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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家眼中的社交性慢城市體驗是怎樣的？

景觀設計學 2022-12-30 來源：景觀中國網

原創(chuàng)

本文根據現象學理論，將慢城市體驗分為“社交性”和“個體性”兩類，并分別展開討論。前者源于一種能促進人際交流的“情節(jié)”體驗，而后者則與一種有助于恢復注意力的“存在模式”有關。

注：本文原文中英文全文刊發(fā)于《景觀設計學》2019年第6期“慢城市與新生活方式”專刊，參考引用格式見文末。點擊下載全文。

為了應對擁擠且快節(jié)奏的城市環(huán)境中顯著的同質化問題，設計師需要營造多種體驗來打造“慢城市”。為此，設計師首先需要了解“慢城市體驗”的特征和適用范圍，其次需要采用基于實證的方法以指導設計實踐。本文根據現象學理論，將慢城市體驗分為“社交性”和“個體性”兩類，并分別展開討論。前者源于一種能促進人際交流的“情節(jié)”體驗，而后者則與一種有助于恢復注意力的“存在模式”有關。本文通過列舉若干種心理學和神經認知狀態(tài)，為建筑師、景觀設計師和城市規(guī)劃專家提供了一個科學的現象學視角來定義有益于人類福祉的城市環(huán)境，并建議未來的相關研究重點關注不同表面、材質，以及圖案構成和層次結構復雜的作品給人帶來的體驗，并探索何種變化強度的建成環(huán)境要素能夠喚醒人們日漸麻木的感官。

“慢城市”設計中的體驗設計

Slowing down Fast Cities with Designed Experiences

薩拉·威廉姆斯·戈德哈根

作家、咨詢顧問、建筑評論家，

美國庫伯高等科學藝術聯合學院

建筑學院訪問學者

無論是在中國、美國還是其他地方，任何一個住在大城市的人都深陷于某種形式的“快生活”之中：日程滿滿、馬不停蹄，被各種責任糾纏而不堪其擾。許多人每天都要花費數小時瀏覽各種信息終端，囫圇吞棗地消化掉成千上萬的圖像和文字。所有這些都在瓜分人們寶貴的注意力，使他們逐漸疏遠了身邊的人類同伴，并對真實的生活場所越發(fā)漠不關心。

本文意在探討何為“慢城市”，其不同于“慢城運動”中的“慢城”，但與之有相通之處。究其根源，最早的“慢城”概念是一種社會與政治層面的批判，其矛頭指向經濟全球化對地方特征的破壞；隨后，其影響力逐漸擴散至經濟與社會生產之外的領域，并被用來描述和提倡各種基于現實世界、特定地域與文化，以及當下的日常生活而展開的實踐探索、環(huán)境營造與藝術推廣。如今，一系列與“慢”相關的運動及口號開始提倡超感知、多感官、元認知的難忘體驗，例如“慢餐”現在不僅意味著以可持續(xù)方式加工的本地新鮮食材，還超越了“通過進食攝取生存所需營養(yǎng)”這一層面，強調用餐過程中的體驗與感受。

法國人類學家馬克·奧吉曾從理論上對擁擠城市中充斥的快節(jié)奏場景進行了痛切批判^[1]：批量式住房開發(fā)項目、快餐零售、機場以及購物中心等無不對人們施加著過度刺激，并使得城市環(huán)境愈發(fā)同質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座城市應該提供怎樣的慢體驗？設計師又能為此做些什么？

同質化的建成環(huán)境 ? 全景

長期以來，許多設計師奉行以直覺為主導的設計方法，并大力推崇依托直覺創(chuàng)造的“神來之筆”，卻并未意識到僅依靠直覺并不能有效應對前文所述的城市問題，更對其引發(fā)錯誤的例子避而不談。杰出的設計必須基于系統(tǒng)性分析方法，且須首先明確具體的設計目標，即：慢城市體驗由哪些部分組成——或者更恰當地說，這種體驗的特征和適用范圍是什么？某類特定項目希望實現何種體驗？在此基礎上，設計師還需盡可能詳盡地描述與每種目標體驗相關的一種或多種心理和神經認知（如果可能的話）狀態(tài)。藉由這一重要步驟，設計師能夠找到環(huán)境心理學和/或神經衰弱方面的相關研究，并以此為依據，制定出能夠在既定的現實背景與建成環(huán)境中有效引發(fā)目標使用者預期心理狀態(tài)的設計策略。如果說建成環(huán)境對人類體驗的影響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那么，過去的設計師顯然并未意識到這一點；好在如今已有設計師在這方面展開了探索，盡管相關的系統(tǒng)性分析及實證研究積累仍然相當匱乏。

回到第一個問題：慢城市應該提供怎樣的體驗？現象學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擁有獨立于他人的軀體與意識，卻又無時無刻不生活在人群之中。因此，問題的答案分別對應“獨居”與“群居”兩種狀態(tài)。盡管二者不可分離，但為了便于分析和啟發(fā)讀者，下文將分別對其進行討論，以具體闡釋“慢城市”應當提供的多種體驗——既有社交性的，也有個體性的。

兩個人在公交車站相遇、一小群人在公共廣場聚集、成千上萬人共同觀賞一場演出或體育賽事，以及其他種種規(guī)模和類型的互動都能夠觸發(fā)人際交往與聯系。心理學將人們被動接受背景噪音的環(huán)境稱為“場景”，而“慢城市”所提供的社交性體驗則旨在將“場景”轉化為“事件”或“情節(jié)”——其能促進具有一定深度和復雜性的、發(fā)生在個體與個體或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創(chuàng)造一系列有意義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與特定場所密切相關的瞬間。每一段情節(jié)都包含獨一無二的角色，以及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且具備基本的整體性，這些特征要素可以構成連貫敘事，有助于長期記憶。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咖啡館是一類能夠提供社交性慢體驗的典型場所。 ? Sarah Williams Goldhagen

社交性慢城市體驗會激發(fā)兩種相互關聯的體驗狀態(tài)：情感聯系和由認同感驅動的場所依賴。后者與前者同等重要，因為人類最強大的自傳式記憶正是通過場所進行神經編碼的。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對構成多樣的場所可以提供的社會交往類型進行了探索，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贅述，僅給出若干獨立的觀察案例，來證明實證基礎對于設計的重要意義。

第一個案例屬于社交空間關系學范疇：揚·蓋爾和早期城市理論家在該領域的研究證明了此類實證研究對于設計實踐不可或缺^[2]~[4]。蓋爾建筑師事務所長期致力于細化適宜步行且與人體尺度相適應的街道設計標準，以營造活躍的街道生活，提倡（且在其自有項目中明確要求）街道空間功能和用途的多樣化。不僅如此，他們還發(fā)現，這些功能和用途必須按照特定的空間尺度層級進行布置，才能發(fā)揮預期的效果：當兩人之間的距離不超過4.9m時，才有可能進行社交；一旦超過這個距離，他們便難以辨別彼此的面部表情；相距超過7.6m時，則完全無法看清對方的表情，縱然能夠感知到對方存在，也未必會認為其可能與自己產生聯系。設計師要想促成有意義的人際互動，就需要掌握上述規(guī)律。值得一提的是，社交空間關系學有效地解決了如何使體育場和劇院成為有意義的社交場所這一問題：因為大多數體育場幾乎無法提供分層級的空間，為人們提供的社交機會有限。在這里，除了全神貫注于精彩的演出或賽事和獲取個體觀感以外，人們很難擁有其他更多的體驗。

以摩洛哥馬拉喀什的麥地那區(qū)為例：城市廣場上也能發(fā)生許多可以提供社交性慢體驗的事件。 ? Sarah Williams Goldhagen

另一種社交性慢城市體驗與敬畏心理有關。環(huán)境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們已經證實，人在進入某些空間（例如一座社區(qū)教堂，或是MAD建筑事務所設計的哈爾濱大劇院）時產生的敬畏感會促發(fā)親社會情感與行為^[5]。研究表明，體會過敬畏感的人們會對陌生人更加慷慨，在團隊項目中更多地與他人合作，并更易產生同理心，因為“敬畏”使人們意識到，自己僅僅是那些更宏大、更美妙的事物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種由特殊環(huán)境所激發(fā)的生理感受。因此，設計師應該深入研究能夠激發(fā)敬畏感的環(huán)境的物質特性，例如其聲學特征、體量大小，以及序列性等，以便更有針對性地將其運用到設計中。

由MAD建筑事務所設計的哈爾濱大劇院 ? Adam M?rk

相較于社交性慢城市體驗，如何改善個體性慢城市體驗的問題更為復雜——受社會文化和個人因素的影響，個體對環(huán)境的反應更為多變。即便如此，筆者還是通過一個簡單的觀察案例來進行說明。對城市居民而言，當代的快節(jié)奏生活對應著正念專家喬恩·卡巴－金所說的“行動模式”，而個體性慢城市體驗即是從這種模式中抽離出來，進入適于思索、專注當下的“存在模式”——理想的建成環(huán)境正有助于促成這種轉變。在“存在模式”下，人們可以對周圍的物質和社會環(huán)境，以及自身的獨特性進行充分感知，并形成現實導向的元認知。根據卡巴－金及其他學者的研究，“存在模式”的出現通常伴隨著一系列特定的認知狀態(tài)，例如一個人因被周圍環(huán)境吸引而短暫停留^[6][7]。根據蕾切爾和斯蒂芬·卡普蘭的“注意力恢復理論”，這種被動專注狀態(tài)還有助于人們恢復被消耗殆盡的注意力^[8]。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證明，精心設計且綠化充足的城市公園能夠引發(fā)這種認知狀態(tài)；但其他環(huán)境（即使相關研究還較少）也可以做到這一點。神經建筑學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之一，即是如何在公園以外的環(huán)境中找到那些能夠觸發(fā)被動專注狀態(tài)的設計要素：其中一些要素的影響機制與綠地有相似之處，可根據對后者的研究成果進行推斷，而親自然領域的專家正在運用分形統(tǒng)計學（而非傳統(tǒng)的分形幾何學）方法展開研究^[9]，但這還遠遠不夠。我們還需要深入了解不同表面、材質，以及擁有復雜圖案構成和層次結構的作品給人帶來的體驗，并探索何種變化強度的建成環(huán)境要素能夠喚醒人們日漸麻木的感官。

為此，筆者正和加拿大認知神經科學家科林·埃拉德教授、Kohn Pederson Fox建筑事務所總監(jiān)哈娜·卡西姆，以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珍妮·羅伊教授合作進行一項名為“建筑設計作為公共健康工具”的研究，旨在通過比較基本建筑設計工具（如形式、色溫和表面接合方法）的不同設定，確定它們對于恢復注意力的功效。研究團隊計劃開展一項橫跨五大洲的大型在地實驗：在擁擠的城市里設計建造兩個不同的亭子，以探究人們對它們的神經生理、生理和心理反應，并檢驗文化差異對結果的影響。期望這項研究能夠在建筑師和城市規(guī)劃專家之間引發(fā)更多討論，促使他們思考如何通過設計為當代城市居民創(chuàng)造福祉——可以肯定的是，唯有找到機會“慢下來”，人們才有可能享有這種福祉。

薩拉·威廉姆斯·戈德哈根新書《歡迎來到你的世界》（Welcome to Your World）融合了建筑學、認知心理學、美學、社會學和設計的跨界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獨特的、有趣的認知體系，建立起建筑與人類身體、心靈的連接，幫助探索建筑環(huán)境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我們的情緒、認知和幸福，我們又可以如何改造我們身處的世界，讓它變得豐富而友好。點擊圖片試讀節(jié)選。

^參考文獻

^{[1] Augé, M. (2009). Non-Places: An Introduction to Supermodernity (Tran. J. Howe, 2nd. ed). London: Verso.}

^{[2] Gehl, J. (2010). Cities for People. Washington, D. C.: Island.}

^{[3] Gehl, J. (2011). 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 (6th ed). Washington, D. C.: Island.}

^{[4] Hall, E. T. (1990). The Hidden Dimension. New York: Anchor.}

^{[5]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doi:10.1037/pspi0000018.}

^{[6] Kabat-Zinn, J. (2012). Mindfulness for Beginners. Louisville, CO: Sounds True.}

^{[7] Davidson, R. J., Kabat-Zinn, J., Schumacher, J., Rosenkranz, M., Muller, D., Santorelli, S. F., … Sheridan, J. F. (2003). Alterations in Brain and Immune Function Produced by Mindfulness Meditat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5(4), 564–570.}

^{[8] Ouellette, P., Kaplan, R., & Kaplan, S. (2005). The monastery as a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5(2), 175-188. 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05.06.001}

^{[9] Browning, B. (2018 October). Biophilia in Learning Environments. Presentation at A4LE Annual Conference, Anaheim, California.}

^{參考引用 / Source:}

^{Goldhagen, S. W. (2019). Slowing down Fast Cities with Designed Experience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7(6), 88-92. https://doi.org/10.15302/J-LAF-1-030009}

翻譯 | 李慧彥王胤瑜汪默英

制作 | 田曉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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