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雅各布斯的人行道上擺攤：邊緣人的謀生之道
觀察與思考
2020-06-19
來源：微信公眾號：城讀
最近，朋友圈被人行道上擺攤刷屏。說起人行道，大概不能不提及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對人行道的經(jīng)典論述。
城市若要創(chuàng)造福祉，應該讓邊緣人有自主經(jīng)營的機會。
最近，朋友圈被人行道上擺攤刷屏。說起人行道，大概不能不提及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對人行道的經(jīng)典論述。這正是美國社會學家米切爾·鄧奈爾(Mitchell Duneier)《人行道王國》(Sidewalk)的出發(fā)點。首先，《人行道王國》所講述的人行道（第六大道）距離雅各布斯寫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時所居之地只有十幾個街區(qū)。第二，鄧奈爾《人行道王國》英語原版出版距離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出版相隔四十年，街道發(fā)生了新變化，出現(xiàn)了一個邊緣化的群體，即在格林尼治村人行道上謀生的貧窮黑人男性（其中不少人有犯罪和吸毒經(jīng)歷、攜帶艾滋病毒、無家可歸），他們中有二手書販、二手雜志攤販、拾荒者和乞討者等。在本書中，鄧奈爾試圖理解“人行道生活如何運作？特別是貧窮黑人男性群體面臨種族和階級的污名和排擠，他們?nèi)绾沃\生？他們?nèi)绾蚊胺噶斯と穗A級和中產(chǎn)階級？他們的行為如何與城市管理機制產(chǎn)生交集？
《人行道王國》幾乎每一章都從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死與生》的相關論述出發(fā)，例如公共人物、街道眼、同化陌生人、失序、人行道生活等，進而論述自己的新發(fā)現(xiàn)，是向雅各布斯的經(jīng)典致敬和繼承。同時本書還是城市社會學芝加哥社會學派民族志研究傳統(tǒng)的延續(xù)。在《人行道王國》中，鄧奈爾講述了在紐約第六大道人行道上工作和生活的男人和女人的社會世界。鄧奈爾的敘述以人物為線索：在經(jīng)過研究對象允許的前提下使用人物真名、展示照片，向我們介紹了許多在他研究中遇到的人，講述他們的故事。這本書的講述具體入微，通過描述在人行道中生活的人來解釋街頭生活的規(guī)范。鄧奈爾將一個邊緣化的群體人性化，而這個群體在不同的時間里，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的群體所忽視或受到法律的制裁。《人行道王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表達了對人行道上擺攤之人的同情，同時也是一本不遺余力、嚴謹?shù)膶W術著作，不僅將人行道上生活方式置于美國的社會結構背景之下，而且還以記者般的嚴謹，竭盡全力追蹤核實那些在讀者眼中可信度可能值得懷疑的線人的說法，比如某人對南卡羅來納州私刑的童年記憶，哈基姆在公司工作的歷史，穆德里克自言對他孫女的無比疼愛。《人行道王國》對于研究對象的酗酒、吸毒、坐牢、公共場所撒尿、馬路上語言調(diào)戲女性等經(jīng)歷和行為亦不諱言。鄧奈爾用多種方式記錄人行道世界的生活，事實可資核查。本書采用了他們的真實姓名，他們的對話被精確地轉(zhuǎn)錄，他們的照片由普利策獎得主奧維·卡特拍攝。
鄧奈爾與芝加哥社會學派民族志研究的淵源
鄧奈爾對私人文件和生活史價值的重視讓人想起W.I.托馬斯；鄧奈爾與研究對象哈基姆的關系類似于薩瑟蘭和康威爾的關系。正如薩瑟蘭多年前邀請奇克·康威爾到印第安納大學一樣，鄧奈爾邀請哈基姆到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參與教授一門社會學課程。鄧奈爾把他的民族志意識歸功于他以前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霍華德·貝克（Howard Becker）以及伊利奧特·利博（Elliot Liebow）和艾利佳·安德森（Elijah Anderson）。然而在這里戈夫曼可能更確切的典范。正如戈夫曼在《瘋?cè)嗽骸罚?961）中為精神病院里的患者發(fā)聲，鄧奈爾在《人行道王國》里為在第六大道上生活和工作的人發(fā)聲。不過，戈夫曼為他研究對象的生活發(fā)聲，而鄧奈爾則給予他們一張臉。這是一個重要的區(qū)別。戈夫曼主要想從理論上理解圣伊麗莎白精神病院病人困難甚至悲慘的境況，而鄧奈爾則想對他在人行道上認識的人困難甚至悲慘的生活進行更個人化的敘事。在這個意義上，可能鄧奈爾更接近于蘇·埃斯特洛夫，她的《整瘋：一項關于美國社區(qū)精神病人的田野研究》（1981）描述了精神病院之外的精神病患者的精神藥理生活，比戈夫曼對于精神病院生活的描述更加個人化。《人行道王國》是一本重要的書，它讓我們得以進入第六大道的社會世界。鄧奈爾重現(xiàn)了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符號互動主義的價值和傳統(tǒng)。并且，鄧奈爾還通過整合新的方法和見解，特別是來自女性主義理論和對話分析，擴展了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改變了研究者寫作的研究對象
鄧奈爾進入第六大道人行道世界的引路人是書販哈基姆·哈桑。鄧奈爾在1992年偶然認識了他，并驚訝地發(fā)現(xiàn)哈基姆的書攤出售自己寫的第一本書《斯利姆的桌子》(Slim’s Table)。在引言中，鄧奈爾講述他與哈基姆相遇不久，他問哈基姆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哈基姆回答:“我是一個公共人物”。鄧奈爾有些疑惑，追問"什么"？，哈基姆解釋：“你讀過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嗎？在那里你會讀到的。”哈基姆的話影響了鄧奈爾對第六大道人行道生活的理解。鄧奈爾回家去翻看了曾經(jīng)讀過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人行道生活的社會結構某種程度上依賴于一些自我任命的公共人物。公共人物需要與一個廣泛的圈子里的人們保持頻繁的聯(lián)系，同時由足夠的興趣成為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并不需要由特殊的才能或智慧來滿足這一功能——雖然他們通常還是擁有如此品質(zhì)。他們只需要出場，同時還要由足夠的對象在場。他們的主要資質(zhì)就是他們是‘公共的’：他們會與各色各樣的人們交談。如此一來，與人行道息息相關的消息就會傳播開來。”
鄧奈爾認為，哈基姆不僅僅是個公共人物，還是某種街道知識分子。哈基姆通過成為販賣黑人書籍的書販，他能夠獲得一種有意義的工作，在經(jīng)濟和智識上都能維持生活。鄧奈爾講述了哈基姆如何在書攤前指導一個22歲的年輕黑人閱讀有關黑人的歷史和種族壓迫制度的書籍，極具教育和啟發(fā)意義。從哈基姆的例子，鄧奈爾認識到,“公共人物的角色并不需要由傳統(tǒng)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來承擔。這些攤販和拾荒者往往無家可歸，卻能遵守規(guī)范和準則；不僅如此，他們在街頭的存在還能加強社會秩序。”
通過哈基姆，鄧奈爾了解到第六大道是一個有著內(nèi)部規(guī)則的世界，二手書販、二手雜志攤販、乞丐以及協(xié)助這些街道活動的相關群體構成一個地位等級。基于7年的田野調(diào)查，收集了20個人的生活史，鄧奈爾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態(tài)度、愿景和自我合理化。在附錄《研究方法陳述》中，鄧奈爾坦言，《人行道王國》的初稿原本不太關注這些不同的故事，而更多地圍繞哈基姆本人的故事，但哈基姆勸他不要這樣寫。盡管手稿已經(jīng)準備好并被出版社接受，但鄧奈爾嚴肅對待哈基姆的建議，把初稿放置一邊，進行更深入的田野調(diào)查，最終重寫完成了后來出版的版本。反過來，鄧奈爾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哈基姆。他邀請哈基姆到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給學生們講課，并請哈基姆為《人行道王國》寫作后記。這也是本書的一個特別之處，既有研究者本人對于研究方法的反思，也有研究對象置身白人研究視角之下對個人主動性的強調(diào)和對研究過程的推進。作為謀生之地的人行道
通過對二手書攤販、二手雜志攤販、乞討者等人行道的不同謀生方式的觀察和研究，鄧奈爾指出人行道對于邊緣群體作為謀生之地的重要意義，“在人行道上，人們能夠合法地進行商業(yè)活動，而這些活動能幫助他們維系自尊和對他人的尊重。盡管在回收垃圾中挑挑揀揀和街頭擺攤看起來制造了混亂，甚至可能導致犯罪，但我?guī)缀鯊奈从^察到這一環(huán)境中滋生的犯罪行為。”
“在人行道上，攤販、拾荒者以及乞丐中已經(jīng)發(fā)展出了經(jīng)濟角色、復雜的分工以及鼓勵他們嘗試‘更好’的生活的導師，這就是人行道上隱性的社會結構。”
因此，鄧奈爾對于"破窗理論"所引申出的注重秩序、消滅任何失序現(xiàn)象的社會政策提出異議，“一個社會正確的應對方法不應是將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被遺棄者驅(qū)逐出公共空間，一個存在極度貧困問題的城市若要創(chuàng)造福祉，其重點就是能讓邊緣人有自主經(jīng)營的機會。”
[美] 米切爾·鄧奈爾 / [美] 奧維·卡特，馬景超、劉冉、王一凡譯，人行道王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Manning, Philip. 2001. "Sidewalk." Symbolic Interaction 24(1):113-116.Hopper, Kim. 2001. review of Sidewalk by Mitchell Duneier, Social Service Review, 75(1):1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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