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LA Dirt博客：新景觀宣言——展望未來50年景觀設計行業的發展

　　未來50年景觀設計師必須要在全球范圍內協調舉措，對抗氣候變化、幫助社區適應變化的世界、為每一個社區帶來藝術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公園、保護文化景觀遺產以及維護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這些是景觀設計基金會（LAF）新景觀宣言：景觀設計以及未來發展峰會的中心理念，在費城舉辦，700多位景觀設計師參加。
　　演講者發表宣言和簡短的理念集錦演講，與會者利用卡片、投票和互動性問答和評論軟件為新宣言提供建議——未來50年景觀設計的構想。
　　正值1966年原始宣言50周年紀念日，許多景觀設計師回顧了過去50年所獲得的成就。同時，通過一系列的個人宣言和其他理念，他們規劃了一個向前發展的全球構想。正如ASLA理事、LAF主席芭芭拉•多伊奇（Barbara Deutsch），她相信：“我們正在進入景觀設計時代。”
　　雖然不是所有宣言的綜述，但卻是景觀設計師在未來50年設想中的一些突出點：
　　
　　景觀設計師必須解決發展中國家“空氣、水、食物和廢氣的嚴重問題”
　　
　　堪薩斯州立大學景觀設計系助理教授、ASLA的阿爾帕•娜莉(Alpa Nawre)呼吁景觀設計師向發展中國家傾注精力，因為會出現現有人口基數大以及未來人口激增的情況。如今，地球上72億人口中的60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大約1億人口缺少凈水。全球人口在未來10年會達到96億，其中的4億增長在全球南部城市。“為了供養這些人口，我們必須為資源管理設計出更好地景觀系統。”
　　SWA執行總裁、ASLA理事Gerdo Aquino也有同感，稱隨著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珍貴，“未來將會對自然資源的分配和利用實施更加嚴格的規定”。景觀設計師在評估和管理這些資源上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景觀設計院院長克里斯托弗•吉魯特（Christophe Girot）呼吁為將來居住在地球上的96億人設計“新的主題景觀”。我們必須為此做出回應、創意性思考，找出解決方案。
　　
　　景觀設計師必須改善以往的城市化進程

　　景觀設計師并不只是追求對于公園和綠色空間的完美設想，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助理教授以及PORT Urbanism公司的合伙人Chris Marcinkowski表示景觀設計師必須重新定義城市基礎設施并且將他們融入城市的規劃中，讓它適應這個有著10億人口的都市紀元。
　　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事務所的創辦人詹姆斯•科納（James Corner）奮力爭取增加更多綠色空間保護周圍的自然環境。“如果你喜歡自然，那就居住在城市中。”他呼吁景觀設計師在“城市中加入美觀和樂趣”，因為只有這樣，人們更愿住在城市中，。景觀設計師也必須要預見一個更高密度的城市世界，并塑造這種城市形態。他對未來城市的構想是“花園城市”，一個源于他早期“景觀的想象”一書中的概念。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景觀設計系主任、ASLA榮譽會員查爾斯•瓦爾德海姆以及Agence TER事務所的創始合伙人亨利•巴瓦（Henri Bava）同樣呼吁根植于生態演變的新型、以景觀為主導的都市主義。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助理教授大衛•高維尼爾（David Gouverneur）呼吁在貧民窟中應用新方法，他現在在委內瑞拉工作，因為那里傳統的規劃和設計方式并沒有解決現狀。他提議通過其“非正式方法”改造貧民窟，建造出步行道和公共節點以及自由發展的區域，讓“當地人獨有”。他呼吁規劃設計的新形式，滿足世界上大未成型社區的需求。
 

　　SCAPE事務所的創辦人、ASLA的凱特•奧爾夫（Kate Orff）解釋她的以社區為中心的方法是如何激勵廣大民眾積極參與，成為活力社區生活的發動機。對于她而言，這一切都是“將社交與生態結合，最終上升到社區的尺度。”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景觀設計與規劃系的榮譽教授、ASLA榮譽會員卡爾•斯坦尼茲（Carl Steinitz）也呼吁所有的景觀設計師能在城市和區域規模上更加積極和活躍。“這是社會最需要我們的地方。”

　　景觀設計師必須要為野生自然創造未來

　　上海同濟大學景觀學系的主任韓鋒表示：“景觀設計很破碎。我們需要一個更加兼收并蓄的方法，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一種哲學關系。”這種新方法必須根植于“景觀規劃和設計中”。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名譽教授、生態民主中心主任、ASLA理事小蘭迪?赫斯特（Randolph Hester Jr.）發表了一個相同且有說服力的論點，稱“公正和美觀必須存在于景觀中。”同時生態和文化是景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瑞爾森大學的教授、ASLA榮譽會員尼娜•瑪利亞•李斯特（Nina-Marie Lister）表示尊重這地球上的250萬已知物種是實現景觀規劃和設計途徑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必須考慮它們的生存質量。”為了保護它們的家園，景觀設計師必須擔負起“重新樹立起野生環境作用的重任。”在艾德華•威爾森（E.O. Wilson）最新的書籍《Half Earth》中，他呼吁為其他物種保護好另一半地球。“這種目標仍很不明確。所以現在我們需要設計出它們的樣子。我們需要一種全球性策略來連接殘余的破碎的景觀。我們能建造出一個全球拼接現象，為下一個保護浪潮打下基礎。”

　　ASLA理事科妮莉亞•哈恩•奧伯蘭德（Cornelia Hahn Oberlander）表示這些拼接的重要部分是設計可持續景觀，稱“可持續需求能夠在每個進步的景觀中得到滿足。”“我們必須通過像SITES這樣的評分系統保持住每塊自然”。
假設人們忘記了與自然的必要聯系：OLIN事務所的創辦人、ASLA理事勞里•歐林（Laurie Olin）討論稱“所有的一切都來自自然，受自然啟發而成。”

　　景觀設計師的數量必須急劇增加

　　鑒于景觀設計師相對較少——全球估計不到8萬人，Grupo Verde事務所的執行總裁、ASLA國際會員瑪莎•法加多(Martha Fajardo)表示每個人必須“成為景觀大使”，無論去哪里都要大聲宣揚。
　　但是墨西哥重要的景觀設計師、ASLA理事馬里奧•謝特蘭（Mario Schjetnan）表示未來可能還不會需要那么多的景觀設計師。例如，雖然在墨西哥有15萬個建筑師，但只有1000個景觀設計師。
　　他表示：“在發展中國家沒有足夠的景觀設計師。我們需要發展全球視角，必須要改變以美國和歐洲為中心的視角。在美國和歐洲學習的發展中國家景觀設計師需要回國，改善自己的國家。”

　　景觀設計師必須快速地將自己多樣化

　　Sasaki事務所的合伙人、ASLA吉娜•福特（Gina Ford）稱“可悲的是少數人不能代表景觀設計領域。美國的黑人和西班牙人口正在增長。”我們應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福特呼吁高水平的學術和公司領導能引入和雇用少數人。“它不是關于變暖、模糊感覺的問題；是關于創新的問題。多樣化引發創新。多樣的員工會與多樣的客戶產生共鳴。我們必須多樣化，為未來規劃一個共同構想。”

　　景觀設計師必須要更具政治性

　　Heritage Landscapes事務所的創辦者、ASLA理事帕特麗夏•奧唐納（ Patricia O’Donnell）（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古跡遺產理事會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中很活躍）表示景觀設計師的第一步就是“露面”，參與到政治辯論中。然后，他們必須進行相關合作。在這些復雜的國際論壇中工作，奧唐納本身努力追求“將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結合起來”，鼓勵這些機構重視文化景觀。她表示，為了增加相關度，景觀設計師應該進一步將自己的努力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達成一致。
　　土人設計首席設計師、ASLA理事俞孔堅就是典型的政治性景觀設計師。他的作品遍及整個中國，但是他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放在了說服幾千個當地市長和高層政府領導，考慮“生態安全規劃”的價值。他呼吁景觀設計師眼光放遠——當地、區域和國家，影響決策者。

　　Martha Schwartz Partners事務所的創辦人、ASLA理事瑪莎•施瓦茨（Martha Schwartz）是英國的一位積極提倡者和評論員，發起挑戰，呼吁景觀設計形成一個政治黨派，督促決策者資助研發地球工程技術的研究，避開氣候變化引起的緊急事件。同時，“我們要為一個曼哈頓項目開始一項政治議程，減少碳排放。”施瓦茨將ASLA看成是未來50年氣候救援的機構，幫助我們能有第二次機會與地球和諧相處。對于她和其他人，氣候舉措是未來50年景觀設計施展的舞臺。
　　南加州大學景觀設計系主任、ASLA國際會員凱利•香農（Kelly Shannon）呼吁“改變非可持續性現狀以及鼓勵新的社會運動。”景觀設計師必須成為“必需的游戲改變者。”

　　景觀設計師必須更好地利用綠色基礎設施獲得更廣闊的目標

　　景觀設計師必須利用系統、自然和人類知識找到貧窮社區再生的新機會。Phronesis公司的蒂姆•達根（Tim Duggan）使用綠色基礎設施作為創造機會的契機。“在贊同的社區中，可以利用綠色基礎設施建造出更加廣闊的城市再生程序，改造社區。”正如達根所展示的，綠色基礎設施成為社區發展的催化劑。
　　但是為了在新奧爾良和堪薩斯城成功，他不得不“游說決策者做出改變，使創意性理財機制連貫起來。”換句話說，他不得不投入到更加廣闊的經濟和政府系統中，使這個改變發生。

　　景觀設計師必須保持以人類體驗為中心的設計

　　文化景觀基金會的創辦者、ASLA理事查爾斯•伯恩鮑姆（Charles Birnbaum）表示需要整體觀念，而且景觀設計師不會放棄藝術和設計在景觀設計中的重要作用，主要集中在景觀的生態價值上。“我們需要將景觀設計師的價值放在藝術家層次上。”ASLA理事哈利特•派特森（Harriet Pattison）幫助自己在其TCLF口述歷史項目的一段體驗上證明了這一點：
　　Gehl Studio事務所、ASLA的布萊恩•默克（Blaine Merker）討論通過設計良好的人類空間“建造人文運動以及慶賀人類條件。”“廣場和公園增加社會聯系。這會產生深入地可持續性和幸福感，增強彼此之間的聯系。”

　　景觀設計師必須產生新的研究領域和設計，產生相關性

　　一個有趣的觀點是：當今的邊緣區可能是未來的中心區。H+N+S景觀設計事務所的合創人德克•西蒙（Dirk Sijmons）表示景觀設計師越來越深刻地參與到當今的邊緣區發展：清潔能源的過渡。他展示了他的作品，推動北海離岸風電場的能源流。“我們必須要為這個學科發展新中心。”

　　景觀設計師教育者必須“改革”景觀設計教育系統，使其更加實用

　　俞孔堅也呼吁教育系統教導生態和可持續性發展的美學價值。“我們需要植根于生態的深層形式，而不是淺層形式。自然就是基礎。”俞孔堅稱景觀設計為“生存的藝術”，隨著世界問題越來越多，其意義越來越重大。“我們需要教導景觀如何對抗洪水、火災、旱災以及食物生產問題。我們構建實用知識以及基本生存技巧，開放新視野。”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筑學院的名譽教授馬克﹒特雷布(Marc Treib)補充道“可持續性不是與美觀對立的。我們能將實用主義提升到詩情畫意的水平。”

　　雖然這些大膽的想法的確推動了景觀設計日程的發展，但LAF活動缺失的是怎樣與科學家、開發商、建筑師、城市規劃師以及工程師更好地合作打造一個共同愿景，增加對政治決策者的影響力；老齡化發展迅速；自然的健康效益——以及如何獲得更棒地健康成為景觀設計的中心驅動力；可持續性交通以及未來的流動性。幸運的是，我們會看到像LAF這樣的組織繼續打磨自己的構想。

　　高銀鋒/譯
　　原文鏈接：https://dirt.asla.org/2016/06/16/the-new-landscape-declaration-visions-for-the-next-50-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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