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物保護成為城市建設的重要部分

　　日前，正在舉行的“廣州文物保護十年展(1995－2005年)”，引起廣泛關注

　　讓文物保護成為城市建設的重要部分
　　
　　“城市考古”為我們揭示城市的歷史文化、城市發展脈絡。近日，一個囊括了廣州從1995年至今各類重大考古發現成果及文物保護做法的展覽在越秀山廣州博物館鎮海樓舉行。同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文物保護、考古方面的領導、專家、學者匯聚廣州，就“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舉行學術研討會，商談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如何取得和諧共存與發展。整個活動由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文化局共同主辦。

　　十年來隨著廣州城建的迅猛發展，文物考古也迎來了一個黃金時代。在各種城市工程建設和地鐵、內環路、大學城等大型工程項目中，眾多重要的古遺址破土而出，許多古墓葬被發現，大量的文物被搶救性發掘。此次的“廣州文物保護十年展(1995－2005年)”分為“文物保護十大成果”、“考古發掘的新收獲”、“文物科研成果選”三部分，展示了這十年來發掘出土的文物近700多件，文物時間跨度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清代，展覽持續到明年的5月12日。

　　十年來，廣州共發掘古遺址54處，勘探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發掘面積32.165萬平方米，發掘各朝代的古墓葬163處、943座。在眾多的考古發掘中，一共評選了十項成果，分別是:廣州大學城建設中的文物保護；西漢南越國宮署的發掘與保護；發現世界最早的木構水閘；北京路千年古道；紀念建筑與舊址的修繕復原；宗教歷史建筑的維修保護；錦綸會館整體移位保護；榮獲聯合國獎項的從化廣裕祠維修工程；深化文物普查；沙面建筑群的保護規劃與整治。

　　“考古發掘的新收獲”囊括了廣州地區從先秦到元明清時期考古的新收獲。其中，從化呂田獅象遺址、番禺南沙鹿頸村遺址、蘿崗錐林崗遺址、蘿崗早期越人墓等先秦考古的新發現，為廣州地區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考古文物科研成果選輯”收錄了南越王宮遺址發掘研究，兩漢遺址與墓葬發現，以及三國錢幣窖藏、南朝墓“買地券”、唐代鑄幣遺址的發現，并澄清了方志、文獻記載的模糊。

　　本專題選取了“十大成果”中的六項，它們或文物考古價值重大，是廣州城市文化內涵比較核心的部分，長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如南越國宮署、水閘遺址的發掘，大學城南漢國兩王陵的發現；或文物保護手法獨特新穎，在全國甚至世界范圍內，在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的拉鋸戰中都具開創性，如北京路千年古道的展示、錦綸會館的整體搬遷，從化廣裕祠的維修。專題希望從中找尋到一些城市建設與城市考古、城市文化保護之間和諧共存的思路。
　　
　　范例1
　　［從化廣裕祠］聯合國大獎更看重的是“保護和修復”
　　
　　廣州市第一個聯合國級別的文物保護獎項落在名不見經傳的從化廣裕祠身上。2003年11月，當聯合國有關官員與國家、省、市領導及專家學者親臨從化廣裕祠，組織參與了隆重的“聯合國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第一名”頒獎典禮時，不僅蜂擁而出的當地村民對這場熱鬧感到新鮮好奇，就連很多廣州的文化人、廣州的媒體記者也要重新認識發現從化這片古村落的文化價值和意義。

　　廣裕祠本身已是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明宣德年間(1326－1435年)。最早的維修記錄是“大明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冬吉旦重建”(即公元1553年)。祠堂占地面積近千平方米，建筑面積816平方米，建筑整體包括廣裕祠、翼墻、照壁三部分。廣裕祠坐北朝南，主體建筑面闊三間，祠屋深為三進，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將祠堂南北風格相結合的一個實例。廣裕祠主祀奉的是南宋宰相陸秀夫。

　　整個村內仍保留著900多座古民居，村落布局是嶺南傳統村落梳式布局手法，分為兩大組群，一組面東，一組面南。村內有更樓、有四個門樓，寨墻外水塘、溝渠圍成一條“護村河”。所有街巷彎曲如繩，縱橫交錯，沒有一條垂直路，好似迷宮，古村落的空間形態和安全防衛的功能是研究移民與新建成環境之間的重要實例。

　　這些都可以說是廣裕祠的先天優勢。但從評審團對從化廣裕祠杰出項目獎給出的評審意見看出，給予廣裕祠這個聯合國獎項，更看重的是它的保護和修復——“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迅速變化期間，廣裕祠堂的修復是一個地方遺產保護的杰出范例”，“村民、政府機構和技術顧問的精誠合作，克服了資金有限的困難，使得了廣裕祠在修復時有了周全的選擇和高水準的傳統工藝”。

　　頒獎那天，記者采訪村民，村民表示，這些老房子其實是在要拆的邊緣保護下來的。從改革開放以后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很多村民都陸陸續續地從老祖宗留下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后來，為了發展，動了整片拆掉老房子建農民新村的念頭。據說，當時村里打報告給政府，時任從化市委書記陳建華在考察了此地以后以為“不能拆”，“拆了花再多的錢也沒有了”。就這樣，保護與拆除，一念之間形成天壤之別。

　　在他的主持策劃下，2000年至2002年間，國內著名專家學者都先后來觀看并出謀劃策，據說，2001年，政府撥款100萬元對祠堂進行了修繕。古祠維修的總負責人是知名古建筑學專家、華南理工大學的陸元鼎教授。
　　
　　范例2
　　［南越王宮署］相隔千年的兩個王宮在此“重疊”
　　
　　從1995年算起，南越王宮署發掘至今已經十年。記者前幾天去遺址現場看時，遺址第一二部分發掘已經完畢，第三部分區域的發掘才開始不久。

　　1997年，在一個文化廣場建設伊始，大面積的南越國遺址——一條長150米的南越國曲流石渠蜿蜒逶迤出現在人們面前，石渠的底部密排著黑色卵石，急彎處砌有“水潭”，渠中還有兩處“渠坡”，使由蓄水池輸來的流水產生漩渦，泛起粼粼碧波。渠之東有大型彎月狀石質水池，可放養魚鱉；渠之西有石板平橋，旁邊還鋪設步石，使石渠盡頭與曲廊相連處盡顯兩岸綠茵、小橋流水的野趣……一幅南越國宮池園林呈現出來，這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年代最早的宮苑遺址。御苑出土了，那連接著御苑的宮殿，那廣州最早建城時的兩千多年前的南越國宮殿是否就在附近？此時，廣州市政府決定停建、改建了多項已做好了立項的建設工程，斥巨資3億多元搬遷兒童公園、補償外商1.92億元人民幣，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由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王宮博物館籌建處聯合組成考古隊進行大規模的南越王宮署遺址的發掘。

　　雖然花了近5個億，搬遷了兒童公園來發掘，但地底下出土的東西到底值不值如此的價值？到今年5月為止，一些數據可以說明問題，在已經發掘的11300多平方米的地方，已清理歷代遺跡2734個，如房屋遺跡288座，沙井511個，水井316個，墻基148條，道路56條，池子22個，文物標本近1000件。當然，最重要的是，找到了南越國宮殿遺跡和五代南漢國宮殿遺跡。說它們最重要是因為，廣州城2200多年歷史，就只有兩個封建王權在此建都，一個是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南越國，一個是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南漢國，有趣的是，這兩個封建王朝雖相隔千年，但都不約而同地把宮殿建在同一個地方。不僅是這兩個王宮，從秦朝到民國各個朝代的遺跡遺物都有，如秦漢造船遺址、唐朝的路面、宋代的大殿遺址、明清布政司署等。連續兩千多年，12個歷史朝代，廣州城的中心都在這個位置，一個城市發展的歷史文化脈絡在這里綿延不斷，這在世界考古歷史上都被認為是罕見。

　　2004年12月底，在南越國的一口磚井中，一次發現了一百多枚木簡，這些木簡完整的全長25厘米、寬1.7至2.4厘米、厚則僅0.1至0.2厘米。簡文字體多為波磔明顯的隸書，亦有婉轉圓潤的篆書。這批木簡是南越國王宮的紀實文書，是可靠的“王宮檔案”。兩枚木簡確切的紀年，可以確定這是南越國第一個皇帝趙佗早年的木簡。從傳世文獻看，《史記·南越列傳》作為目前所見的最早記載南越國歷史的資料，全文僅約2400字左右，而這次出土的簡文文字的數量已經逾千，不僅數量幾近其一半，而且其時代還要早于《史記》成書80余年，木簡的內容為南越王宮的紀實文書，如宮室管理、官職、法律地理風俗等，從多方面反映了南越國的制度，再次證實了發掘南越國宮殿遺址的真實和準確。經過兩千多年，一百多枚木簡沒有腐爛，還完好地保存在古井中，清晰地記載著那時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議。
　　
　　范例3
　　［南越水閘］全國第一個室內公共開放性文物
　　
　　廣州有很多河涌，河涌都有水閘，水閘可以調節城內供排水，那廣州市最早的水閘在哪？

　　2000年4月，北京路旁的西湖路光明廣場大樓施工，在施工現場，一段段埋藏地下、保存較好的大木柱一點點清晰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這些木柱在離地面5米之下，面積達600多平方米，其中一組木柱子由東西相對的梯形構成，基本向南敞開，呈現“八”字的水壩形狀；另一組直接建在河邊，清楚可見一排排齊整的大木柱排成梁架式結構夾在淤泥中。在“水關”的南部還看見呈“中”字形狀的建筑基礎，由排列整齊而密集的條木、圓木和排列有序的木樁構成，據說有緩和水流的作用。看的人無不驚奇，為何經過兩千多年，這些木柱還可以保留得如此完好？而水閘下面，也不是一般的淤泥，是換了更為堅固的新土和山岡土，從遺存的形狀到這種種人造的痕跡，都可以判斷這是水閘遺址。發掘顯示，這不僅是廣州歷史上最早的木構水閘——兩千多年前的南越國時期的木構水閘，也是目前世界上發現時間最早、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構水閘遺存。

　　南越國水閘的出現，使進行中的大廈施工一度停止。怎么辦？大樓是建還是不建？整個水閘遺址就處于計劃中的大樓的中央位置，如果建，要如何建？經過文物部門與施工單位等各部門的協商，一個史無前例的文物保護與商場共存的雙贏方案問世:當時的媒體形象地稱為“商場合抱住歷史最悠久的木構水閘”:南越國時水閘原地保留，處于整座商場中庭底部，在水閘四周用鋼筋混凝土墻進行全封閉處理，在上面就像北京路的千年古道一樣，在上面罩上700平方米的玻璃防護層，整個商場中庭“中空”，這樣，透過玻璃層，在四方的商場的任何樓層，都能俯瞰到這座兩千多年前的木構水閘。而原雙塔、寫字樓等大廈修建計劃也相應更改。在消費購物的同時又能欣賞到兩千多年前的水閘，這應該是前所未有的消費體驗。現在，光明廣場已經對外開放營業了，進入廣場中庭能依稀模糊地看到水閘遺址，據介紹，目前，考古人員會定期到遺址現場為木閘做防腐工作，但遺址的修整和展示工作還沒有完成，對外開放還有待時日。
　　
　　范例4
　　［北京路千年古道］公共場所城市考古宣傳的最佳范例
　　
　　2002年7月初，北京路步行街在整飭街容開挖路面時，挖出了沉睡在地底下的五個朝代的古路面。

　　按照常規，后人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拆路修路建房子。所以，一般規律是，越古老的路面在越下面，越現代的路面在越上面。廣州市考古工作人員對這片152平方米(長約44米)的古路面進行搶救性發掘，顯現出來的古代路面基本體現了這個規律，媒體當時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即“五朝11層古路面”。具體說來，最下面的是唐朝時建的路面，共三層，考古人員解釋，這說明唐朝人先后三次修這條路，接著往上是兩層五代十國時的南漢路面，再往上壓著四層宋朝人建的路面，元朝人沿用了宋人的路面，明朝人又在此基礎上重修了一次北京路，清朝人踩的是明朝人的路面，民國時再重修了一次，最上面就是現代路面。11層路面，足足把北京路墊高了3米余。令考古人員也感到驚喜的是，這些古代路面竟然都保存較好、層次清晰，當時的考古人員小心地逐層清理，一層路面就是一個階梯，一段千年路史就一覽無遺地濃縮在這11個階梯中，一層層疊壓規整得簡直就像一個不可思議的教具模型。而各朝路面風格迥異:南漢是用青磚平砌成人字形，宋朝把黑磚豎著砌，明朝的是大塊黃色石板，民國的則已看不太清楚了。

　　“像這樣都是路面，而且這么清晰完好，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是很少見很珍貴的。”主持千年古道發掘的廣州市考古所朱海仁副所長解釋。

　　千年古道只挖到了唐時的古路面，理論上往下挖會有唐以前的古路面，但再往下就是下水道了，這限制了深究。但這一區域旁邊，北京路、教育路和西湖路周邊區域，已發掘或正在發掘的有:秦漢造船工地遺址、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西漢水閘遺址，南越國御花園，這些都證明，從秦漢建城以來，北京路一帶就是古城中心，雖歷經十多個朝代及兩千多年的滄桑，城市擴大變遷，但其城市中心地位始終沒有改變，且繁華至今。這段生生不息的歷史文脈的顯露讓北京路更熠熠生輝。當時，市政府、文化局、越秀區等各政府和部門，一致希望將這千年古道展示給市民看。

　　在征詢各方意見后，有關單位決定用玻璃鋼罩覆蓋其上的方法。2002年12月下旬，來自河南洛陽文物考古所的專家對北京路“千年古道”進行整飭，并對其進行防潮、防長草等技術性處理。2003年1月，整飭后的“千年古道遺址”正式開放。每天，無數慕名而來的游客都會參觀這段千年古道。千年前的往事，倏忽間近在眼前，讓人覺得城市考古雖神秘也親切，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并不遙遠。
　　
　　范例5
　　［錦綸會館］全國首例平移磚木結構古建筑
　　
　　2001年，廣州修建南北主干道康王路，但坐落于下九路西來新街的錦綸會館卻成為工程的“攔路虎”。

　　錦綸會館始建于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于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年間皆有重修，是清朝至民國期間廣州絲織行業會館，1997年，被廣州市確定為第五批文物保護單位。

　　錦綸會館具有非常特殊的歷史價值。清雍正年間，廣州絲織業已與蘇、杭齊名，廣州絲織手工作坊中就出現了代表東主和工人各自利益的組織，即“東家行”和“西家行”。而錦綸會館就是東家行建立起來議事的行會。尤其到清乾隆1757年以后的85年間，清朝僅留下廣州一口通商，廣州西關一帶壟斷了全國對外貿易，形成著名的“十三行”盛景，其中源遠流長的紡織絲綢貿易相對其它行業的貿易該是更加的頻繁昌盛，由此可見這個錦綸會館在當時貿易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可以說，小小的錦綸會館保存至今，承載了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是廣州歷史值得大大書寫的清代“十三行”對外貿易的重要物證，也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見證。如今，其他的商業行業會館已經消失，作為唯一保存下來的錦綸會館的價值就更加顯現。

　　省市文物、建筑、規劃等專家經過多次論證，大膽了提出前所未有的連地基捆綁整體平移的方案。當時的錦綸會館的地基僅僅只有2米深，里面的柱子也只是“放”在石凳上，下沒有基礎、上沒有固定物聯系，根本沒辦法承受平移的巨大壓力，這個難題被人形象地稱為“筷子夾水豆腐”。

　　如何移呢，現在如果簡單點說，大概就是把這個近300年的重2000噸的“水豆腐”，先縱移80米，整體墊高1.805米后，再橫移22米，并逆時針轉1度，落腳于一個新建的停車場上，移動面積達668平方米。這樣，路可以修好了，文物也保護下來了。這對一個沒有多少古建筑知識的外行人來說，的確是個不可想象的事情。

　　2001年9月，當平移準備開始時，這成為當時廣州城中的焦點，眾多媒體多用大版面非常詳細地報道，希望弄清楚這看來不可能的任務是如何完成的。“先將整個錦綸會館用鋼管密密實實捆緊，包扎好，僅這一項就花費了鋼管上百噸。然后在會館地基處制造新的雙層頂托基座，再巧妙利用滑軌進行向北直行、換軌、向西轉彎，將包扎如粽子的會館慢慢平移”。“一分鐘往往只能移幾厘米，移一下再停一下，看看建筑結構會不會變松散架，然后再移再停……”“在錦綸會館底下鋪砌軌道就像在螺殼里修道場。”

　　經過40余天的努力，最終會館到達了它預定的目的地。然后，又要把這層層包裹好的會館平穩落地，接著開始修復。2005年2月，經過整體平移和修葺后的會館正式開放。大修后的會館占地面積擴大近3倍，并且添設了許多配套設施，包括大型地下停車場、館前廣場、噴泉等。會館也從文物部門交給荔灣區管理，原來住著72家房客的錦綸會館如今變成了紡織業博物館。
　　
　　范例6
　　［大學城兩王陵］考古發現修正“歷史”
　　
　　現在廣州人都知道大學城了。而在兩年多前，這座緊鄰黃埔長洲島的只有一座小橋通到島上去的名叫小谷圍的地方還默默無聞地安居一隅，即使曾被一千余年前的南漢國作為狩獵場和后花園的歷史也鮮為人知。

　　當廣東省委省政府、廣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將小谷圍建設成為廣州大學城時，這段歷史就十萬火急如開閘流水般涌現在廣州市民面前。2003年3月到2004年5月，文物部門對島上的歷史建筑和地下埋藏文物進行了全面調查和考古發掘，發現文物建筑48處，古墓葬古遺址145處(座)。而大學城2004年9月要讓新的大學生進駐也是眾所周知的事，緊張的工程進度和緊張的考古搶救工作同時進行。

　　一方面是遍地的寶貴文物資源，一方面是大學城不能改變的總體規劃，在具體實施中，文物資源只能區別對待:無文物價值的、妨礙大學城建設的將被拆除；有價值的考古發掘后保留資料遺址不保護；有價值但可以進行搬遷的，將搬至島上指定地點進行統一保護；有珍貴價值且不適宜搬遷的，則將在原地結合具體規劃進行保護。

　　于是，一個新興的現代化大學城建設讓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谷圍島須臾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島上的文物資源，大部分只清理保留了資料，只有五代南漢的德陵、康陵、明代石人石馬墓、清初炮臺四處具有很高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的文物得到原址保護。

　　德陵是南漢國高祖皇帝劉巖的哥哥劉隱的墓。而這個墓在沒有發掘前，一度以為是一個祭壇。因為當時小谷圍的民眾中一直流傳著一個說法，北亭村青崗南坡有個“劉王冢”，就是南漢一個皇帝墓，不少村民還在周圍撿到過一些瓷瓦片，有的說甚至進去過，里面什么也沒有。也許是歷史上被盜墓賊光顧過很多次，這個墓一直存在當地居民的屋后菜園池塘旁邊，像個土堆一樣，沒有任何保護，看不出任何王陵模樣。2003年6月，文物考古部門首先對這個劉王冢進行了考古發掘，最初發現里面的確空空如也，就像個防空洞，別說金銀財寶，就連墓室里地磚也撬得一塊不剩，任何文字的實物資料都沒有。但意想不到的是，墓室里雖然不剩絲毫，最后發掘墓道時卻出土了272件南漢國青瓷罐、釉陶罐，這在廣州考古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也許因為非常獨特地埋藏在墓道里，所以才能僥幸逃過盜墓賊的偷竊留到今天。專家們一度以為，這個“劉王冢”的主人就是南漢的皇帝劉巖了，這個陵墓也被誤認為是“德陵”。

　　但意想不到的是，在發掘完這個所謂的劉王冢不久，在劉王冢旁邊不遠的北亭村大香山上，發現了另外一個更大的土堆，土堆上方還有兩個四方形的建筑物的基礎。當時一些專家提出可能是在嶺南地區從來沒有見過的祭壇。這讓考古人員興奮不已。但隨著對這個大土堆的發掘，發現原來這是一個比劉王冢大得多的王陵。雖然這個皇帝為了防止盜墓賊的光顧，把墓的墻壁砌得厚達1.5米，但從宋代開始，這個王陵就不斷被盜墓賊光顧，考古人員發現了七個明顯大的盜洞，有從墓的頂部直接打下的，有從墓室最后面打洞進去的，有的直接從墓的封門下面挖了洞鉆進去的。

　　關于王陵里有什么，在清代仇巨川編纂的《羊城古鈔》曾有如此描述:“堂宇豁然，珠簾半垂，左右金案，玉幾備列。有金人十二，舉之重各十五六斤。”并說中間有兩座分別是皇帝、皇后的金像；旁邊還有18個學士，都用白銀鑄成；墓地的地面都用“金蠶珠貝”筑成等。但經過歷朝歷代多次盜墓后，今天出土的只有一些石頭做的豬羊、嶺南佳果、小動物和幾件壇罐，還有那些古代盜墓賊在墓室里留下的遺物。

　　但所幸的是，墓室里一塊有一千多個文字的哀冊文碑還完整地保留下來了，這種哀冊文碑對盜墓賊毫無金錢價值，對考古人員來說卻有極珍貴的文物價值，從這一千多個字的文字記載中，清楚地知道這個墓地的主人就是南漢第一個稱帝的南漢高祖劉巖，這是真正的康陵，是真正的劉王冢。而一直被村民認為是劉王冢的實際上是其哥哥劉隱，劉巖稱帝后，追尊其哥哥為襄帝，墓號“德陵”。

　　范文瀾先生說，考古發掘，可以補史、改史、創史。這一考古發掘更正了《番禺縣志》歷來記載的錯誤。考古人員又對康陵周圍進行了蛛絲馬跡的細致發掘，這個王陵沒有什么北方皇帝陵的陵園建制，但在墓地后面有兩處留給守陵人用的建筑，在墓地前方建了一個非常大的宮殿類建筑。但千余年過去了，這些都已灰飛煙滅。

　　如今，這兩個王陵都在華師大學的校園內。德陵用工棚搭建封閉起來了，周圍是華師的教學樓和生活樓；康陵在山坡上，腹地開闊，遠處能看到廣工和廣美的校園。2004年，這兩處南漢王陵的發掘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據說有關部門想在康陵的位置建遺址博物館。
　　
　　[專家觀點]

　　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應攜手發展
　　朱海仁(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城市是歷史文化過程的產物，是文化的載體，是人類文明的延續與發展。各具特色的歷史文化名城是其長期的歷史文化積淀的結果。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歷史遺跡和文物埋藏是歷史文化名城的寶貴財富。所以，像廣州這樣在海內外都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在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中，重視歷史文脈的延續，保存城市特征是城市建設的重要方面。

　　一個城市歷史的延續存在多樣的方式，包括城市人文精神的繼承與發揚、文化典籍的整理與傳承、城市風貌的保存與延續、歷史遺跡與地下文物的保護與利用等等。其中城市風貌、歷史遺跡、地下文物的保護是當前城市建設必須同步考慮的重要問題，這決定于我們是保存城市歷史還是無視歷史。當前，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認識到，歷史環境的保護、地方特色的維護是城市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廣州作為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長期以來在城市建設中努力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做出了寶貴成績。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基本建設高潮時期，廣州就開始了大量的考古發掘工作，搶救和保護了大批地下文物。八十年代以來，大批的革命史跡、宗教史跡得到有效保護與利用，同時發掘了南越王墓，并在原址建立博物館。九十年代，隨著新一輪城市建設的高潮出現，廣州進行了全面的城市考古工作，并在工作中摸索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的新思路，努力使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成為城市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

　　近十年來，在各級政府職能部門、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廣州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所取得的成績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在現代城市中心地帶對南越王宮遺址實行全面的發掘與保護是政府下決心保護城市歷史文化的典范之作。在現代商業大樓內部保留并展示南越國時期的水閘遺址既是政府的重視也是社會各界的支持。北京路千年古道的保護和展示更是政府、社會各界與廣大市民共同實現愿望的體現。廣州大學城建設中的文物保護工作則充分體現了政府在組織大型工程建設中對文物保護的高度重視。

　　社會整體對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的重視、對歷史文化的重視是城市和諧發展的重要體現之一。當然，城市建設是長期的，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工作也是任重道遠。城市建設與城市考古和文物保護和諧發展的目的是保存我們環境中的歷史。我們有悠久的文字記載的歷史，我們同樣重視現存環境中的歷史。“人創造了環境，環境也在創造人”，廣州的城市建設重視歷史人文環境，我們有理由相信將來會更好！
　　
　　記者手記

　　文物保護需要每個市民的參與
　　
　　廣州文物古跡資源的豐富，當然不及西安、南京、洛陽、北京等，但就像廣州的經濟發展獨具創新一樣，這幾年廣州的文物保護與發展在它并不算豐富的基礎上，獨創了自己頗有特色、頗為大膽、也頗為成功的一些新做法，既得到文博同行的認可，對普通市民來說也起到了一個極好的宣傳作用，它讓文物保護甚至一度神秘的考古與市民進行親密的接觸。而我認為，后者尤其重要。因為，文物保護需要每個市民的參與。

　　這次選取的六項考古成果中，在文物保護方面各有各的做法。我想，廣州的文物保護者聰明之處在于，他們首先認清每個文物古跡的特色和特點，而又能展示和利用好這個特色特點。

　　當北京路的千年古道發掘出來后，負責此項目的廣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朱海仁說，當時幾乎一致意見是希望能展示出來給市民看，這種做法簡易、可行，讓市民又覺得新鮮，因為位于北京路，又有巨大的宣傳效果，讓市民一目了然地知道廣州的歷史文化中心，也將吸引更多游客到北京路。這種保護展示，成就了全國第一個在繁華的公共場所公開展示的文物。

　　一旁西湖路光明廣場里的南越國水閘，也是共存才能雙嬴。據說當時保留了水閘，光明廣場原本的地下停車場就沒有了，建筑設計方案也作了很大的改變，政府為此給了一定的優惠措施給商家，于是也成就了全國第一個室內公共的開放性文物。

　　而南越王宮署，更是讓一貫的搶救性發掘變成主動發掘，即賠錢讓建設工程讓位于文物保護，這在中國城市的文物保護歷史上，尤其是在廣州這樣一個商業發達的城市，不得不說是非常難得的做法。

　　多形式保護，抓特色保護，是廣州文物保護的一大特點。它讓人看到，廣州兩千多年來城市中心一直沒有中斷過其繁華，其歷史文脈就像國家文物局張柏副局長說的那樣，很清晰，綿延至今。

　　但是，不是做了幾個典型項目，廣州的文物保護就已經沒問題。朱海仁說，對于地下文物來說，經過多年的考古發掘，廣州明清古城的范圍已經清楚，它們與廣州市民目前的生活密切相關，廣州城外的古墓葬區的分布也已經了解清楚，但現在對于這些文物的發掘，依然是處于搶救性發掘的階段。在這些可能有古物出土的地方進行建設施工，有文物意識的施工單位施工時看到了古物也許會報告文物部門來發掘，等待發掘完畢了再進行施工；有的為了趕工期或怕麻煩或沒有什么文物保護意識的單位，則見了古物，用推土機嘩嘩嘩地推掉的事情也是有的。“沒有規范的制度，即使我們文物部門去干涉，也要費盡口舌解釋這種發掘是《中國文物法》要求的，是必須做到的，碰到不能理解的施工單位，這種溝通就很難進行”。“如果建設、國土還有文化部門等能協調起來，在這些文物出土區域建設立項前，能經過文物部門勘測發掘一下或出具某方面的意見，能把這個先后的步驟和制度建立起來的話，將對整個城市建設與城市地下文物保護都有極大好處。”

　　修繕文物需要大量資金，在這個方面，廣州市文物保護部門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也許現在是沒錢修繕，但可以先摸查清楚廣州到底還有多少老建筑及有價值的文物，先保護起來避免它們被拆掉。像現在廣州市正在進行的第四次文物普查，大量以前沒有被發現的文物浮出水面，不管廣州市的文物保護經費會否因此水漲船高，但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它們一旦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就不會那么輕易地被拆除了。而這些資料掌握在手中，對廣州的城市新興建設都是有一定的指導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