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霍爾，一位理想主義建筑師在中國大項目里找到春天

71歲的建筑師斯蒂文·霍爾（Steven Holl），以設計美術館和文化教育類的公共建筑著稱。這些場館大多在歐洲和美國，大小幾千平米。他拒絕過大量商業項目，認為公共建筑才是建筑師參與改變社會的方式。但在中國，斯蒂文·霍爾的形象完全不同。如今他被稱為“繼庫哈斯之后在中國最受歡迎的建筑師”——自 2003 年起，他名下的斯蒂文·霍爾事務所（SHA）在中國已落成的項目超過 10 個，其中最有影響力的項目，是包括成都來福士和北京當代 MOMA 在內的大型商業綜合體，動輒幾十萬平米。

“如何理解這種反差？”我們問斯蒂文·霍爾。他正坐在南京四方當代美術館里，身后是那具著名的 Ex of In House 模型。Ex of In House 是霍爾的一處私人房產，不到 100 平米，卻擁有夸張的弧度和切面，被用來研究室內空間的切割。從三月開始，它在四方當代美術館的“斯蒂文·霍爾：建筑創作”展覽中展出，一道展出的還包括斯蒂文·霍爾的水彩畫手稿、模型、實物和著作。

斯蒂文·霍爾親自把展覽帶來了中國。他常駐紐約。去年展覽在新帕爾茨的紐約州立大學持續了 5 個月，之后又去往韓國首爾，斯蒂文·霍爾在 3 月 23 日下午的演講中說，他覺得在四方當代美術館里展出應該是最好的。

斯蒂文·霍爾在 2003 年設計了這座美術館。它是一座典型的后現代主義建筑，反重力的結構新奇大膽。但霍爾希望強調它的歷史性：由中國古代卷軸畫提供的靈感，物料取自周邊竹林和南京的老胡同——這些細節都透露出他初來乍到時理解貼近中國的努力。四方當代美術館是斯蒂文·霍爾在中國的第一個項目，也是目前為止最小的一個。他在一段視頻里說，接手這個項目時，陌生的文化和哲學讓他感到“緊張”。在那些他熟悉的地方，霍爾以重視歷史語境和因地制宜著稱，2017 年他在倫敦市中心設計的瑪吉醫療中心外立面使用了啞光白玻璃，和周圍古建筑產生了有趣的協調。

中國是新鮮的，中國商人也是。之后經歷的事多少有些出乎意料。2011 年，斯蒂文·霍爾在 SCI-Arc 做演講時，有人問他在中國做項目的感受。斯蒂文·霍爾回答：就像開始是要去釣三文魚，結果發現咬住魚鉤的是一條巨型章魚。

有多巨型？Open 建筑事務所的創始合伙人李虎在 2013 年接受《設計家》采訪時說，2003 年斯蒂文·霍爾設計的北京當代 MOMA 項目 Linked Hybrid 比他過去 20 年里所有建成項目的總和還要大。李虎曾在斯蒂文·霍爾建筑事務所工作，他也是 Linked Hybrid 項目的負責人。

1970 年，22 歲的斯蒂文·霍爾從華盛頓大學建筑系畢業，前往羅馬和倫敦學習建筑。在倫敦建筑聯盟學院，扎哈·哈迪德是他的同學。他們有過合作，后來成了朋友和彼此有力的競爭者。

30 歲那年，斯蒂文·霍爾來到紐約，不久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務所。但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只能接到一些小型的私人委托，勉強維持。4 年后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筑學院謀了個教職，執教至今。他一直告訴學生，不要過分看重項目的規模大小。為此，他常舉的例子除了 Ex of In，還有他在華盛頓上學時做過的一個學生習作，在 8*8*8 英尺的方塊里設計一個一應俱全的家。

斯蒂文·霍爾事務所第一個重要的公共建筑項目位于芬蘭赫爾辛基，奇亞斯瑪當代藝術博物館。公共建筑總能幫助建筑師打響名聲。斯蒂文·霍爾在 1993 年的設計競標中獲勝。斯蒂文·霍爾喜歡競標，他將建筑界多年來形成的這套游戲規則視為對他想法的最大肯定。這個充滿弧形和彎曲的項目在芬蘭引發了巨爭議，斯蒂文·霍爾上了當地報紙，被漫畫家嘲諷。奇亞斯瑪當代藝術博物館直到 1998 年才建成。

^{休斯頓藝術博物館 格拉塞爾藝術學院 ?Richard Barnes} 

不過在那之后，藝術相關的建筑成為斯蒂文·霍爾的拿手領域，包括位于美國的路易斯藝術中心、約翰·F·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擴建項目、休斯敦藝術博物館擴建項目、溫特視覺藝術中心、弗吉尼亞州立聯邦大學的當代藝術學院。斯蒂文·霍爾習慣使用某種藝術形式解釋設計的靈感來源。有時關聯看起來非常迂回，像是來自尤利西斯的小說，或者愛因斯坦的科學之美。

某種程度上，和他喜歡的建筑師柯布西耶一樣，霍爾代表了某一類現代建筑師的形象——在建筑之外，漂亮的繪畫手稿和出挑的理論觀點讓他們更受歡迎。和那些只會做項目的建筑師相比，他們看起來更理想主義。

過去幾年，斯蒂文·霍爾建筑事務所在倫敦、休斯頓、弗吉尼亞和里士滿都有項目建成，在丹麥設計的懸空天橋“哥本哈根大門”停擺八年后也終于重新開工。但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可能是位于紐約西村的 T-space，是住宅也是一處私人藝廊。斯蒂文·霍爾有很多藝術家的朋友，“我們總是想把建筑、詩歌、音樂、繪畫和雕塑結合起來”。《紐約時報》在 2017 年的一篇報道稱，T-space 里收藏的好些藝術品都是斯蒂芬·霍爾交換所得——為朋友設計一個房子，朋友回贈一件自己創作的藝術品。

他標志性的工作習慣——在 5X7 英寸的之上畫圖，延續了 40 年，已經和他設計的建筑一樣出名。“建筑創作”的策展人尼娜·斯崔茲勒-萊文寫道：“霍爾儀式性地在每天早晨作畫……對霍爾來說，整個項目的過程中畫出上百幅水彩畫太稀松平常了。”從 1978 年起，斯蒂文·霍爾在《建筑手冊》（PamPhlet Architecture）中發表關于公共住宅、城市化、以及藝術與建筑關聯的文章，他出版了《錨固》（Anchoring）、《交織》（Intertwining）和《視差》（Parallax）幾本書，討論建筑與選址的關系、空間內部的知覺體驗和他的“基礎結構思想”。霍爾時常引用“現象學”來解釋他的設計理念，盡管解釋并不總能深入（可能也沒有必要）。

與此同時，斯蒂文·霍爾還批評建筑師日益電子化和流程化的工作方式。過分追求商業和技術讓他反感。今年 3 月霍爾又向《大都市雜志》表達了對現代建筑的沮喪之情。

對整個事務所來說，斯蒂文·霍爾是事務所的大腦和靈感來源。“事務所里大部分人習慣于按照 Steven Holl 的草圖一絲不茍地來發展一個設計。”李虎說。 2017 年《紐約時報》去采訪斯蒂文·霍爾時碰巧看到了這一幕：他剛剛畫完，用 iPhone 拍下，傳給他在莫斯科的同事們，他們正在接手一個當地的運動中心項目。

斯蒂文·霍爾本人則更希望強調事務所的純粹性。在 3 月 23 日的采訪中，斯蒂文·霍爾說，建筑界如今有一種糟糕的文化。“他們做一部分真正的設計，也會接一部分的活兒只是為了錢。對我來說，這就像白天做‘賢妻良母’，晚上做‘娼妓’。（注：建筑師菲利普·約翰遜卻說：“建筑師全都是娼妓。”）一家很大的建筑事務所，養了 300 多個員工，不會告訴你他們在做什么，因為他們做了很多垃圾，只為了支付賬單，讓事務所運營下去。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不會那么做，我接受不了雙重標準。”斯蒂文·霍爾事務所在紐約和北京的團隊大約有 50 人。北京辦公室在 2006 年成立。

時隔 7 年，斯蒂文·霍爾再來中國。3 月 23 日，他還受邀做一場名為“建筑創作·當代亞洲的靈動空間”的演講。演講在四方當代美術館旁、日本建筑師磯崎新設計的會議中心里進行，座無虛席。

斯蒂文·霍爾沒有談論他在亞洲如何制造了那些“靈動空間”，但他解釋了自己是如何來到亞洲的。他一上臺就先祝賀磯崎新在 3 月初獲得建筑界的最高榮譽普利茨克獎。他稱贊磯崎新不僅是個偉大的建筑師，還總不忘提攜后生。“是磯崎新把我帶到了日本，也是他把我帶到了中國。”霍爾說。在日本福岡，霍爾建造了“世界公寓”（Void Space Housing），那是 1989 年的項目，當時霍爾在紐約的事務所還在艱難度日。

至于中國，斯蒂文·霍爾說，是 2003 年 8 月 13 日，他們來到了這里。他清楚地記得日期，顯然認為這是個無比重大的正確決定。

磯崎新 2003 年介紹斯蒂文·霍爾來中國時，接待他們的是南京的地產商人陸軍和他剛從劍橋畢業的兒子陸尋。當時陸軍正在籌劃一個大型建筑實驗項目，他拿下南京佛手湖附近一大塊依山臨水的空地，打算邀請世界頂級的建筑師蓋二十棟座漂亮的建筑，但沒有對設計提出任何限制。盡管之后這些建筑的用途不好保證，但對建筑師來說，藝術追求可以得到滿足。霍爾設計了整個園區里最重要的一棟建筑，四方當代美術館。

這是斯蒂文·霍爾對中國開發商的第一印象。

3 月 23 日晚，陸尋——四方當代美術館的現任館長設宴招待斯蒂文·霍爾。晚宴開始前，陸尋說，很少有建筑師和客戶能維持這樣的關系，十多年過去了還能回到同一個項目上。一般來說，建筑師和客戶之間的關系都是一次性的。只有這種非盈利的文化項目才能如此。希望友誼長存。他問霍爾，“知道你很累，但要不要簡單講幾句？ ”霍爾說：“我只想說，謝謝。”

幾乎和四方當代美術館的項目同時，開發商當代置業找到了斯蒂文·霍爾，這是個 22 萬平方米的大型住宅復合體項目，除了住宅，內部還有餐廳、影院和幼兒園。他們希望斯蒂文·霍爾能對規劃圖做些修飾加工。這就是開頭提到的那個體量超過斯蒂文·霍爾此前所有建成建筑總和的項目——北京當代 MOMA。李虎說，斯蒂文·霍爾有點猶豫。對于如此巨型的項目，他沒有十足的把握。

斯蒂文·霍爾在 3 月 23 日的采訪中稱，他不能接受的是“加工規劃圖”的提議。“我說，我不做那個——但給我三個月的時間，和一點設計費，我會做出一個漂亮的理想方案。我在泳池之間架起了橋。在區域的中間，我放了一個水上花園。我把方案遞過去之后，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都沒有回音。然后我收到了一封郵件。郵件里說，你的方案超出我們的預算太多。但是——我們打算提高預算，按你的方案來造。什么都不會削減。”北京當代 MOMA 在 2009 年建成，拿了包括 AIA 紐約分會可持續設計獎在內的幾個獎項。斯蒂文·霍爾稱這個項目為“Linked Hybrid”，意思是連接的混合體。

“在美國，這樣的事已經不會發生了。大部分美國的客戶都不能接受這樣的想法，他們都只是在使喚建筑師。”斯蒂文·霍爾認為，這是他在中國的項目和在西方差別巨大的原因。那是因為，西方的建筑行業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衰退了。“我不反對做商業建筑，但方案必須是理想主義的。你必須有好的客戶。當然不全是，但我在中國碰到的那些商業項目，客戶都很好，他們就是想要實現我的想法。”

“我覺得可能那時正好也是北京奧運會的時候。在中國，他們非常想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

中國的開發商們相信，這些備受贊譽的西方建筑師能幫助展示最好的一面。得知今年 3 月斯蒂文·霍爾會來中國，他們把他的時間占滿了。一周里，斯蒂文·霍爾幾乎每天都要去一座不同的城市。這和他們是否理解了“自然光切割建筑”的理論、或者公共空間的意義無關。

開發商也一定意識到，建筑師的聲譽可以幫忙推銷房子。各地 SOHO 項目的成功證明了這一點。扎哈·哈迪德在中國最為人熟知的作品就是和 SOHO 中國合作的一系列商業辦公樓——他們的合作也不是一次性的，包括 2012 年落成的北京銀河 SOHO，2014 年落成的北京望京 SOHO 和上海的凌空 SOHO。創始人兼董事長潘石屹曾在接受《好奇心日報》采訪時表示，正是 SOHO 給扎哈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更大體量的建筑設計機會，以及更多的建造支持。“她說張欣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潘石屹說。

不只是 SOHO，整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都是如此。盡管 2014 年后出現了波動和放緩，但新加坡研究機構 Stansberry Churchouse 數據顯示，中國現在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房屋市場，去年的房屋銷售額為 1.7 萬億美元，是美國的市場交易總額 7 倍。中國的城市飛速擴張更新， 從 1978 年到 2017 年的 40 年里，城鎮住房從大約 3100 萬套增加至 3.03 億套。

建筑師則獲得了罕見的機會。對斯蒂文·霍爾來說，他可以嘗試在大型商業項目中創造公共空間。斯蒂文·霍爾 2007 年在成都設計的來福士廣場，規模超過了北京 MOMA，有 31 萬平方米。“客戶的方案是，造一個購物中心，和一座辦公塔樓。我說，不，讓我們做一個公共空間。我們會（讓商場下沉）在屋面上做一個水上花園，做一棟關于光的建筑——自然光切割了建筑。”再一次，“他們接受了我的想法。”

之后，斯蒂文·霍爾又在深圳的萬科總部里安置了一座大型花園。旭輝北京七里莊項目一年前開始建造，斯蒂文·霍爾提供的設計方案里有 5 個花園。

不過，在這股風潮中斯蒂文·霍爾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很多情況下，中國開發商追求名氣，但并不知道各個知名建筑師之間的區別。他們很少定點邀請，而是采用公開競標。雖然建筑師參選，具有決定權的還是甲方——建筑師會對甲方贊不絕口，因為它們比全球其他地方的客戶更慷慨、也更“寬容”。

過去幾年，項目變少了，競爭者卻在變多。斯蒂文·霍爾事務所幾天前遞交了一個深圳公共建筑項目的方案，項目包括會議中心和酒店。“是個基于凹凸曲面的漂亮想法。”斯蒂文·霍爾說。他酷愛曲面。但這個項目有包括 Foster + Partners 和 OMA 在內的 7 家國際事務所參與競爭。

2013 年，斯蒂文·霍爾曾在青島文化藝術中心項目中擊敗雷姆·庫哈斯創立的 OMA 和扎哈·哈迪德事務所。但三年前，斯蒂文·霍爾建筑事務所就沒能在深圳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方案中勝出。當時他們提交的方案是在兩座建筑之間建造一個公共的廣場。ArchDaily 的報道稱，這一方案獲得了大部分評委的投票，深圳的政府官員則選擇了另一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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