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空間的分化、排斥與整合——以南京市東山新區為例

近年來，在城市化與居住郊區化的進程中，居住社區的分化現象日益凸顯。目前國內學術界已有學者開始從空間角度切入分析居住空間分化與社會排斥等問題。本研究認為不僅應將居住空間分化看作分析居住社區的社會排斥問題的現實背景，而且應將空間作為對此問題進行探析的必要視角，進而將居住社區排斥問題嵌入在居住空間分化的框架內，以獲取對居住空間分化與排斥問題的空間與社會層面的雙向解釋。為此，必須將空間一社會視為辯證統一的過程，社會關系既形成并銘刻于空間，同時又受到空間關系的制約。沿此思路，本研究力圖通過理論與實證研究，探討社會排斥的空間向度與空間策略并提出居住空間整合的若干建議。

　　一  社會排斥的空間向度

　　現代意義上的社會排斥概念起源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法國。目前該概念已經成為分析社會關系的有效工具而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采用。雖然至今仍未形成關于社會排斥的統一定義，“但它意味著這樣一個過程：個人或群體被全部地或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會參與之外。”顯然，社會排斥往往是社會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進行拒絕與隔離的過程和結果，因而有學者提出，社會排斥研究主要圍繞社會弱勢群體如何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而日益成為孤獨、無援的群體，并且這種狀況如何通過社會的“再造”而累積和傳遞等問題展開。國外學術界針對社會排斥問題采取兩種主要研究路徑，一種是“社會一社會式”研究取向，探討社會弱勢群體如何在勞動力市場以及社會保障系統中遭到排斥，另一種是“空間一社會式”研究取向，將空間研究看作探析社會關系的一個基本向度，從空間角度切入來研究社會排斥問題。這種取向始于20世紀初期齊美爾率先將空間視角引入社會學領域的探試性研究。 R·帕克、E·伯吉斯、R·麥肯齊等學者將齊美爾的空間社會學思想直接貫穿到芝加哥（古典）城市社會學的研究之中，描述和闡釋了在美國城市變遷進程中社會弱勢群體及其居住社區在空間區位上的被排斥與接替的生態過程。然而，20世紀50年代，試圖取代芝加哥城市學派的新正統生態學派再次將空間貶低到次要地位，空間研究進展緩慢。到了20世紀70—80年代，西方地理學界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形成了一次較大規模的交流與辯論，其中以城市空間政治經濟學派的創始人列斐伏爾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著手將空間研究意識形態化，對空間與社會的關系進行理論梳理和重新定位，從而由空間排斥到社會排斥的內在邏輯得以進一步明確：空間及其組織形態承載了各種社會關系與社會活動，空間的分化及排斥是社會關系運作的產物，在社會結構與空間結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系。

　　同時，在理論層面確立的邏輯關系被許多實證研究加以證實和深化。羅維斯和斯科特從具體問題出發探討了空間與社會的關系，在這些具有實證精神的空間政治經濟學者看來，空間過程與社會組織之間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社會經濟問題完全可以被放到空間過程與空間肌理之中進行考察。W·威爾森的研究發現，由于中產階層的遷出，使得集中在美國大城市舊城區的大量失業者和窮人缺少與就業者的聯系，造成社會分割或社會孤立。這種社會分割和孤立現象不僅體現在個人層面，也體現在地方社區層面。由于失業者和窮人的集中，且與主流社會脫離，使得整個地方社區也逐步衰敗，形成空間排斥，這種空間排斥反過來又加劇了個人層面上的社會排斥。比如，居住于被排斥社區中的個人，無論個人的特征如何，都會遭受“地方歧視”。

　　國外相關研究表明，空間向度可以作為分析社會排斥問題的一個有效路徑。正如S·梅西（Massey）明確指出的，空間分化是社會排斥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國內學術界對社會排斥的空間研究仍相對滯后，有待作出更多的學術嘗試。

　　二  社會排斥的空間策略：空間可及性及其控制

　　通過上述討論可以發現，社會排斥作為一種社會關系運作和社會結構變遷過程必然不斷地刻劃并生成著相應的空間軌跡與空間結構，這種空間化實踐導致空間的日益分化。S.羅勃（Rob）認為，微觀個體的空間選擇行為導致宏觀社會行為的空間定向趨勢，就其結果來看，空間化實踐體現四種策略：邊界策略、門戶策略、重心策略和分化策略。邊界策略指社會活動所涉及或許可的空間范圍。門戶策略則指社會活動往往受到社會的一定的“空間門戶”的控制，也就是說，有些活動得到允許，社會對其“開放門戶”，對其采取接受和包容的態度；有些活動被禁止，社會則對其“關閉門戶”，對其采取拒絕與排斥的態度，使其難以獲得存在的空間。重心策略是指中心和邊緣的空間分化策略，一種社會活動和社會現象得到較多的資源支持，就能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在空間分配中就處于優先和中心地位。分化策略是指空間性質和功能分區，如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分化，這是人類社會活動分化、深化的表現。總之，任何社會活動在一定意義上都表現為空間化實踐，而空間化實踐賦予人的活動、關系和社會過程以一定的空間秩序、關系和結構。

　　不論何種空間分化策略，實質均可以歸結為對空間的可及性控制。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可及性表示針對某空間（包括空間里的人與活動以及物質環境等）或資源的接觸、參與和獲取的難易程度。K·林奇根據怎樣可達和為誰服務對可及性進行了分類，最基本的可及性是與他人交往的可及性。其次是對各種活動的可及性，即參加各種活動的機會多少。再次是資源可及性，例如食物、能源、景觀等。接下來是空間可及性，如進入某個社區和公共空間是否受歡迎等。最后是信息可及性，在今天的城市中，信息的可及性已經成為人們的一個主要的需求。

　　空間及資源的可及性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它表明的是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從完全排斥到完全包容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在它所表達的地理空間關系中實際上反映了各種社會關系。人馬達尼普爾在將歐洲城市的社會排斥與空間因素聯系起來考察時發現，空間排斥可以成為一種可操作的機制和一種針對空間、活動、資源和信息的可及性進行控制的制度化形式。個人行為以及法治的、政治的和文化結構都極大地依賴這種可操作機制并持續地再生產它。那么，如何控制空間的可及性？馬達尼普爾提出了物質控制、社會一制度控制與符號一心理控制等三種方式：

　　——物質控制。利用來自自然或人工環境因素的空間的物理組織，被社會性地或符號化地用來形成可見的和嚴格的限制附加到我們的空間實踐中去。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地形學對差異與隔離的構成作用，例如對于古代的希臘人和美索布達米亞人來說，山頂是諸神所在的地方。現代社會中，山頂有時也成為有錢有勢者居住的地方。

　　——社會-制度控制。包括從法律上禁止進入某些空間到沿著公認的界線設立障礙等。

　　——符號-心理控制。存在著一種心理空間，我們對空間的意識，它是由符碼和符號來進行管理和操控的，它通過直接的警告和更為微妙的威懾來阻止我們進入某些空間之中。

　　現實中，這三種控制方式往往緊密結合在一起。以社區門禁系統為例，社區人口大門的設置即屬于一種典型的物質控制方式，而人口控制是建立在社區開發者經過法律允許而獲得的土地使用權范圍的基礎上，同時也是對其擁有的使用權的空間確認。而空間人口，包括管理人口的門衛等都可能讓有些人望而卻步，帶給人們不同的感覺（如受不受歡迎等），形成對空間可及性的符號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