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泛平原古城鎮洪澇經驗及其適應性景觀

　　引言
　　作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也是最難治理的河流，歷史上黃河在其下游洪泛平原之上頻繁的決口、泛濫、改道以及與之相伴的嚴重的泥沙淤積過程為世所罕見。處于黃泛平原上的古代城鎮，在與洪水、沙災的長期斗爭和適應過程中，用生命和財產為代價換來了一系列應對災害的寶貴經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景觀。對此，古人已有所認識[1,2]，今人鄭連第[3]、吳慶洲[4]、章生道[5]等都曾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提及，針對具體城市在考古、歷史、地理等方面也有一些較為細致的研究[6,7,8,9]。然而就黃泛平原古城整體而言，對其洪澇災害影響下的景觀形態仍缺乏系統的研究與深入的分析，急需開展相關的基礎性研究。
　　黃泛平原古城獨特的“水城”景觀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和重視，這一區域多個城市在形象宣傳、旅游招商以及城市總體規劃等中提出了諸如“江北水城”、“水邑”、“中原水城”、“北國水城”等城市特色概念 ，其中以聊城的“江北水城”最廣為人知。對這些水城景觀的形成，常被附會以“風水”來解釋[8]， 而其作為黃泛平原上獨具價值的“生存藝術”[10]的認識，卻遠遠不夠。面對危機四伏的中國城市水生態和水環境，古人的這種“生存的藝術”，作為獨特的文化遺產，對今天的城市水系治理、防洪治澇規劃以及土地利用規劃等仍由借鑒意義。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既有理論意義，也有實踐價值。

　　1黃泛平原城鎮的洪澇災害經驗

　　筆者所論的黃泛平原是指海河平原和淮河平原之間的黃河沖積平原，西臨豫西山地，東至泰沂山區，地勢低平，主要包括河南省的開封、商丘、濮陽、周口地區、以及新鄉地區東部，山東省菏澤、聊城地區，以及江蘇、安徽西北部地區。
　　黃泛平原是中國歷史上水災最為深重的地區。據統計，1949年以前的3000多年間，黃河下游發生的漫、溢、決口和改道約有1500余次，洪水波及的范圍約25萬平方公里，其間經歷了26次大改道，在16、17、19世紀，平均4、5年就要發生一次。受黃河泛濫的影響，平原內水系紊亂，排水不暢，每至汛期便內澇成災。 如開封在公元1180～1944的近800年間，境內黃河決口70余次，開封城曾遭水淹6次、洪水圍城15次[12]；又如菏澤地區在1949年以前的3000多年間，波及境內的黃河改道12次、決口164次，明代以來的614年間，發生內澇的年份有224年，城市都屢遭洪水圍困，其中曹縣、成武多次因水淹毀城而重建[13]。
　　水災也帶來了沙災，洪水將大量的泥沙帶出堤外，水退沙留，在地面上覆蓋了大片深厚不一的沙土沉積物，摧毀城鎮，吞噬農田[11]。而平原上的古城由于有護城堤和城墻的保護，洪水及其挾攜的泥沙大多情況下都被擋于堤外或城外，造成城、堤以外土地逐年淤高，形成“城內之地下于城外，城外之地又下于堤外”[2]的狀況，如明代河官劉天和言，“濱河郡邑護城堤外之地漸淤高平，自堤下視城中如井然”[1]（圖1）。這種狀況使城市所在的地勢愈加低洼，增加了防洪的難度，積澇難以排出，加重了內澇災害。一旦護城堤尤其是城墻決口，就會造成洪水灌城的滅頂之災。泥沙淤積更足以摧毀城市，一次大洪水后的泥沙淤積可達數米之深，原有城市被深埋地下，如很多黃泛平原古城形成的地上地下“城壓城”的結構就是這種災害的寫照。

　　2黃泛平原古城鎮洪澇適應性景觀

　　黃泛平原古城在與上述災害過程的長期抗爭中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的治水經驗和生存之道，使城市文明得以在嚴酷的環境中延續發展。這種洪澇災害的自然過程，與人們不懈的生存實踐活動，相互作用，形成了黃泛平原古城獨特的適應性景觀。主要可歸納為居高、修筑城墻護城堤、保留建設蓄水坑塘三大適應性景觀。

　　2.1居高
　　遠古時期黃河在廣大的平原上漫流，先民為了利用肥沃的土壤，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期開始，逐漸從丘陵、階地進入黃泛平原[14]。由于生產力低下，選擇地勢高的自然土丘臺地建立聚落，就成為一種最簡單的防洪策略。在豫東、魯西南的平原地區，廣泛分布有大量龍山、商、周文化時期的人類聚落遺址，絕大部分位于相對較高的崗丘上，這些遺址經歷了無數次的洪水沖襲，有的被沖毀而湮沒在黃河泥沙之中，有的則仍可見于地表，呈現為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土丘，高度大多在2~5米左右，在當地被稱為“堌堆”，它們反映了從遠古就有的擇高而居的生存經驗，成為獨特的地域文化景觀[15]。
　　隨著人口的增加和黃河兩岸堤防的形成，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就已大量從高崗移居平地從事農業墾殖[16]，所謂“下丘居土”。如古人所說：“先時人眾避水，皆上丘陵，今水害除，得以蠶織，故皆下丘居平地也”[17]。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區，城鎮大量興起。對于這些在大平原上建立的城市，居高仍不失為重要的防洪御澇上策，并有多種形式，包括：
　　2.1.1 擇高：選擇地勢相對較高的自然地形建城
　　如淮陽古城以及位于其東南的龍山文化時期的平糧臺古城遺址，均選址于平原上地勢相對較高的岡地[4]；又如睢州（今睢縣）古城，據記載其舊城依金鎖嶺而建，明嘉靖年間舊城毀于水后又選城南鳳凰嶺建新城[18]，其所謂的“嶺”即指這種高岡。另外一些城市則利用黃河洪泛過程中在古城外自然淤積的高地，當舊城逐漸低洼不宜居住或毀于洪水后，人們往往于堤外高地另建新城，如單縣縣城、商丘縣城、柘城縣城、夏邑縣城等。
　　除城市整體擇高而筑外，官署、寺廟、文廟書院以及墓葬等重要建筑往往選址于地勢較高之處以避洪水。如開封的開寶寺塔，曾建于名為“夷山”的土山之上，雖歷經洪水，至今仍出露于地面[20]；又如睢州舊城衙署據記載建于金鎖嶺前，地勢高聳[18]。另外，極為常見的是利用遠古遺留下來的堌堆遺址，建筑寺廟、書院、墓葬等，既可形成巍峨的視覺效果，又可避洪水。
　　2.1.2 墊城：提高城市道路、街區和建筑基底標高
　　由于黃河泥沙長年在城外淤積，造成黃泛平原古城普遍地勢逐年低洼，于是在城外取土，填墊城內地坪就成為重要的改善措施。如明代虞城楊天精的《買土便民說》中記載，當地官員曾下令在城墻以外置公地若干，專供城內官民取用，使“城以內乃得平土而居” [2]。另外，在城外的取土可以和蓄水坑塘的開挖結合在一起，墊高城內場地的同時使城內積澇有排泄容蓄之所，成為一舉兩得的措施。如明代虞城王尚賢在其《虞城河患述聞說》提出，應“于堤外堧余開地立隼，又闊開丈深，足以容堤內之水，使城內編戶居民各運其土，以寔在巳門面所有之地，公街官路役使堡夫填攤，務要均齊如一”[2]；又如《寧陵縣志》記載，明嘉靖年間知縣熊秉元令居民“就濠取土，修墊房基”，“使城中之水，盡泄于濠”，從而達到“濠水深險，而城勢增高”的目的[19]。
　　2.1.3 筑臺：重要建筑選址于高地、修筑高臺建筑以及建設避水臺
　　為重要建筑修筑高臺基以避水害，是更為普遍的洪澇適應性景觀。其中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興盛一時的高臺建筑就是典型的代表，雖然后來這種為建筑修筑高大夯土臺基的做法逐漸較少采用，但是重要建筑臺基要高于一般建筑物仍是普遍原則。很多古城都有類似的記載，洪水浸城后一般建筑大多被沖毀，而官署、文廟、城隍廟等一些重要建筑由于臺基稍高，仍能幸存[21] [22]。如《曹縣志》記載，其城隍廟舊址由于地勢低洼，每至雨季積澇嚴重，明嘉靖年間重修時，以填墊基址為先，取土于郭外，填筑基址“前后百余步，增高數尺”，又筑臺基倍高于前，完工當年河決入城，水退而殿宇如故[22]。
　　另外，黃泛平原古城還有在城內修建避水臺的例子。如睢州古城，明代官員吳公曾在當地倡建避水臺，他認為“黃河暴漲，彌漫百余里，深弗能逾尋丈，惟四平之地為畏，稍高則可升以免耳”，故修建高臺可為居民提供避洪場所，且“累土為臺，掘地為池，池可以潴，臺可以升”，還可有助于解決城市的積澇問題，是“行一物而二利舉”的良策[18]。

　　2.2城墻和護城堤
　　2.2.1城墻
　　作為軍事防御設施的城墻是古代城市的共同特征。但是對于黃泛平原的城市，城墻還是一種重要的防洪設施，正所謂“鄰黃河，所虞者不獨寇也”[23]。早期發源于黃河流域的中國古城，如距今4000多年以前龍山文化時期的河南淮陽平糧臺古城遺址、3000多年以前的河南偃師商都西亳遺址、以及鄭州商城遺址等，都發現有具防洪功能的城墻[4]。
　　古城的城墻最初一般由夯土筑成，由于土城遇雨澇容易傾頹，所以大部分古城在明清時期都逐步采用磚石包砌，甚至直接由磚石砌筑[18]，從而大大提高城墻抵御洪澇的能力。同時，大部分古城為提高城門軍事防御能力而在部分或全部城門增筑的甕城，也提高了城門的防洪能力，如菏澤、商丘、曹縣、成武、虞城等古城，各城門外均有甕城。商丘古城的甕城則采用了“四門八開”的形式，又稱“扭頭門”，使御洪能力進一步提高[24]。
另外，由于城門是城墻防洪的薄弱環節，所以在洪水正面沖擊之處不設城門是重要的原則。睢州古城就有這方面的教訓，古城西北明代時為出入便利曾開小門，稱右翼門，后洪水屢次從此灌城，經考察發現此處原是黃河故道，未建城之前常通舟楫，清初經多次填砌，終于閉塞此門杜絕了決口之患[18]。
　　2.2.2護城堤
　　于城墻外再加筑用于防洪的護城堤，構成雙重防護，是黃泛平原古城的另一普遍的適應性景觀。很多古城在建城之初由于財力有限，往往只修筑城墻，以后逐步加筑護城堤。護城堤一般為圍繞城市的環形大堤，也有部分古城只在面向河流的一面修筑局部護堤，但由于這種做法御洪能力有限，所以很多古城都逐步將其連為環城護堤，如睢州[18]、柘城[25]、成武[21]等古城。有的古城則為進一步加強防洪能力，在環城護堤基礎上，又沿城外洪水主要途經的河道加修多道護堤，如元代開封城有內城、外城，又在城外沿各主要河道加修堤防[4]；碭山縣城，城外沿黃河建有縷水堤多道[26]；又如太康縣城，據記載歷史上曾有九濠九堤以備河患[27]。
護城堤的建造級別一般低于城墻，大都采用夯土筑成，不耐雨澇。所以堤防的保護十分重要，通常通過植樹，如柳、桑、榆等來加固堤岸，如《曹縣志》記載，明正德八年（1513年）新筑護城堤，“堤外下椿橛如雁行，防風浪澎湃，不令侵土城也；內樹楊柳如局道，令根蒂盤結交錯，土不易崩也”[22]，其它如菏澤[28]、睢州[18]、鹿邑[29]、夏邑[30]等古城歷史上也均有地方官員屢次植柳護堤的記載。除此之外，還有如曹縣護城堤“外建舗舍，僉夫役守之”[22]，寧陵護城堤“杜便道，禁芻牧”[19]等其它一些管理維護措施。
　　2.2.3城墻和護城堤的作用
　　歷史上對于黃泛平原古城，城墻和護城堤的御洪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菏澤地區，清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銅瓦廂大改道時全境成為黃泛區，各個城池成為鄉民賴以求生的孤島。據記載，洪水“汪洋浩瀚，所過盡成澤國，田廬蕩然。……四外扶老攜幼紛紛進城避水，門為之塞”，“菏澤縣首當其沖，……水圍菏澤城，沖破西堤，旋破北堤而出，毀民舍殆盡”，幸有堅固的城墻作為保護，菏澤城才幸免于難[31]；“鄆城幾遭傾覆，經該府縣督率民夫搶堵護城堤堰，闔城生靈始獲保全，而四鄉一片汪洋幾成澤國”[32]。類似的情況在黃河歷史上的各次決堤泛濫期間、在黃泛區的各個古城都多有記載，都證明了城墻和護城堤強大的御洪功能。
　　不過城墻和護城堤兩者對比而言，城墻的作用更在于軍事防御，而護城堤基本是為防洪而設。作為城市抵御洪水的第一道防線，在洪水期間，各個城市都十分重視堤防的加修防護，官民通力筑堤御水的記載屢見不鮮。因此一般情況下洪水都被擋于堤外，其所挾攜的泥沙也淤積在堤外，使得堤外土地逐年淤高。這種情況從一個側面有力的證明了護城堤抵御洪水的功效，另一方面也使城市防洪陷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從而堤防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如明代睢州守城官員就告誡：“大抵州城卑下，堤外之地高于城內，不下數丈，堤潰則城必隨之。此一城生靈所關，不止廬舍蓋藏而已，守斯土者，洵宜留意”[18]，說明針對黃泛平原古城這種狀況，護城堤更受到特別的重視。
　　另外，由于護城堤將黃河洪水和淤積的泥沙阻擋在堤外，在堤內至城墻以外構成一個寶貴的緩沖區域，使城市內部不至于過于低洼而致嚴重的內澇。如曹縣在明弘治年間由于護城堤防長期失修，造成洪水至堤內落淤，十幾年間“沙淤漸高，幾與城平，出入者咸自城上，門不能通車馬”，城內則“卑濕沮洳，大弗稱居，人多徙”，明正德初年當地官員欲另遷建新城，由于費資巨大最后仍選擇筑堤修城，除加高增厚城墻外，于“城外里許筑護城堤”，周長約十五里，堤筑成后發揮了作用，黃河屢次洪水均至堤而止，水沙離城漸遠，使“城內漸爽塏，可定居”[22]。足見堤的修筑有效緩解了城區的內澇問題。
　　一旦護城堤和城墻被洪水沖決，出現洪水灌城的災難時，護城堤和城墻本身也可成為災民逃生避洪的場所，如開封[33]、考城[34]、東明[32]、鄆城[4]等歷史上均有類似的記載。又如睢縣在1957年發生百年不遇的重大水災，導致護城堤和城墻相繼決口，洪水灌城，近萬名市民和農村群眾在城墻斷垣和護城堤上暫避洪水、等待救援 [35]。

　　2.3蓄水坑塘
　　黃泛平原古城有一個顯著的共同特征就是城市內部與周邊伴生有大面積的水體，因此古城個個堪稱“水城”，只是不同于“江南水城”那種發達的城市水網，這里的“水城”以大面積的坑塘、湖面為特色。
　　2.3.1坑塘的類型與成因
　　黃泛平原古城中的坑塘湖面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環城河、城市內部的坑塘、環城湖、舊城湖。其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
　　（1）筑城堤取土。借修筑城墻開挖護城河是古城的普遍做法，如夏邑[30]、聊城[36]等古城皆有記載護城河為取土筑城而形成。另外，修筑護城堤的同時往往也開挖環堤河，可以疏洪導流，如商丘[23]、菏澤等古城。護城河和環堤河由于受到黃河洪水泥沙淤積的影響需要經常疏浚，通常結合城墻和護城堤的修葺而進行，從而不斷加深、加寬。
　　（2）城市建設、居民建房取土。這是城市內部坑塘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曹縣志》記載曹縣文廟后的空地由于“修建各公所取土，遂成洼下”[22]，《菏澤縣志》記載衙署西側空地由于“歲修茲宇，掘地取土，積久為洼”，成為“穢溷之所藏”的臟水坑[28]。
　　(3）泥沙淤圍。這是黃泛平原古城伴有大面積坑塘的深層決定性原因。由于黃河洪水帶來的泥沙常年淤積在堤外和城外，使城市形成人為的盆地，城內洪水和積澇難以排出，于是在一些低洼地帶就形成常年積水的坑塘。如曹縣古城于明正統年間建城，清康熙年間就因城外泥沙淤積，城內排水不暢，造成“環城四隅皆為汪洋積水”[22]，形成四個至今仍存的大坑塘（圖2）。又如《夏邑縣志》也記載城角四水為康熙初年黃河洪水沒城時所遺[30]。類似的記載，還見于寧陵、菏澤等古城。
　　(4）人工開浚。為排蓄城中水澇而人工開浚坑塘的情況也很多見。如睢州[18]、虞城[2]、寧陵[19]等古城，都有開浚坑塘以排積澇的記載，所得的土方，往往被用于修葺城墻、居民建房墊基、或者修建城市中的避水高臺等，一舉而多得。
　　以上這幾方面原因，往往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里共同作用，使古城中不同類型的坑塘水面呈現一種動態演變的過程。
　　環城河一般是城中水面最初的形式，在建城之初就結合修筑城墻而形成，構成和城墻一體的防御體系。
　　環城湖則往往是由環城河發展而成。一方面是由于黃河洪水的泥沙淤積，造成護城堤內地勢逐漸低洼；另一方面由于城內為排積澇，需不斷的拓浚環城河或在城外堤內的區域開挖坑塘，使之成為城內積澇的去處；同時還由于不斷的修繕城墻、以及城內居民建房就近取土，使最初的護城河逐年擴大，直至堤根，最后在城外堤內形成連綿一體的大湖。如夏邑古城，明代縣志記載只有護城河闊八丈，其外皆為民田[37]，清康熙年間河已外展三四十丈不等，逐漸形成“大堤以內一水汪洋，種蒲網魚，民頗獲利”的環城湖[30]。這種景觀在黃泛平原古城中十分常見，典型的還包括聊城、商丘、淮陽、成武、虞城等多個古城（見圖3、圖4、圖5）。
　　城內的坑塘往往在建城之初并不存在，以后由于修筑城墻和居民建房取土、以及由于城區地勢逐年洼下造成積澇難排，而逐步形成，并逐年擴大。很多古城內的坑塘面積最后可發展到占古城面積的1/3左右，而夏邑城內坑塘的面積已達城區面積的2/3，解放后新的城市不得不在城外另行發展（見表1）。
　　表1 古城面積與城內坑塘面積的比例關系（1950～1970年代）
    　菏澤    曹縣    成武    夏邑    長垣    豐縣    南樂
　　坑塘面積約占古城面積的百分比（％）    28.9    34.9    23.3    69.1    23.7    19.2    13.3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各城市1950～1970年代1/50000地形圖粗略測算）
　　(5)湮城為湖。由于黃河泥沙淤積造成的城區低洼，以及城市內部及環城的坑塘逐年擴大，最終的演變結果就是整個城市淪為一個大湖——舊城湖。這之前往往經歷一個長期艱難的抵御過程，最終在一次大洪水中，城市徹底淪沒水中；新城往往于城外高地另建，舊城成為其城外的大湖。這樣的例子很多，如柘城、睢縣、成武等。其中睢縣三遷其址，使我們可以看到古城三個不同的演變階段：最早的古城，曾經淪為湖泊，后已逐步淤為農田；明末清初被廢的舊城，形成目前新城以北的大湖；明嘉靖年間所建的新城，城內也已分布大面積坑塘，約占城區面積的36.2％(1959年)（見圖6）。
　　2.3.2坑塘的作用
　　從上述坑塘形成過程可見，坑塘對于黃泛平原古城最為重要的作用就是蓄積洪澇，它們構成了古城內部重要的排水和調蓄系統，與城墻、護城堤這一障水系統共同構成了古城的防洪御澇體系。歷史上人們對坑塘水面的作用也有深刻的認識，并積極對其進行疏浚、擴容，如清王士俊的《汴城開渠浚壕記》中談到，“開之使寬，掘之使深，為儲水之淀，藏水之柜，謂之壕也可，謂之海也亦可。凡城內奔騰而來之水，從容收之，止于其所” [4]。直到今天，古城的這些排洪調蓄系統仍然發揮著作用。
　　另外，這些坑塘水面還有水產養殖、灌溉、防火、游憩、軍事防御等綜合功能，很多古城中的坑塘湖面都是當地的風景勝地，成為士大夫修筑園亭、吟詠聚會之所。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城市中坑塘是重要的濕地，維持區域水分平衡，也是重要的鄉土生物棲息地，具有綜合的生態服務功能。

　　3結論與討論

　　黃泛平原古城鎮經歷了洪水、內澇和沙災的種種災變，發展了居高、修建城墻和護城堤、蓄水坑塘三大主要的適應性景觀，獨具地域特色。然而目前，人們對這些“生存的藝術”缺乏足夠的理解與保護，在新的城市規劃和建設中，傳統的城市形態正在逐漸消失。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城市坑塘水面的填埋。如菏澤古城在歷史上城內曾有 “七十二坑”，坑塘面積占城市面積比例約為30％，在城市的防洪蓄澇、調節氣候、補充地下水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近些年來的城市發展中，坑塘水體被不斷填埋，城市水面面積逐年減小，到2000年減少了約一半，僅占城區面積的16.2％（圖7）。水體面積的減少已經給菏澤城區帶來諸如雨季內澇嚴重、洪災風險提高等一系列城市安全的問題，同時由于雨洪資源得不到充分的蓄存和利用，大量本可用于補給地下水、緩解干旱的水資源被白白浪費，喪失重要的鄉土生物棲息地，城市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游憩資源和地域特色。
　　今天，諸多黃泛平原古城提出保護、建設“水城”的目標，反映了其獨特價值已日益受到重視。我們應當利用這一契機，在對“水城”景觀形態及其內涵深入理解的基礎上，將塑造城市形象特色、保護文化景觀遺產與解決城市洪澇災害、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相結合，使古人的“生存的藝術”在新的時代繼續煥發光彩。

　　參考文獻
[1] 　劉天和. 問水集：附黃河圖說[M].南京：中國水利工程學會，1936.
[2]　李淇等纂修. 虞城縣志：卷九 藝文[M]. 刻本. 1895（清光緒二十一年）.
[3]　鄭連第.古代城市水利[M].北京：水利水電出版社，1985.
[4]　吳慶洲.中國古代城市防洪研究[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5.
[5]　章生道.城治的形態與結構研究[M]//[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84-111.
[6]　丁圣彥，曹新向.清末以來開封市水域景觀格局變化[J]. 地理學報，2004（11）:956～963.
[7] 　李潤田.黃河對開封城市歷史發展的影響[M]//歷史地理：第六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5-56.
[8]　陳華光.商丘古城變遷其文化內涵[J]. 中州今古，2002（2）:26～28.
[9]　趙明奇.徐州城疊城的特點和成因[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2）:129～138.
[10]　俞孔堅.生存的藝術：定位當代景觀設計學[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
[11]　鄒逸麟主編.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2]　李桂和，顧家碌.開封市城市防洪的歷史、現狀、問題及對策[J]. 水利規劃與設計，1995（3）：44～47.
[13]　菏澤地區水利志編纂委員會.菏澤地區水利志[M]. 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4.
[14]　王妙發.黃河流域史前聚落地理之再探討——以河南省為例[M]//歷史地理：第十四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79-89.
[15]　謝寅驤.由地理因素試探魯西南堌堆文化形成的原因[M]//歷史地理：第十四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1-57.
[16]　《黃河水利史述要》編寫組著. 黃河水利史述要[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3.
[1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漢書：地理志[M]. 北京：中華書局，2005.
[18]　王枚等纂修. 續修睢州志：卷一 地理，卷二 建置 城池，卷九 藝文[M]. 影印本. 臺北 : 學生書局, 1968，據1892（清光緒十八年）刻本影印.
[19]　蕭濟南等纂修. 寧陵縣志：卷二 地理志，卷三 建置志[M]. 刻本. 1911（清宣統三年）.
[20]　李長傅. 開封歷史地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21]　袁章華等纂修. 城武縣志：卷二 建設志 堤防，卷十二 金石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82）. 影印本.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據1830（清道光十年）刻本影印.
[22]　陳嗣良等纂修. 曹縣志：卷二 建置，卷五 學校，卷六 祠祀[M]//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84）. 影印本.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據1884(清光緒十年)刻本影印.
[23]　劉德昌等纂修.商丘縣志：卷三 城池[M]. 石印本.長沙：黃正忠，1932（民國二十一年）.
[24]　商丘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商丘縣志[M]. 北京：三聯書店，1991.
[25]　李藩等纂修. 柘城縣志：卷二 建置志 城池[M]. 刻本. 1896（清光緒二十二年）.
[26]　劉王璦等纂修. 碭山縣志：卷三 建置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29）. 影印本.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1767（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影印. 
[27]　安都等纂修. 太康縣志：卷二 城池[M]//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 影印本. 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寧波天一閣藏1524(明嘉靖三年)刻本影印.
[28]　凌壽柏等纂修. 菏澤縣志：卷三 山水，卷十七 藝文[M]//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78）. 影印本.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據1885（清光緒十一年）刻本影印.
[29]　呂士鶝纂修. 鹿邑縣志：卷一 河防[M]//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 影印本.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2，據1692(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影印.
[30]　韓世勛等纂修.夏邑縣志：卷二 建置，卷九 補遺[M]. 石印本. 1920（民國九年）.
[31]　山東省菏澤市史志編纂委員會.菏澤市志[M].濟南：齊魯書社，1993. 
[32]　菏澤修防處黃河志編纂辦公室編.菏澤地區黃河志[M]. 菏澤：菏澤修防處黃河志編纂辦公室，1989.
[33]　蔣湘南. 辛丑河決大梁守城書事[M]//譚其驤主編. 清人文集地理類匯編：第四冊.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690-694.
[34]　李盛謨編輯. 民國考城縣志：卷三 大事記[M]//蘭考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蘭考舊志匯編. 蘭考：蘭考縣縣志編纂委員會，1986：1270.
[35]　睢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睢縣志[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36]　賀繼德主編，山東省聊城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聊城市志[M].濟南:齊魯書社，1999.
[37]　鄭相等纂修.夏邑縣志：卷二 建置[M]//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據寧波天一閣藏1551(明嘉靖三十年)刻本影印.

　　作者簡介：
　　俞孔堅，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教授，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首席設計師。
　　張蕾，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博士研究生。

圖１　典型黃泛平原古城地形剖面示意圖

圖２　泥沙淤圍成湖：曹縣縣城平面圖
（根據１９６９年曹縣縣城１／５萬地形圖改繪）

圖３　環城湖：商丘縣城平面圖
（根據１９５９年商丘縣城１：５萬地形圖改繪）

圖４　環城湖：聊城古城平面圖
（根據１９６７年聊城古城１：５萬地形圖改繪）

圖５　環城湖：虞城古縣城平面圖
（根據１９５９年虞城古縣城１：５萬地形圖改繪）

圖６　湮城為湖：睢縣縣城平面圖
（根據１９５９年睢縣縣城１：５萬地形圖改繪）

圖7

圖7

圖７abc　城市坑塘系統在喪失：1960年、1983年、2000年菏澤古城平面圖
（根據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３年、２０００年荷澤市１：５萬地形圖改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