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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率先打出“四合院專業代理評估”招牌的井蘊嬌這段時間很是著急,找她代理購買四合院的人越來越多,買下來之后多要徹底翻修。眼見一處處四合院被拆了又建,井蘊嬌心中不是滋味,她在想:這些老院子,到底包含著多少文化遺產的信息?能不能請專家鑒定一下,把這些信息提前告訴給買家呢?
在北京的老城區,有20多年沒有公布新的區級文物保護單位了。這20多年,正是老城被大拆之時,已公布的區級文物保護單位,數量有限,即使如此,有的也未逃脫被鏟除的命運。一段時間以來,市、區兩級政府都忙于舊城改造,不公布新的區級文物保護單位,也算是不給推土機找麻煩。情況在2000年發生了變化,這一年,北京市公布了首批歷史文化保護區,禁止在保護區內大拆大建。此后,鼓勵社會力量購買四合院的政策出臺,井蘊嬌的四合院買賣便越發地紅火。
“北京的四合院見證了許多歷史故事,如果我能發掘到這些歷史文化信息,它們就更有吸引力,銷售價格肯定比普通的院子要高,買家也會備加珍惜,不會輕易地拆改,因為這些信息,既有文化價值,又有經濟價值。”井蘊嬌向我道出了她心中的秘密。
近年來,北京四合院的行情大漲,找井蘊嬌買院子的多為投資客,前幾年賣幾百萬元的院子,現在一轉手就是上千萬。“誰說這些老院子是破爛玩意?”井蘊嬌說,“四合院的投資回報率多高啊!”
可是,在中國的城市里,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傳統民居在成片成片地“腐爛”,它們多身處市中心區,多在優質地段,可長期以來,無人愛惜,無人交易,危房率急劇上升,成為黃金寶地上的蕭條。
在過去,對房屋的養護,是一種基于房屋自由交易的市場行為,無需政府投入財力——買家購得房產后,多會加以修繕翻新,如無現金保持房屋質量,可通過出租或房屋抵押貸款獲得修繕費用,或干脆將房屋售賣。在此種關系中,財產權的穩定最為重要,否則,這種市場行為就不會發生。
經歷1958年對私房的改造,“文化大革命”對私房的沒收,中國城鎮房屋的產權關系出現了混亂,大量受憲法保護的私有房屋被違法侵占。“文革”結束后落實私房政策,由于種種原因,被侵占的房屋未能徹底退還原產權人,旋即大規模舊城改造開始,“拆”字旗下,這些老房子更是無人敢修、無人敢買,它們不是被拆掉,就是自己爛掉。
于是,中國的城市出現了一個罕見的現象:在經濟增長的和平時期,城市的細胞——房屋——出現了大規模的衰敗。其衰敗之因,一是這些細胞的細胞核——財產權——遭到了破壞,二是這些細胞已不能夠通過市場的交易自由地呼吸,它們多被劃入危改的范圍,產權、戶籍均被凍結,結局只有一個——拆。
令人窒息的“拆”屏蔽了市場信息,使這些黃金地段上的房屋完全失去了市場價值。井蘊嬌的故事告訴我們,情況完全不必如此,只要把那個“拆”字抹掉,修復并保護房屋的財產權,市場就會讓這些房子好起來。
“北京的四合院已越來越少,越來越稀缺了,它們已經是古董,怎么會不值錢呢?”井蘊嬌說。她急于請專家鑒定老院子文物價值的想法,也部分地暗示了這樣一個市場規則:文化遺產的價值不僅僅存在于精神層面,它還會積淀為物質財富。文化遺產的吸引力不但會提升自身的市場價值,也會提升周邊不動產的市場價值。打一個比方,這個城市有故宮,它的不動產價值就會比沒有故宮的城市高。
所以,在一個自由而開放的市場環境里,文化遺產的價值多能通過市場信號敏感地顯現。人們支持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是因為這當中還包含著最為實際的經濟理由——文化遺產會提高這一地區的吸引力,其價值會積淀為這一地區不動產的市值。
于是,文化遺產擁有者的權利必須受到限制,他們被規定必須按照文物保護的要求對房屋進行修繕。他們由此獲得補償——其房屋修繕方面的稅負得到優惠(美國便是如此)。
從經濟層面來看,此種政策設計的潛臺詞是:你們家的房子作為文化遺產留下來,使得街坊鄰居們的房子更值錢了,大家就會要求保護你們家的房子,并通過減免稅收,來購買你們家因保護而被限制的權利。
顯然,只有在財產權穩定的情況下,以上市場規則才會顯靈,與之相關的政策設計才會發生。相比之下,盡管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持續了三十年,1998年通過住房制度改革,建立了房屋產權交易市場,2008年施行了物權法,可房屋產權的穩定性仍面對諸多不確定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遺產的價值更是難以得到真實的市場反饋。
眼下,井蘊嬌最頭疼的仍是規劃問題:“我們最擔心的是,剛把院子賣給客戶,那個地方就被規劃了,要被拆遷了。你說,這讓我們怎么向客戶交代?”
她得出結論:“四合院的衰敗,完全是政策導致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