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彈性城市？

彈性似乎是現在都市生活圈經常探討的話題。盡管仍然存在一個小問題，即我們對這個詞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

有兩個定義在流傳著。第一是源于材料科學，第二個是源于生態學。

我們考慮一個物體，一個具有某種形式和力量的物體，然后施加壓力。物體會接受并對這種壓力作出反應，彈回到初始的形狀和強度。從材料科學的角度看，這個物體表現出了彈性。

現在，我們考慮一片叢林。叢林里有各種各樣的物種，從微生物到熱帶樹冠。同樣給他們施加壓力，例如干旱。一些物種會滅絕，而另一些物種則會繁衍生息。最后，叢林跨越了一切尺度后保持了足夠廣泛的物種多樣性。因此，它很有可能以類似的方式在范圍內的下一次壓力中存活下來。從生態學的角度看，這片叢林表現得很有韌性。

在這些定義中有三個主要的不同點：（1）作者的學科；（2）壓力反應的對象；（3）當壓力平息后我們會看到什么。

物體的形狀和強度是有意識地設計或以自上而下地方式指定。但在叢林中卻不是這樣的了。它有物理、地質和地理。這一物理性提供了支持各種大小物種的生態位。因此，叢林的本質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書寫的。除了復雜性外，它還保留了一些隨機的、不可預測的、嵌入其行為中的隨機因素，例如物種變異、地理環境變化、行為改變等等。這都超出了預測模型的能力。

同時存在的多樣性和隨機性決定著叢林對壓力的反應。它對變化作出反應的能力是隨著時間發展的。除此之外，一個物體可能是復雜的，但它對壓力的反應能力總是局限于最初由創造者定義的邊界。

現在的目標與過去的目標一定是相通的。現在的叢林卻沒有這樣的負擔。只要滿足跨尺度的物種多樣性問題，后壓力時代的叢林與前壓力時代將截然不同。

后壓力時代國家

圖片中的文字：據《紐約時報》報道，在颶風桑迪過去6年之后，官員們承認，“他們沒有保護大部分金融區的計劃”。

城市的困境在于彈性的兩種定義都在變化。

以紐約市為例。壓力可以是一場風暴，類似于最近記憶中的颶風桑迪。當這個力作用于城市結構時會發生什么？首當其沖的就是城市洪澇。交通基礎設施基本癱瘓。影響深遠的停電事件會發生。機構網絡收到高度重視。這個城市的物質都被嚴重征稅。甚至生命也失去了。

至此，彈性的物質科學定義正在發揮著作用。城市被期望著能夠在洪水平息后恢復到風暴前的狀態。風暴前城市的形狀和強度被期望著在風暴后也能一樣。特別是在城市的公共系統方面，即已經由不同的城市機構自上而下的方式編寫的系統。如果風暴后的城市不能達到預期的風暴前的狀態，我們就假設風暴超出了城市的能力。

我們考慮另一種力量。一場社會經濟危機，類似于上世紀70年代紐約市瀕臨破產時所面臨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壓力，以及在那些年里目睹的大規模城市移民和流離失所。當這樣的壓力沖擊城市時，社會經濟網絡里的某些部分就會崩潰、衰退、消失。而另一些部分會找到機會，獲得力量，繁衍生息。

在這樣的一場社會經濟危機之后，城市反彈到的狀態不一定是危機前的狀態。如果它是一個彈性城市，那么它只是以一種保持一定的社會經濟多樣性的穩定方式進行自我重組。危機后的城市可能與危機前的城市相似，但這是沒有必要的。讓事情變得更為有趣的是，這樣的壓力也發生在更小的尺度上。

負擔的設想

城市既是物體，也是叢林。然而，當我們談到城市彈性時，我們總會忘記叢林，專注于物體。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歷史負擔。正如我們今天所理解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仍然嚴重地影響著城市化的基礎。從遺傳學，到性別規范，到移民，到經濟結構，到家庭習慣，這是一個專家階層不斷壯大的時代。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圍繞著一個可接受的城市的既定遠景來控制和塑造這座城市。對于一個對城鎮、大型郊區開發和烏托邦愿景高度感興趣的時代來說，這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大型項目與城市相似，但本質表現為大型凈化建筑對象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創作和控制。

城市彈性帶給當代城市學家帶來的挑戰是必須同時平衡物體和叢林。在基礎設施、制度、能源和浪費系統、碳足跡等領域，我們必須在以材料學的方式來定義彈性。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我們必須以生態學的方式來定義彈性。

在目標領域，城市在視覺上得到了維護、細化、完善。在叢林的領域，城市的愿景必須被拋棄。相反，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權利和公平獲得城市機會等等，這些都是必須在城市面臨的所有壓力中始終要考慮到的元素。但是，我們必須放棄城市類型中我們的作者身份和城市的視覺，以此來實現架構下的塑造。即城市必須自我塑造。

如果我們不賦予城市這種自我塑造的能力，我們就剝奪了城市結構的隨機性、不可預測性和創新性。我們所剩下的不是一個城市實體，而只是一個看起來像城市實體的物體。不是叢林，而是修剪得像叢林的景觀。

譯者：潘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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