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Weller：從制作盆景到設計星球，是災難還是重生？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憑借科學進步與技術創新，不斷對資源環境的開發極限與自然生態的運轉規律發起挑戰，終于在近兩百年的繁榮后迎來了全球生態惡化的嚴峻挑戰。但理查德·韋勒教授認為，這也是一個重新審視人與地球關系的絕佳機會：對自然規律保持敬畏而不輕率設計，為捍衛人類共同的生存而大膽創想，這正是未來景觀設計師所應努力的方向。

^{理查德·韋勒}

^{Richard Weller}

邁爾森城市化基金會主席、賓夕法尼亞大學景觀系系主任與伊恩·麥克哈格中心聯合執行總監，研究領域為城市規劃、區域與國家規劃。近期研究聚焦于全球生物多樣性與城市增長的熱點區域。

01 人類的角色

從“主宰星球”到“管理星球”

如今，“人類世”（Anthropocene）一詞已經廣為人知。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將其定義為“人類真正開始擁有改變環境的能力的時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第一次工業革命為起點，至19世紀末為止，西歐、北美、亞洲等地區陸續掀起技術革命，并享受到生產力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巨大紅利；第二階段約始于20世紀50年代，也被稱為“急劇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瘡痍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被逐漸抹平，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也日益凸顯。眼下，這一階段也即將告一段落，我們正在邁向人類世的第三階段：星球管理（planetary stewardship）。

“星球管理”階段的開啟意味著我們與地球之間的關系完成了一次重大轉折：人類必須以更謙卑、更謹慎的姿態來妥善照料自己獨一無二的家園。在此之前，人類一直憑借自己獨特的創造力持續地開發自然環境以造福自身，儼然一副萬物盡在掌中的主宰者姿態，卻一直低估了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嚴峻性。在我看來，這著實有些辜負我們的祖先從神祇那里獲得的預見與反思的智慧。

古希臘神話中，人類是由“預見之神”普羅米修斯用黏土造出的。他還將智力與生存技能也賜予了人類，使他們不同于一般的動物。

02 人類的處境

被迫直面全球性生態危機

2009年，生態學者斯圖爾德·布蘭德（Stuart Brand）說：“人類如同（地球的）神，也必須扮演好這一角色。但如果是在40年前，我會說：‘人類如同（地球的）神，也應該能夠扮演好這一角色。’”正是愈演愈烈的全球氣候變化令他不再樂觀。再加上全球人口持續膨脹的壓力，擺在全人類面前的生態危機可能嚴峻得超乎想象。

我們來看一組估算：到2100年，全球人口預計可達到100億。若以當前美國的人均生態足跡計算，屆時全球的森林覆蓋率需達到88%，才能吸收這些人口所釋放的全部二氧化碳——這意味著目前占全球陸地總面積約33%的沙漠也必須被改造成森林，且如此大規模的植樹造林勢必擠占大量耕地，對糧食安全造成威脅；若以當前美國的人均食物消費水平計算，到2100年，供養這些人口所需的農田面積相當于目前全球陸地面積的93%。由于農田的功能較為單一，這又將對全球的生態系統服務供給造成極大的沖擊，而適宜涵養生物多樣性的陸地面積可能僅剩4%。更有學者提出，未來應將50%的地球陸地面積恢復為自然荒野狀態，用于保護生物多樣性；按眼下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計算，要完全吸收過量的碳還需再種植面積相當于2.5個印度的森林……

這些簡略的計算展示了生態意義上的“寸土寸金”，為未來人類的生存敲響了警鐘。

那么，人類已有的科學知識與技術儲備是否足以應對這一危機？我們有多大的把握重構一個適宜生存的新生態系統？遺憾的是，答案恐怕不容樂觀。

早在18世紀末，人類已經開始探索人工生態系統的構建方法，例如發明了玻璃盆景（terrarium）以保護珍稀、美麗的植物免受外部環境的污染，同時更便于保存和運輸。隨著技術的發展，這種“盆景”的規模越來越大，甚至與當時的園林景觀設計相融合——法國的凡爾賽宮花園、英國的世博會展館水晶宮、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巨型裝置“生物圈”都是典型的例子。1991年，“生物圈2號”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沙漠里建成并正式投入運行，它完整地模擬了森林、海洋、草原、沙漠與人工建成區等多種生態系統模式，寄托了科學家們掌控自然運行規律、重建自然生態系統的期望。

^{玻璃盆景（terrarium）實質上是一種微型的封閉人工生態系統。}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著名的園林與建筑都在試圖“將自然關起來 ”。}

然而，此類實踐多以失敗告終。被人為地與自然界阻隔開來的植物往往在盆景里活不了太久，“生物圈2號”也在運行約2年后崩潰，《時代》雜志批評它為“20世紀最糟糕的創意之一”。但我以為這次實驗有著非凡意義：它恰恰證明了人類對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認識還十分淺顯，沒有能力創造出完美的人造自然生態系統。換言之，人類還無法勝任“能夠主宰地球的神”這一角色。目前，在計算機和數字化等技術手段的輔助下，我們已經可以對自然生態過程與現象進行模擬，但相對于重建生態系統的終極目標而言，這些進展還遠遠不夠。

^{“生物圈2號”的規劃圖（上）與運行2年后的狀態（下）對比。}

03 人類的行動

從自然保護區到“全球生態公園”

如前所述，我們正處在一個兩難境地：一方面，我們還無法充分地理解復雜、深奧的地球自然生態系統及其運轉規律，另一方面又必須即刻承擔起“星球管家”的職責，遏制全球的生態惡化趨勢。還好前人的實踐至少已經告訴我們一點：將想要保護的事物禁錮在封閉的系統里、與整個生態圈隔絕開來的做法并不可取；選取有足夠代表性的生態保護區并將其連接起來，構建大尺度的全球性生態網絡，才是未來人類的生存之道。

全球現有391個生態保護區（ecoregion），它們共組成了36個生物多樣性熱點區，其中已達到生物多樣性保護要求的土地面積占比目前為15.4%。根據聯合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設定的目標，到2020年，這一比例須提高到17%。這一目標看似容易達到，但實際操作起來并不容易。現存的許多生態保護區仍是碎片狀、孤島化的，被多種其他土地利用類型包圍或隔離，彼此間很難直接建立空間聯系；若僅從數量上計算，新增的保護區面積相當于69萬多個紐約中央公園，將它們首尾相連起來，其長度可繞地球赤道70圈！因此，這是一項極其龐大且極具挑戰性的工程。

第一張圖中的彩色區域為當前的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區，紅色部分（代表尚未達到“17%面積的土地受到保護”的目標）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要改善這一現狀還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在過去5年里，賓夕法尼亞大學設計學院的師生們圍繞這項浩大工程面臨的現狀與實施可行性進行了許多研究，并在洲際尺度上提出了“全球生態公園”（World Park）這一構想——通過建立新的大尺度廊道，將全球范圍內的國家公園連接起來，為瀕危物種創造安全的遷徙通道。這些廊道會經過許多岌岌可危、亟待保護的生物多樣性熱點區，以敦促各國政府優先對這些區域采取生態保護措施。這一構想主要包括兩條“全球生態公園路徑”，一條連接北美洲與南美洲，一條連接亞洲、歐洲與非洲，共串聯起38個國家，總長度約6萬公里，徒步走完這兩條路徑將花費超過5年的時間。

^{“全球生態公園”示意圖。深色虛線為研究建議新建的生物多樣性廊道。}

此外，我們也十分重視城市擴張對區域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威脅，尤其是在城市建成區邊緣與自然郊野交界處（peri-urbanism）發生的生態沖突——在這種交界地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速度與規模往往更快、更劇烈，但這一問題尚未得到景觀設計師們的足夠重視。我們呼吁加強對城市周邊地區綠帶和生態網絡的科學規劃與設計，西班牙巴塞羅那市就是很好的參考案例。上述主要研究成果在《世界末日地圖集——人類世的開端》（Atlas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 — Atlas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hropocene，2018 ALSA專業組研究類獲獎作品）中均有收錄。

巴塞羅那市城郊的生態綠帶有效緩解了擴張的城市與郊野生物棲息地之間的沖突。相比之下，澳大利亞珀斯市的城市建設則沒有充分地考慮保護自然郊野環境。（左滑查看其它圖片）

“全球生態公園”的設想其實遠沒有聽上去那樣天馬行空，在過去的數年中，人類的許多努力已經使這一全球尺度的生態網絡初具雛形，如位于縱貫北美落基山脈的Y2Y生態廊道、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的“綠色之墻”（the Great Green Wall）項目，以及中國的“三北”防護林和俞孔堅所于2007年提出的“國家生態安全格局”等。這其中有自上而下的國家級造林工程，也有由無數社區參與的自下而上的農業改善項目，不同的項目執行與參與模式為各國之間彼此借鑒提供了參考。

^{景觀設計的關注點逐漸從“局部封閉“向“全球連接”轉變。}

不知不覺地，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身處“設計星球”的宏大進程之中。我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致，共同努力，使這項有史以來人類最偉大的設計作品成為現實。

*本文根據Richard Weller教授3月6日在北京大學的主題演講《如何（不）設計星球？》（How (not) to Design a Planet）內容整理而成。插圖均來自演講幻燈片。

整理 、編輯 | 王胤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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