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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研究最初在美國作為社會學的一部分,起步于20世紀20年代,到了60年代,它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跨學科的新興學科在美、英、德等國發展起來。在我國,美國城市史作為美國歷史的一個新的分支學科在80年代興起。我國的美國城市史研究雖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且研究領域也在不斷地拓寬。在研究美國城市史為數不多的先行者中,王旭即是其中一位。
王旭師從東北師范大學美國研究所的丁則民教授。丁教授在多年研究美國移民和邊疆史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對城市史產生興趣,并在其主持的國家項目《美國內戰與鍍金時代》中將城市史列為專門研究課題。王旭從80年代初涉足于美國城市史研究至今己將近20午了,具有扎實的基礎和深厚的功底。《美國城市史》一書可以說是王旭近20年來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此之前,我國尚無由國人自己撰寫的對美國城市的發展歷程作全面論述的專著,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城市史》一書起了很好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城市問題研究熱潮持續不衰,其中以有關城市化道路的研究最熱,但大部分的研究僅限于中國城市化本身,關于國外城市化研究和比較研究則為數有限,且內容大多空泛甚至還出現誤解。王旭認為,"這當然遠遠不能適應城市化研究和我國對外開放的實際需要。對此,我們專攻國外城市史的學者,包括我在內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美國是一個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國家,了解美國的城市化道路,從中尋求某些規律性的認識,對處于城市化初期的我國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因此,"對美國城市發展進行一番全面介紹和探討,及時為我國城市化研究提供更準確的借鑒,顯然是很有必要的。這種想法日趨強烈,最終促使我完成了這部書稿"(后記,第363頁)。在學者責任心的推動之下,《美國城市史》一書于千禧年之交面世了。
王旭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其研究城市史的難度是很大的,既要區別于地理學、人口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又要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運用其研究方法,但同時又必須突出其歷史學科的特點:從歷史學角度研究城市史強調社會歷史的全局,把城市放在歷史發展的整個進程之中,研究其產生、發展和走向成熟的過程,從而發現、總結其歷史規律。從對該書的整體把握而言,王旭做到了這一點。他在書中并沒有籠統地從頭講到尾,而是將全書內容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是殖民地時期到1920年——美國成為城市化國家;下篇是1920年至今——美國成為大都市區國家。之所以這樣劃分,主要是由于王旭認為在城市化進程方面,20世紀前是美國追隨歐洲發達國家之后,沿襲傳統的城市化道路;進入20世紀,尤其是20年代之后,美國就領各國城市化之先,城市發展越來越多地帶有"先導"的特征。美國的城市發展可以明顯地分出兩個階段,且第二個階段是一個新現象,目前很少探討,因此把它作為獨立部分加以專門論述,突出其創新點,不僅有利于認識美國城市發展的主導趨勢和階段性特征,而且對于了解乃至比較世界范圍內的城市化也很有借鑒意義。王旭這樣處理,既縱觀了歷史全局,又抓住了各個時期的特點及美國與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異。他先將美國城市化放到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潮流之中,分析其必然產生和發展的共同規律,然后,根據美國的歷史特征,發現其城市化的獨特之處,既將個性蘊于共性之中,又從其共性之中突出其個性,這樣,使得該書對美國城市史的研究由宏觀走向微觀,又能從具體研究中走出來,避免陷入微觀而不能自拔。筆者認為,王旭通過這樣研究升華而成的歷史規律和歷史教訓,對于我國的城市發展和經濟建設,必將有所借鑒。
再三細讀全書,筆者認為,治史嚴謹是該書最大的特點。"王旭本著科學的研究態度,對美國城市史學界的一些定論提出了質疑。作為中國學者,無論資料占有,還是實地考察,王旭均無法與美國學者相比,但他以令人信服的論證、富于理性的辯解,反駁了美國學界的一些普遍觀點,能夠做到尊重歷史,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實為勇氣可嘉,亦難能可貴,值得欽佩。下面筆者即舉例以說明之。
如在談及美國南部城市化時,美國絕大部分研究南部城市的學者都認為,南部城市化雖然速度較慢,但與美國其他地區的城市化基本相同。持類似觀點的有著名南部城市史學者布菜恩·布勞內爾、理查德·霍普金斯等人。王旭認為,這些看法排斥南部城市化的特點,有失偏頗,且"忽視甚至抹殺南部城市與其他地區城市化的區別,勢必妨礙人們對南部經濟持續落后的原因展開進一步的探討"(第98頁)。因此,王旭依據史實,著重闡明了19世紀南部城市化的特點,進而分析了它對南部經濟的影響。
王旭認為商業發展狀況在南部城市化諸因素中居主導地位。1820一1860年間,美國經濟的發展使全國形成了三大專業經濟區:東北部、中西部和南部,其中南部側重于工業原料,主要是棉花。南部的主要城市分布在南部的邊緣地帶,就整個南部而言,城市化水平相當低。城市的地域分布鮮明地反映了南部城市化的特點。南部的工業社區非常少,導致南部工業經濟落后而薄弱,不僅無力帶動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因此對農業原料需求很少,不能刺激農業的多樣化,這樣就影響了南部城市在商業貿易中的競爭能力。由于單純從事商業活動,南部各城市間的有機聯系很少,因而未形成南部城市體系,反而更依賴東北部,處于類似"殖民地"的狀態中,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有限的商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南部城市化有其自身特點,它并不具備農業經濟和工業化的堅實基礎,不是本地經濟自然而然協調發展的結果,而主要依賴于外力的作用,它的依賴性使它長期受控于北部,經濟持續落后。由此可見,南部城市化顯然有別于在生機勃勃的工業化過程中興起的東北部城市化和西部城市化。
除此之外,王旭還駁斥了美國學界普遍持有的西部城市化模擬東部說;駁斥了美國史學者據70年代美國非都市區人口增長率超過大都市區人口增長率的統計數據而得出的大城市已衰落的"逆城市化"論;駁斥了西方新聞界大力喧染的"陽光帶"之崛起與"冰雪帶"之衰落的觀點……他不迷信權威,不囿舊說,均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王旭的這種種精辟見解,的確讓人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
筆者認為該書的第二個特點是勇于創新,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視角。
郊區化是美國城市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城市史學界對美國郊區化的研究起步較晚且成果較少,從80年代后期起步至今,專門論述美國郊區化的論文也不過幾篇而已,散見于各大學學報等刊物和論文集中,至于專著、譯著和論文集就更加寥寥無幾了。王旭對美國郊區發展情況的介紹是對國內城市史學界薄弱領域的極好補充。他著重探討了汽車和零售業(以購物城為例)對郊區化的影響,他認為汽車的普及促成了郊區的發展,而購物城的興起又進一步強化了郊區的優勢。其中,汽車的普及對美國郊區化起了促進作用,這是國內外城市史學界達成的普遍共識,國內的學者如李紅梅等和美國城市史學家肯尼恩·杰克遜等人對此均有論及;但國內城市史學界就購物城作郊區化研究的人就很少了,即使有所提及也只是一帶而過,論述得并不充分。可以說,王旭從一個新的研究視角——以購物城(或稱購物中心)為切人點對美國的郊區化作了非常細致深入的研究。
郊區購物中心是美國郊區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美國城市史學界的一些學者[5]從購物中心著手對美國郊區化作過深人研究:科恒和漢切特探討了犧牲城市發展郊區的政府政策,論述了購物中心在戰后美國社會生活和公共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后者著重從政府的稅收政策角度加以闡述;杰克遜則將購物中心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之下加以考慮,分析了美國為什么會有一個如此有利于購物中心發展的環境及購物中心何以能產生如此廣泛的吸引力的原因,并對購物中心的社會和經濟影響進行了論述。
王旭既吸收了美國城市史學界同仁的一些見解,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購物城與郊區化一樣,是20世紀美國社會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現象"(第196頁)。他指出,購物城的出現實際上是人口構成變化的反映,是種族分離的一種新形式,因為購物城大多設在郊區,而郊區居民主要是白人中產階級、社會上層和高收入者,黑人、其他少數民族及低收入者則聚居在市中心區,郊區購物城是戰后城市化空間結構和零售業變革的集中體現。他還細致分析了購物城的種種優勢,如提供多種便利,適應郊區中產階級居民的需要,管理科學而有效等;同時也指出其負面影響:使種族與階級的界限更加分明,犧牲少數民族、窮人及工會的利益,過于奢華,千店一面,娛樂和美學價值弱化等。王旭的這些看法都是國內別的學者所不曾涉足和涉足較少的,確實比較新穎。
書中還論及美國革命與城市的關系,指出"美國革命帶有很強的城市色彩(序言,第4頁),除了王旭和陳海宏之外,很少有人論及于此;論及婦女參政權與城市社區改良運動,提出"婦女成為美國城市舞臺上一文活躍的力量"(第132頁),上述種種觀點都是從一些較新的視角來研究美國城市發展歷程的,這給后來者以啟迪。
筆者認為該書的第三個特點是材料翔實,文字流暢,圖文精細。《美國城市史》一書廣泛吸取了西方城市史學界的較新材料和研究成果,參考資料尤其是外文資料極為豐富,僅全書參考的外文書籍就達62本之多。王旭還充分運用了國際互聯網,從網上下載了許多第一手資料,極大地充實了該書的內容,并增強了該書的可信度和說服力。此外,書中還穿插了30幅具有各時期特色和代表性的插圖,是對文字敘述的極好補充,有很好的直觀效果,極大地增強了文字的說服力。
《美國城市史》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新的探索,但筆者認為書中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略作表達以求教于作者。
關于城市大眾文化,美國史學界已經作了相當多的研究,國內學者史明正和姚波、查日新等人[7]均對此有所介紹:大眾文化的涉及面極廣,各種文體生活,如電影、體育、舞會、音樂、酒吧等等,都屬于城市大眾文化研究的范疇。對這些大眾娛樂方式的研究,有助于弄清楚在城市發展的某一階段這些娛樂方式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它們是如何塑造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這兩篇文章都介紹了岡瑟·巴思(Cunther rth)的《城市大眾:19世紀美國現代城市文化的興起》一書,該書具體分析了五種大眾文化形式:城市單元住房、都市報紙、百貨商店、舞場和劇院,并指出,這五種大眾文化形式隨著美國現代城市的發展而產生,代表了現代城市大眾文化的特點。正是由于美國是一個多種族、多元化的國家,共同的文化娛樂方式才顯得日益重要,因為大眾文化方式可以幫助不同背景的城市居民適應緊張的、快節奏的城市生活。此外,大眾文化還有強烈的凝聚作用,有利于社會各階層人士和不同種族、性別和年齡的人們互相溝通和接觸,有助于全社會人士接受和吸收某一特定的價值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大眾文化的傳播在美國現代城市興起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用不亞于工廠的興建和政治機器的運轉。由此可見,城市大眾文化在城市發展歷程中的作用應該是不可忽視的。王旭在書中雖大力闡述了城市的經濟發展狀況、政府的城市政策等等內容,但對城市大眾文化卻涉及較少,只是在論及郊區購物城的時候提及了一下。如果書中能適當地增加一些城市文化方面的內容,也許會使該書的內容更為豐滿。
另外《美國城市史》一書對白人、黑人的城市化情況均有詳細論述,但卻只字未提北美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城市化進程。據筆者了解,國內學者李劍鳴和李曉崗均對此作過研究。進入20世紀以來,保留地的經濟狀況不斷惡化,生存的壓力迫使印第安人走出保留地到白人社區尋找就業途徑,而美國政府為了同化印第安人,促使其盡快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50年代開始實施大規模的重新安置印第安人的計劃,鼓勵印第安人向城市移居并為之提供培訓機會和支付搬遷開支等種種有利條件,這樣使得城市印第安人不斷增多:1900年只占土著人口的1%,1940午占了%,此后每10年翻一番,到1980年為止達到74萬,占印第安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可見,印第安人的城市化現象是比較突出的。由此,筆者認為,在美國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中,印第安人的城市化應與自人、黑人的城市化一樣都是不可缺少的內容。
以上為筆者之拙見,不知作者以為妥否?
總之《美國城市史》是一部研究美國城市化發展歷程的力作,它為我國城市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如在比較西部城市化與東部城市化的不同道路時可以引申出一個結論:在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即使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只要依然存在著地區差異,就不能簡單重復發達地區城市化的老路,而應該根據實際情況,走適合于當地城市化的道路,從而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這一點,對于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的城市化,無疑具有可借鑒的重要價值。作者科學、嚴謹、創新的研究態度貫穿全書,令人信服。我們相信,該書是對我國美國城市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也必定會為我國的城市化建設提供有益借鑒。
[本文作者曾艷梅,2002年7月畢業于武漢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現留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