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亞洲：城市化的“正軌”與歧路

　　急功近利的急躁病侵蝕中國社會太深，歷史上國人很多次吃過急功近利的虧，到“大躍進”“文革”便是大潰瘍了，迄今尚未有痊愈。但每次吃虧都沒有讓我們長記性，仍然還在不斷地急功近利著。中國式的城市化越來越像是“大躍進”的現實版本，那時候是砸鍋煉鋼鐵，現在是圈地拆房蓋高樓。“大躍進”的惡果是導致三年大蕭條、中國經濟陷入死胡同；城市化“大躍進”的結果是“城市面積擴張了50%，城鎮人口只增加了26%”。 

　　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農地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城市化進程滯后，現在進行人口統計，居住半年以上即按城市人口統計，事實上沒有享受市民待遇，造成大量“偽城市化”農民。因此最大問題是下定決心，將被征地農民城市化作為改革重點。甘藏春所稱的“偽城市化”農民，反映了一種“不完全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狀態，產生“偽城市化”農民的根源是“偽城市化”。 

　　觀察“偽城市化”現象，有多個切入點。土地財政是目前畸形城市化的最直接驅動力，甘藏春從土地權益的視角，闡釋了一種奇特的中國城市化現象：土地城市化了，人卻沒有城市化。地方政府在城市化突進的進程中，覬覦土地增殖的收益，以推進城市化為名，進行帶有掠奪性特點的選擇性征地，逃避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致使名義上實現城市化的農民，未能獲取城市化的應有收益，難以獲得城市居民對等的公共服務，造成城市化水平虛假提高。 

　　太多的中國城市是在幾年間急劇膨脹起來的。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造城運動中，相關地方政府部門、銀行與開發商結成的利益集團，將古老的“五行說”之中的“土生金”（即土地價值）理念演繹得淋漓盡致，沒有什么法律、道義的力量能夠阻攔利益集團的推土機。原來推土機只是推平城市郊區的耕地、菜地、林地；時下，推土機已經駛入農村，開始對準農民的宅基地。在安徽、山東等多個省份興起的“滅村運動”，將農民“請上樓”，將農民人為升格為無就業途徑、無收入來源、無基本保障的“三無”市民。 

　　土地“城市化”了，人卻沒有，何也？道理其實很簡單：土地可以賣錢，人不能；土地增加財政收人，人增加財政支出；土地是“寶貝疙瘩”，人是“大包袱”。在地方官員眼里“地貴人賤”，所以土地搶著要，人搶著扔。在“十二五”規劃討論的時候，某特大城市的市長就說過，按照該市現有的財力，可以讓現有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達到中等收入發達國家水平，但如果把八百多萬農民工加進來，他就一籌莫展。中西部一個靠石油發財的地方實行全民醫療，其本地人口20萬，外來打工者30萬，但他們仍然說，即使財政有錢也不會考慮外來打工者。 

　　中國城市化大致是從新千年后開始加速的。2000年至2008年，短短八年時間，中國城市化率從40%提升至47%，每年接近一個百分點。但是，在城市化提速的同時，農村的問題卻有目共睹：大多數傳統農區村莊破敗，優質耕地大量流失，農業經營者老齡化、兼業化，留守兒童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群體性事件增加等。當前，中國城市高度繁榮下的農村衰敗是一個嚴峻的事實。城市快速發展，農村凋敝，如此畸形的城市化，并非人們所期待，事實上也難以持續。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們之所以從鄉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化的過程是部分農村土地變成城市用地的過程，更是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過程。城市化的真正標志是進城農民有完全的市民權益，包括享有均等化的教育、醫療服務、就業機會、社會保障等的供給。城市化是最典型的空間生產現象。如果作為空間生產的城市化，以社會公共利益的名義，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利，使城市化的增益并不在人與人之間公平地分享，那么它就是不正義的，自然會生出“不平之鳴”。 

　　現今的情形是，由開發商主導、政府參與分肥的城市化，農民的生存空間不是被拓展了，而是被擠壓了；利益不是被維護了，而是被犧牲和損害了。城市空間擴展很快，人口增長很快，但許多是流動人口，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大多數中國當代城市宛如被抽離了社會內容的三明治，只剩下權力與資本兩塊面包，枯燥而乏味。城市的價值目標主要被定位于“拉動經濟”，出現顯著的“物質化”與“軀殼化”的傾向，這顯然不屬于范長江所指的“以一般社會福利為中心的正軌”。在巨大的階層利益分化的背景下，城市化的動力何來，城市化的初衷何在，城市化的結果將會怎樣？ 

　　解決當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只有靠城市化——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津津樂道于此。地方政府和民眾似乎都等不及上百年來的“城市化夢想”，試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予以推進。事實上，中國新一輪的城市化，不在于下多大決心、用多少年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也不需要用一堆數據來論證城市化有多么重要，根本的問題在于，我們需要怎樣的城市化。城市歸根結底是為人服務的，如果追求城市化超過現實需要，無視一般社會福利，城市化必然步入歧路，在大興土木、勞民傷財之后徒然落下一具光鮮而毫無生氣的空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