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設計真正“落地生根”的文化景觀？

作為“調解人”的景觀設計師

——文化人類學視角的解讀

Landscape Architect as “Mediator” 

—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河合洋尚 | Hironao KAWAI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全球現象研究部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東京都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

景觀人類學的基本視角

文化人類學是針對國內外“異文化”的研究，其主要方法是由人類學者到國內或海外的不同族群居住，通過長期參與來觀察、理解當地人的行為模式、思考方式及世界觀等，其研究對象也包括各個民族/族群與周圍環境的多樣關系。近年來文化人類學開始關注景觀，景觀人類學領域由此興起。在該領域內，景觀一般被定義為“被人為地賦予了文化意義的環境”，景觀人類學所探討的是不同族群利用各自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和意識形態等，賦予環境以文化意義的過程[1]。

人們在全球時代的正式經濟條件下創造了多種多樣的景觀，而景觀人類學的著眼點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多發的景觀沖突，例如在全球空間普遍均質化的過程中，許多地域都出現了帶有顯著地方特色的景觀。這其中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開發商、旅游公司、學者等“外部人”創造的“外部景觀”，主要為了維護殖民地統治或推動地方經濟發展。而這類外部景觀卻與當地居民等“內部人”的記憶和生活實踐中的“內部景觀”相悖，諸多社會問題因此頻發。

文化人類學家帕梅拉·斯圖爾德和安德魯·斯特拉澤曾以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的原住民都那人為對象，進行了探究[2]。研究結果表明，都那人對環境的認知與其生命觀息息相關。都那人認為，去世的人的尸體將變成土地中的“油”，由祖先的生命能量構成的土地能夠為子孫帶來繁榮。

^{都那人會將先人的墳墓搭上簡易稻草棚頂，其旁邊就是種植番薯的地塊。隨著時間推移，墳墓漸漸與番薯園融為一體。}

^{? P. J. Stewart & A. J. Strathern Archive}

由于這一認知，1999年當開發商在當地安置巨大的石油挖掘機時，都那人立刻緊張起來，生怕這機器將土地中的“油”汲取上來[2]。通過該案例，斯圖爾德和斯特拉澤指出，對開發商而言毫無特別之處的場地，卻可能是當地人視若神圣的頗具文化意義的環境。因此，人類學家不僅需要探討當地社會的環境認知，更要保護對當地人來說不可缺少的景觀。

^{大規模石油鉆探設備顯著地改變了新幾內亞當地原始的山林景觀。}

^{? Arimele Nakisi}

族群文化與景觀設計

2004～2017年，筆者按照景觀人類學的視角與方法，在中國廣東省的廣州和梅州進行了城市景觀建設方面的田野調查，并以此對景觀人類學的調研方法及其對景觀設計過程的影響進行了總結。

廣東省98%以上的人口為漢族，基本可分為三個族群——廣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廣州是廣府人的主要居住地，而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這兩座城市的政府和開發商等分別以當地各自的族群文化為基礎，構建城市景觀。

調研方法

首先選定幾個社區（村落），在此居住，一邊訪談一邊觀察當地人對環境的認知及其行為；同時考察當地的親屬關系、社交網絡、經濟結構、節慶活動、飲食習俗、民間信仰、風水等其他社會文化因素，以及當地居民在性別、年齡、職業、經歷等方面的多樣性。另外，人類學家還需探討當地的政府、學者、媒體是如何用“科學”方法，尤其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總結出各族群文化的特色的，以及設計師又如何利用這些特色進行景觀和建筑設計。由于當地居民往往無法直接表達出他們與環境的關系，因此人類學家需要通過長期的現地考察來理解景觀和其他文化因素。

研究發現

在廣州的老城區，青磚、滿洲窗、趟櫳門等建筑元素被定義為具有廣府文化特色，常被應用于當地的建筑、裝飾等設計中；在梅州，圓形土樓被定義為具有客家文化特色，設計師青睞于利用該形狀元素設計博物館等公共設施。但設計這些外部景觀的不一定是深入了解當地生活的本地人，因而這些設計可能會與當地居民所熟知的內部景觀相背離。

^{廣州老城區的滿洲窗（左）與趟櫳門（右） ? 河合洋尚}

不可否認，當地居民包含了不同背景的居住集體。比如，在廣州的老城區便有老廣州和外來者的區別。前者可能來自當地不同的村落和社區，后者則包含了分別于改革開放前后移居至此的工人、商人和上班族等。由于背景不同，他們對景觀的認知和實踐也就各有差異。

一方面，一些外來者積極接受外部景觀的意象，自費用青磚、滿洲窗、趟攏門等建筑元素改造自己的住所或店鋪[3]；但另一方面，部分老廣州人將這些外部景觀的建設視為“穿衣戴帽”工程。他們常說，青磚、滿洲窗、趟櫳門屬于過去當地的高級文化，并不能代表普通廣州人的日常生活。筆者在廣州做田野調查時，經常聽當地人說這些景觀是“假”的。舉例而言，傳統上趟櫳門的橫木數量一定是奇數，因為奇數才有避邪作用，但近年來設計的不少趟櫳門橫木數量卻是偶數。

滿洲窗于清朝時期傳入嶺南，由于工藝復雜、所用玻璃需從歐洲進口，因而僅有當時的權貴之家有財力使用。今廣州市荔灣區尚完整保有典型滿洲窗的古建筑之一——西關大屋（下圖）即為清末富商的家宅。

^{? 古建中國}

此外，21世紀以來，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不少城中村建起了牌樓。其中不少牌樓的建立引發了村民的極度不滿，主要原因在于牌樓的位置不在村落的邊界，且牌樓的顏色是與青磚一樣的灰色，這在村民看來是不太吉利的。村民期望建立與臨近村落同樣的米黃色牌樓）[4]，以強化彼此間的友好關系。由以上實例看來，當地居民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與當地的社交網絡、民間信仰、風水等因素密切相關。而設計師若不了解當地的“異文化”，設計結果便可能引發當地居民的不滿。

^{廣州地區含有樓頂的米黃色牌坊。? 河合洋尚}

設計啟發

來自日本的文化人類學家兼設計師片桐保昭認為，設計師是“信息處理的核心”，即通過參考多種多樣的既有形態，以及科學背景與本地文化，創造新的設計形態的能動體[5]。如果設計師能夠按照這個理念探究了解村民的社會網絡和文化背景，設計出的牌樓便可以緩和與村民愿景之間的沖突。

關于這一點，筆者認為位于梅州的中國客家博物館是較為成功的案例之一。從“科學”背景來講，中國客家博物館的外觀類似于圓形土樓。而梅州在歷史上并未出現過圓形土樓，其傳統民居以圍龍屋為主。盡管從表面看來這座博物館的設計還是背離了當地居民的生活，但實際上，中國客家博物館的空間結構是與圍龍屋相近的，且在博物館的“上廳”部分，設計了仿照圍龍屋入口的圖案[6]。類似的設計上的“小趣味”在某些時候可以緩和文化景觀中出現的問題。

^{廣東省梅州市中國客家博物館外觀（上）及其內部“上廳”門口部分（下）。? 河合洋尚}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說，除了符合科學背景之外，在設計中適當納入當地的文化因素也是重要的策略。設計師可以做科學和文化之間的“調解人”，通過“小趣味”的設計表現出和諧的景觀。要著重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居民往往難以明確意識到自身與景觀的關系。僅通過圓桌會議或者說明會一類的方式，是很難了解當地居民對景觀的關注點的。因此，設計師不僅需要概括并應用“典型”的文化特色，更應充分學習文化人類學視角下探究景觀的方法與實踐，深入了解當地居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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