、奇趣花園、學習天地、雨水花園、責任區塊、自主設計和建造地塊和自主開辟和施工地塊。? “娃娃農園”團隊

^{部分參考文獻}

^{[1] MacQueen, K. M., McLellan, E., Metzger, D. S., Kegeles, S., Strauss, R. P., Scotti, R., … Trotter II, R. T. (2001). What is community? An evidence-based definition for participatory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12), 1929-1938. doi:10.2105/ajph.91.12.1929}

^{[2] Yi, N., Ichikawa, K., Aiba, S., Koizumi, H., Nakajima, S., Huang, L., … Zhao, X. (2018). Overview of the Salon Themed 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actics of Observation.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294(25), 8-18.}

^{[3] Liu, Y., & Yin, K. (2018). From Space Construction to Community Building: Shanghai Community Garden Practice Exploration.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25), 43-46.}

^{[4] Wu, H., & Guo, S. (2018). From Community Building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Discourse Change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35(2), 107-115.}

^{[5] De Nooy, W., Mrvar, A., & Batagel, V. (2012). Exploratory Social Analysis with Pajak (F. Lin, Tran.). Beijing: World Book Inc.}

^{[6] Morgan-Trimmer, S. (2014). “It’s who you know”: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rough network broker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9(3), 458-472. https://doi.org/10.1093/cdj/bst049}

^{參考引用 / Source:}

^{Peng, S., Zhou, C., & Zhou, Y. (2020). The Establishment and Analyses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Participants in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Building—A Case of the Kids’ Gardens in Yucai No. 3 Primary School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8(2), 36-51. https://doi.org/10.15302/J-LAF-1-020024}

^{編輯 | 王穎 冉玲于 劉芳}

^{制作 | 劉芳}

^{注：本文為刪減版，不可直接引用。原中英文全文刊發于《景觀設計學》2020年第2期“兒童與城市環境”專刊。獲取全文免費下載鏈接請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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