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景觀大書——擁抱亞洲世紀的景觀學

近日，一篇“回國后，我迷失了我作為設計師的職責”的訪談文章吐露出了眾多景觀留學生回國后的困惑與迷茫。隨著這些對外交流機會的增多以及國內設計實踐的積累，關于東西方背景下的景觀設計學差異也逐漸被國內外的從業者們所意識和重視。

不可否認，景觀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其理論體系源起于歐美，但在戰后亞洲各國與地區不斷吸收和排異的城市化過程中，已經形成了獨特的“亞洲城市主義”特征。Jillian Walliss和Heike Rahmann所編著的這本《The Big Asian Boo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即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亞洲語境下來重新解讀“景觀“的涵義。

Jillian Walliss作為墨爾本大學景觀系副教授、系主任，從事了多年景觀設計和理論教學工作，并熱衷于研究和探索景觀理論、技術、文化和當代設計實踐之間的關系。Heike Rahmann現任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 (RMIT) 景觀系高級講師，擁有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和亞太多國的工作與研究經歷，并一直從事亞太景觀和都市主義的相關研究工作。多年圍繞亞洲背景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讓兩位學者對這項研究計劃籌備已久，在2018年一次由北京大學俞孔堅教授專門承辦的研討會中他們的這項計劃獲得大量的支持和啟發，并開啟了這本書的具體編撰計劃。

 ^{Jillian Walliss副教授（左）和Heike Rahmann博士（右)}

兩位學者清楚他們很難通過一本書來定義“亞洲景觀“，或是去提供一個代表性的案例匯總和分類。作為第一本討論亞洲景觀的大書，他們期望通過它去描繪一幅對設計、行業運作和業務，以及對自然、空間和城市主義思考的圖景，進而為具有識別性的亞洲景觀提供一種更為全面的理解和探討機會，并質疑以歐美為中心的景觀學理論的適用性。

^{《The Big Asian Boo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封面, 由Heike Rahmann and Jillian Walliss 編著}

全書主要分為三大章節，分別為“連續體 (Continuum)”、“中斷 (Interruption)”和“速度 (Speed)”。它們之間沒有被設定一個嚴格的邏輯關系，便于讀者可從任何感興趣的話題開始。其中：

 “連續體 (Continuum)”建立了對一些亞洲地區在空間、時間和自然的共同文化與哲學上的理解，并解讀它們是如何在當代設計實踐中來表達的；

“中斷 (Interruption)”則探討了現代性和經濟增長對亞洲的影響，以及景觀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是如何在這種復雜關系下出現的；

“速度 (Speed)”則檢視了設計者的角色是如何在政府和市場的驅動下應對經濟發展周期下的繁榮和蕭條、城鄉之間的不平衡以及高密度的亞洲城市狀況。

Jillian和Heike還整理了20多位來自亞太地區的學者和從業者的短文或評論，以及80多個與主題相關的設計案例來共同組成這本大書，同時也補充了諸多對于亞洲景觀探索的地方性話題和倡議。在每個章節前，他們都提供了引領式的學術性文章來幫助讀者深入理解相關話題和觀點，同時也回應了一些普遍的疑問——“亞洲“具體指的是哪里？我們為什么要討論亞洲景觀？亞洲的設計實踐有何獨特性？它們與地域內外的景觀有何共性與差異？

1.向內（亞洲）的借鑒 (Inter Aisan Referencing)

相較于西方，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從文化、地理、宗教、經濟往來等多個角度而言都有不可爭辯的相似性與關聯性。兩位編者也同樣清楚，“亞洲”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界定，并已經展現出了內在的差異與多元。然而這些都是這本書想要嘗試去揭示的。

編者鼓勵用一種“彈性的亞洲 (An Elastic Asia)”來理解這個既有動態差異又具潛在聯系的地域概念。這種理解被認為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它能為這個復雜的地域概念提供了一個豐富又可辨的圖景底色，使人理解到景觀在東西方背景影響下的根本差異，同時意識到向內研究借鑒的潛在價值和重要性。

這個地域概念的理解支撐了本書所貫徹的方法論——“作為方法的亞洲 (Asia as Method)” 。它最早是由日本的哲學家竹內好在1960年提出，呼吁打破二元結構，如進步與傳統，或東方與西方。他對當時追逐歐美的風潮提出質疑，認為這種不清楚緣由和去向的模仿是沒有價值也難以適應日本的，甚至鼓勵應多向當時落后的中國和印度學習，因為這種向內的借鑒共享有更多近似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從而幫助產生更多在地性的知識和啟發¹。這種自覺與之后的日本建筑學界所發起的新陳代謝運動相呼應，那是一次將現代主義發展從歐美轉移到非歐美國家的變革性運動。

^{《作為方法的亞洲》，竹內好}

Jillian和Heike鼓勵將這種向內的參考(Inter Aisan Referencing)作為對亞洲景觀領域探索的基本方法。這不僅考慮了儒釋道這些亞洲哲學在政府體制、社會責任、家庭觀念、自然文化等方面的滲透，也符合了近百年來各界學者對“亞洲”作為一個整合個體的認可，是作為一種從西方概念中脫離的自治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引發向內思考、對比和學習的有效策略。

不少學者稱，如今的中國無論從經濟發展階段還是城市增長模式都與當時的日本有著諸多相似之處。這不禁讓人自問，我們是否也需要一個類似新陳代謝的宣言來幫助建立自己的舞臺？我們應該如何再去看待現代歐美城市？該如何立身于當今這仍以西方為主流話語權的建筑景觀領域？又或是潛心向內尋找答案？

兩位編者認為理解“作為方法的亞洲 (Asia as Method)“對于那些通常會被視作行業”優等生“的海歸設計師或研究者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他們所獲取的西方職業認證大都是在英語語境下所汲取的對自然、文化和生態相關的景觀知識，而這與他們所要面對的實踐對象與環境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2.新興的亞洲景觀類型

Jillian和Heike在“中斷 (Interruption)”一章中表達了對亞洲城市經濟轉型背景下新興城市空間類型的看法。她們認為這些空間類型看起來可能與西方的模式類似，但在亞洲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作用下所顯示出的內在差異是非常之大的。

她們提醒讀者先要理解一個關鍵的差異——現代性與現代化。現代化是指工業化或經濟發展的結構性過程；現代性則指的是一種在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軌跡中朝向未來的過程，也包含對現在的質疑2。對于西方而言，現代性和現代化是重疊的，但對于亞洲來說并不然。

此外，這種差異也反應在文化和體制之中。以儒家思想為例，它已深入滲透在當代亞洲多國，尤其是東亞，的政體、社會、家庭及個人的意識形態之中。這些影響催生了強大的政府領導力、土地公有制度、租賃開發機制、開發商作為空間創造的驅動力特征3，以及西方少有的跨國地產開發集團，展現出了強大的執行力和生產力特點⁴。

由政府主導的分權開發不僅極大地激活了空間生產效率，同時也催生了獨特的空間類型和性質。所謂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或公共與私有的二元分法在這些城市空間之中并不能被合理地解釋。一些開發商已經主動承擔起維護城市、社會和公共利益的角色，并將其囊括在了企業的長遠發展原則與策略之中（如太古集團的可持續發展2030策略）。

^{香港太古坊——與社區共享的辦公綠地 ?太古集團}

這種非比尋常的經濟轉型和空間生產也導致了另一個與西方城市的差異——巨大的城市人口和密度。預計到2025年，全世界39個人口超千萬的大都市將會有21個在亞洲，尤其是南亞和東亞。在東京，人均4.5平米的綠色用地面積還不到世界衛生組織提議標準的一半5，但這讓人感慨的也許并不是其難以想象的城市密度，而是優質的空間品質。

城市的高密度也意味著高混合性空間發展的趨勢。新加坡Funan商業中心，Woods Bagot的Stephen Jones作為它的設計總監之一在采訪中說道，這種高密度混合型商業中心在北美或澳洲是普遍不受歡迎也不被鼓勵的，相反在新加坡卻是極受歡迎的城市目的地，而且這種城市空間正在亞洲快速蔓延。

^{高密度混合型商業中心——新加坡Funan ?Darren}

除了密度差異外，Jillian和其它多位亞洲學者都認為，公共空間或公園的概念在亞洲城市化之前本就不存在，那時真正具有公共性質的場所更多是在市場或街道這些與人們生活緊密交融的空間6, 7。

因此，在理解這些當代新興的亞洲設計實踐時，編者提醒讀者要避免陷入類型學中對所謂典型案例研究的陷阱，鼓勵去透過多重視角來辨識城市空間表象下的復雜性，如生產方式、資金來源、公眾理解和使用等，以及在城市、社會、生態、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產生的多重效益。

^{亞洲的“共”有空間 ?Akiko Okabe}

3. 設計者在亞洲城市化過程中的角色

編者認為理解設計實踐是如何影響亞洲城市化過程的另一個重點是去搞清楚“設計者”的角色，它們同樣產生出了獨特的形式和作用。以中國為例， “單位”作為特有的社會單元演化出了設計院的形式，即使隨著市場經濟開放，它仍是作為國家重要項目的主要負責單位。

隨著市場資本的進入、政府資助的減少，以及國際資金和技術的注入，一大批私人設計企業開始崛起，這也彌補了設計院相對被動和缺乏創造力的弊端。Alex Breedon作為GVL怡境國際集團的澳籍設計師在采訪中感慨到，中國項目運作的速度是澳洲的四倍，這使得他的設計想法能更快地被執行和實踐。但不可忽視的問題是，這些批量化的產品免不了有諸多低品質且缺乏場所性的城市空間的產生。

書中還提到了中國由大學院校所經營的設計機構，它們將生產、教學和研究結合起來。其中研究部門通常作為一種小型的“設計孵化器”存在于龐大設計機構之中（如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這種模式與日本大學所采用的“實驗室”有相似之處，如建筑師隈研吾和丹下健三在東京大學所創立的設計研究室。它們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在為學生提供實踐機會的同時還可幫助產出一些有傳播性的設計理念和方法。

Jillian稱越來越多西方大學的設計學院也在發展這種模式，作為一種實踐與學術相結合的手段，但這種模式往往導致研究人員與設計學院的分離。她認為在中國和日本的這些例子仍舊與地域文化和政府體制有關。如傳統的學徒模式和“學以致用”的儒家理念，這使得“研究”更多是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工具，以進一步推進知識經濟和產業競爭力，但這種以實用為導向的研究也讓中國的學術工作顯得相對劣勢。

在這些設計角色的助力下，中國經歷了一段快速規模化的城市空間生產過程，同時也逐漸開始探索以增量減速和存量更新為主題的城市化下半場進程。這種過程特征也同樣能在許多其它亞洲國家和城市找到相似經驗。Jillian和Heike在書中也詳細介紹了新加坡、日本等國的例子，將這種共性稱之為亞洲城市化“快與慢的平衡“。他們通過這些圖景和描繪再一次提醒讀者去理解景觀與亞洲城市發展過程中這些方方面面的內在聯系和共同促成的特征，從而可能去發現更多的潛在著力點與興趣方向。

^{亞洲城市化的 “快”與“慢” ?STX Landscape Architects (左), studio on site (右)}

總體來說，全書所展現出的龐大計劃如同書名中的所用的“Big”一詞那樣，展現了一副復雜且多元的亞洲景觀圖景。雖然諸多的學術解釋和難以詳盡的“亞洲”跨度讓整本書顯得有些難以聚焦，但這也反應了這項任務的復雜性，也體現了編者對以“亞洲景觀”為話題的呼吁與期望——在肯定這個新的“亞洲”集體的同時也呈現其中多元和復雜的碰撞，以此來鼓勵一種向內的學習和思考，從而促進更多的有關亞洲景觀的討論、實踐與研究。

Jillian和Heike作為兩位具有多年東西方景觀理論教學背景的研究者，通過這本書為亞洲景觀提供了一些更為中立且全面的觀點和解析。比如呼吁避免依賴西方空間類型學來理解設計實踐，它會讓空間生產者忽略其過程而重形式；西方視角的公共空間在大多亞洲國家和地區中都不能被合理解釋，也不存在其城市化之前的歷史之中。對我國而言，那些鄰里街巷和商貿市集是更能傾訴中國人情感的場所，那些模糊了公私概念的商業中心是當下更受歡迎的城市目的地。因此，“景觀”的概念在這些特定語境下是有差異的，是西方類型學所不能解釋的。

另一個價值點是去理解空間生產者的角色，如市場化中的設計院、逐漸強調城市公共性的地產商、更具國際視野的小型事務所，作為“設計孵化器”的高校事務所或企業智庫，以及兼具專業精神與大眾傳播使命的景觀媒體等等。書中通過多種方式呈現了這些角色的背景、特征與利弊，同時也對比了與西方的差異。這些理解對于那些即將或已經步入景觀行業的從業者和研究者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雖然探索事物的緣由和成像不能直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但它能啟發人們去思考和沉淀，去幫助設計和研究者在探尋本土景觀的道路上尋得更適用和創新的方法，這也應該是本書最核心的初衷和價值所在了。

作者：申瑞琪

Author：Ruiqi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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