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石：城市化的目標是人居“幸福感”

　　■人物簡介

　　陳可石，城市規劃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中營獎學金理事會理事，北京大學中國城市設計研究中心主任，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設計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城市設計新理念與新方法、城市設計與古鎮復興、可持續的綠色城市設計理念和技術。

　　“中國人居環境的改善是我們建國60周年最需要補足的，不然會影響民族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傳統人居世界領先，但我們現代城市化沒有做好人居理念的傳承。”“很可惜現在我們快速發展的城市化建立在一個有缺陷的規劃設計體制上。”“中國的城市規劃要選擇一個什么樣的模式，直到現在還沒有認真總結過。”陳可石神情凝重、言辭激烈，這和他工作室里陽光和煦、綠葉蔥蘢、茶香繚繞的氛圍有些不搭。

　　最近，因為汶川新城的整體規劃和城市設計，陳可石和他的團隊又收獲了很多的獎項和贊譽，在接受記者的獨家專訪時，他反復提到對此項目最大的感慨一是城市設計必須注重可持續性，不僅指環保還要體現在經濟、文化上，二是要推廣城市規劃總設計師制。在本報即將舉辦的2009中國地產年會上，他將在中國人居60年的大話題下，重點講講現代城市規劃理念。

　　汶川新城最突出的是綠色和可持續性

　　黃金樓市：作為汶川新城水磨鎮的總設計師，請談談這一備受關注的項目。

　　陳可石：水磨鎮是汶川縣最大的新城，重建的整體規劃和城市設計工作由北京大學中國城市設計研究中心負責。去年11月25日結束競標，今年春節動工，現在已經基本建成了，總建設用地面積有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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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樓市：水磨鎮方案獲得了很多的贊譽，您自己認為最突出的是什么？

　　陳可石：最主要的是在規劃設計中就體現了對經濟、環境、文化的可持續性注重。災后重建一定要是可持續的，不能只管建好了房子就完事，災民留在那里需要有比災前更美好的生活，那就一定要有產業支撐，我們認為汶川最可發展的是旅游文化產業，所以就在水磨鎮重建設計方案中特別強調現代建筑風格和羌族傳統風格相結合的建筑和城市形態，尤其壽溪老街的改造十分成功，受到四川省領導的高度肯定，現在已成為一個著名景點。老街才建了一半，賣豆花的、賣茶葉的和賣旅游產品等等的就來了。9月份溫家寶總理到壽溪老街考察，特別對水磨鎮災后重建的效果給予表揚。

　　黃金樓市：我看這效果圖，壽溪老街有很多傳統建筑元素。

　　陳可石：是的，我們的理念是尊重歷史，將文化作為城市持續的重要元素來為城市創造最大的價值。我們從成都檔案館里民國時期黑白照片中，找到了清朝末年水磨鎮的資料，例如字庫、戲臺、大夫第等。水磨鎮東南角有一個高壓線塔，原計劃是要拆除的，有一天我們過去看發現那里正好臨湖，可俯瞰整個水磨鎮，也不記得是誰先提出，好像是幾個人不約而同地說要在高壓塔搬遷后原址上建一個望湖塔、觀景樓。我后來想到一句唐詩“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想象著在這里安置一個統領整個古典羌族小鎮的觀景臺，兩旁種上楊柳，待楊柳成蔭時羌笛悠悠，很有這句唐詩的意境。于是，這個觀景樓就命名為“春風閣”。這個小插曲說的是城市規劃設計不是完成一個工程設計，而是創造人居環境，以一種創造的精神，體現出對城市景觀和空間的人文關懷。

　　城市化沒做好對傳統人居理念的傳承

　　黃金樓市：怎樣看現在我們在城市規劃、建筑設計上對中國傳統人居思想的揚棄？

　　陳可石：中國傳統人居理念在這個地球上下幾千年都是領先的。我認為清朝中期以前，中國大概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國度，古代中國早就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體現在人居上。但近代城市化沒有做好對傳統人居理念的傳承。在歐洲旅行時，看到很多很美的鄉鎮，交談中當地人表現出由衷地熱愛自己的家鄉，但看我們建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城市化進程很快，結果就是把很多美麗的城鎮變成了人口密集、交通擁堵的工作地點，損失了太多有價值的歷史、文化和建筑藝術的成就，我們在建設的同時，也在破壞。如果我們還不盡早建立“把人居環境放在首位”的理念，就只會使城市化的結果導向一座座低價值城市的出現。

　　黃金樓市：那我們該從中國傳統人居中傳承哪些亮點？

　　陳可石：中國傳統人居從形態上來說，非常崇尚自然，很重視風水，很善用“大地景觀”；另外，中國傳統人居確實是以人為中心的，很重視人的感官，中國的“仁”和“禮”社會中，人居是一種世俗生活的理想化，它包括“世外桃園”的理想。如古詩詞當中有很多是描寫城市美景的，以景生情，美麗的城市培養了中國文人的情感。我們現在的人居環境，要回到傳統還有很長的距離，現在看中國人的家園意識和人居環境意識都脫節了。“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但現在很多人即使回家也找不到故鄉了。

　　建國60年最要補的就是改善人居環境

　　黃金樓市：總體評價下，中國人居60年，人居環境改變的成績如何？

　　陳可石：我說得直接點，中國人居環境的改善是我們建國60周年最需要補足的，不然會影響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回頭看我們改革開放的30年，在城市規劃和設計上，我們失誤太多，付出的代價太大。我們應當有勇氣正視這個現實，并提出批評。有時我會想這種代價之大會讓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無法承受。問題首先出在高等教育上，高校的建筑設計、城市規劃等專業，總體思想是把城市當成市政工程，而不是人居環境。然后是我們現行規劃體制的問題，利益集團對利益的追求超過了規劃設計對城市的責任。有人說：“什么時候規劃院和規劃局脫鉤了，我們城市的規劃就有了希望。”沒有人對那些低水平的規劃設計方案提出批評。很可惜現在我們快速發展的城市化建立在一個有缺陷的規劃設計體制上，缺乏改革開放和創新的意識。而現在我們城市化最大的低效率就在于不斷地犯錯誤，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從高等教育、規劃體制、學術界三個方面進行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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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樓市：您之前提到了城市規劃總設計師制。

　　陳可石：一個城市不能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劃理念，而我們的城市發展至今，很多城市都沒有統一語言，風格上、色彩上、方便程度上都支離破碎。在這種現狀下，我認為盡快確立總設計師制是挽救中國人居環境的重要方式，歐洲的每個城市無論大小都有一個總設計師，我現在也在推廣這個理念。中國人居要改善、要發展，需要走上智慧道路，實現精明發展。

　　深圳城市化的經濟基礎強大，但缺文化

　　黃金樓市：人口越來越集中到大城市居住，高房價、高居住密度、高交通成本等問題凸顯，這在城市規劃環節有無解決或緩解的辦法？

　　陳可石：城市化的理想是什么？就是追求人生活在城市的幸福感，而為了這點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城市規劃：一是健康的城市經濟。我們要建特大型城市，因為這樣才具備更多的機會，我認為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發展幾個三四千萬人口的城市很有必要的。二是環境承載能力、環境容量和景觀。不管現有的經濟發達程度怎樣，一定要走綠色城市的道路，不能還期望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城市的高速發展，而要處處考慮生態環保和尊重自然的理念。三是文化。文化才是城市的靈魂，是真正可持續的。經濟、環境、文化，這三者在城市化中是金字塔型的，文化在最頂端，經濟是基礎。例如深圳的城市化，很重視經濟，在國內城市中算是好的，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文化，城市規劃如何體現文化特色、建筑風格如何彰顯城市品位等。我正在考慮向深圳市政府提案籌建“北京大學深圳國際設計學院”，這個城市必須要有一個可容納2萬設計人才的設計學院才能支撐起設計之都的發展。

　　黃金樓市：曾有報道您在成都以倫敦為藍本談到“多中心、小組團、以輔道交通為主體的城市綜合體模式”的理想化城市，提到“發現過去中國城市規劃的很多理論和實踐是錯誤的”，能展開談談嗎？錯誤體現在哪里？對人居環境有何影響？

　　陳可石：中國的城市規劃要選擇一個什么樣的模式，直到現在還沒有認真總結過。我們的規劃理念是陳舊的，因為基礎是計劃經濟，城市規劃從交通和市政建設開始的，城市建設就是土地利用的結果，而不是我剛剛描述的城市化的理想———經濟、環境和文化結合統一，我們應當把城市規劃設計當做全體市民最智慧的選擇。

　　黃金樓市：現在的城市規劃還是追求平均容積率。

　　陳可石：平均容積率的考量標準，讓城市建設就像攤大餅，確定一個中心以后二環、三環、四環一直這樣蜘蛛網式地擴散開去，城市的很多功能過分交叉重疊，中心城區人口高密、交通擁堵。這樣的城市，還是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外經驗，現在卻還是我們很多城市的實踐。應該發展以軌道交通為主體，多中心、小組團的城市結構，我們的土地有限，我主張城市發展高容積率的城市綜合體。對于亞洲人口密集的城市，應當發展以高層、超高層為核心的城市綜合體。與深圳相鄰的香港就是最值得學習的成功例子。

　　黃金樓市：您在以往多個城市的專題演講中表達過對倫敦模式的贊譽。

　　陳可石：城市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經之路，但城市化并不等于全部鋼筋水泥、摩天大樓，城鄉的結合很重要。倫敦的發展哲學建立在霍華德《明日的城市》之上，是由上千個“村莊”組合在一起的大都市，各組團之間靠綠地和軌道交通聯系。注意，那里的村莊并不是像我們很多城市這樣的城中村，綠地也不是我們這樣純粹綠化用的花草樹木，而是有山有水有田園，農家樂就在城市中，農民變成園丁。這點上，我認為國內城市中杭州和成都實踐得最好。如在城市中保留農田“契型綠地”的做法，值得其他城市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