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倫理學視野中的新農村建設：“新桃源”陷阱與出路

　　引言 
　　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指導思想和方針路線是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理念的體現，本文作者完全理解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的重要意義，完全贊成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二十字方針：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也完全贊成建設新農村規劃的技術路線：即保證場地生態、歷史、文化和民俗傳承的充滿活力的和諧新農村。 

　　禍兮福兮，同樣美好的愿望和目標，在不同的視野下會有完全不同的景象，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挑戰和機遇，并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策略和具體措施，結果也將完全不同。經濟學家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作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的機遇和策略，因此加大資金投入、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開展農村產業化工程等等，被視為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社會學家把新農村建設當作縮小城鄉差別、共享改革開放成果和建立公平、民主社會的機遇，因此呼吁鄉村體制改革、建立農民為主體的地方組織、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建設者則籍此以推進鄉村的城市化建設、以村鎮整治為重點，將城市設施擴展到農村，因此便派大量城市規劃師和工程師，帶著打破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的豪邁與激情，把一個個美麗的藍圖強加給廣大鄉村，大到土地利用規劃和山河整治，小到農民房的設計，等等。各種視角的討論可謂多如牛毛，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從村鎮物質空間規劃建設的角度來討論新農村建設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這方面的論述，許多領導和學者也不乏高屋建瓴的指示和見地(仇保興，2005，2006；汪光燾，2004，2005；李兵弟，2006；陳剛，2006)。本文則主要從土地倫理學的視野，來認識和預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視野的起始點仍然在物質空間層面上，即新農村城市化建設，但所延展的思考則涉及新農村建設命題的一些本質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中華大地上的一個文明進程，而文明“決不是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通過奴役一片持續、穩定不變的土地來實現的。文明是一種人與人、人與其它動物、植物和土壤相諧共生的狀態，而這種狀態隨時可能因任何一個共生方的退出而終止”(Leopold，1933)。五千年古老的中國土地上，每一個鄉村都是人與土地生命的共生體，高效而脆弱，任何干擾與改變都將給這種漫長時間進程中形成的、暫時的和諧共生狀態帶來嚴峻的考驗。遠的不說，中國近五十年來以大地景觀改造為手段的運動多多少少被烙上新農村建設的烙印，諸如合作化、人民公社、農業學大寨、大地園田化等等，它們所描繪的圖景曾經是何等美妙，但給大地生態和鄉土文化遺產帶來的破壞，給國土生態可持續性帶來的危害，以及給草根信仰體系帶來的破壞，都令那些經歷過的人們唏噓不已，都曾對文明的進程帶來事與愿違的阻礙。 

　　一、認識“桃花源”遺產：土地倫理學視野下的中國鄉村 

　　東晉時代的陶淵明曾描繪過一個“桃花源”理想景觀，這里有夾岸桃花落英繽紛的美景，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的豐饒，有須發童顏的健康和諧，有以酒相邀、不忌內外的鄰里關系和友善社會，有只知有秦不知有漢的仁政理想。“桃花源”便是中國農業時代的理想農村，包含了和諧社會與和諧人地關系的雙重理想。千百年來，正是這樣的理想，指引著世代先民造地開田、引水灌溉、和睦鄉里。在與自然及人類自身的相互作用過程中，經歷過無數成功和失敗，用生命換得與自然和諧之道、與社會和諧之道。當今的廣大中國鄉村，有的已然如“桃花源”的豐饒、安逸與美麗，有的則在通往“桃花源”的途中，有的則曾是“桃花源”而今卻在衰敗之中，有的則窮山惡水、遠離桃源并永遠不可能成為桃源。但無論如何，它們都使中國大地充滿了關于天地—人—神和諧共生的遺產與故事，使中同大地充滿靈秀與精神。 

　　約4000多年前，在中國的黃河岸邊，一起包括山洪在內的大規模群發性災害事件，掩埋了整個利落，留下了一堆慘烈的尸骨(夏正楷、楊小燕，2003)。一位婦女懷中抱著幼子，在她被掩埋的那一刻，雙膝跪地，仰天呼號，祈求神的降臨。這神靈不是別的，正是大禹，他“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陂九澤，度九山。令益子眾庶稻，可種卑濕。”他懂得如何與洪水為友，如何為人民選擇安居之所，在合適的地方造田開墾，護理土地。也正因為如此，大禹被擁戴為中國封建時代第一位君主，堪稱規劃華夏大地景觀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的而被奉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扛堰的李冰父子，他們懂得與神為約，“深掏灘，淺作堰；”更有遍布大小城鎮和鄉里的地理術士們，他們“仰觀天象，附察地形，”為茫茫眾生卜居辯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龍、白虎諸神。也正因為如此，遍中國大地，無處不為神靈所居，也無處不充滿人與自然力相適應、相調和的景觀遺產和精神靈光。直到近代，凡親歷過中國廣大鄉村景觀的西方傳教士和旅行者，無不以“詩情畫意”來描述和贊美(Boemchmann，1906；March，1968；俞孔堅，1998)。
 
　　所以，對一個在經歷了五千年天災人禍之后，處于生態危機邊緣的中華大地來說，要破壞和調整這種微妙的人地關系，其帶來的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同時必須認識到，中國鄉村不但是人地生態關系諧調的基本單元，是國土生態安全的基礎，也是中華民族草根信仰體系的基本單元，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 

　　我的祖母曾告訴我：當一顆樹長大變老之后，會變成神，有精靈棲居，同樣，魚蟲鳥獸、山水花木也會因為時間而成為神，有精靈附體；當一塊石頭陪伴我們的家園，日久也會變為神，有精靈棲居，我們的山、水、林和土地本身又何嘗不是?祖輩們修建廟宇神龕用以供奉這些自然和先賢的靈魂，它們保佑著我們的幸福安康：鄉民們將祖墳供奉在田間地頭、風水林中，看護著山山水水和草木萬物；我們曾相信是這些精神庇佑著我們的現世生活，還相信我們未來的生活需要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為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意義。不管歷史上有多少次改朝換代，這種建立在土地上的精神聯系，構成了中華大地上眾多民族的草根信仰體系，支撐著一個超穩定的社會結構，才使中華文明得以綿延不絕，可謂舉世無雙。從整個文明長河來看這種超穩定狀態，可能有利有弊，但對一個農業人口眾多大國來說，破壞這種草根信仰體系所帶來的后果是不能不慎重預警并未雨綢繆的。 

　　我們常說，可持續發展須有“全球化的思考，地方化的實踐，”中國大地上的每一個鄉村便是“地方化的實踐”的最基本單元。這種持續穩定的人地生態關系是千百年來我們的農耕先輩們應對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以及在擇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經驗結晶；是人與土地上的各種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及人文過程，經歷無數的嘗試、適應、失敗和勝利而獲得的“生存藝術”。這種藝術教導了我們祖先如何構建并維持“桃花源”，使得我們的鄉村景觀不僅安全、豐產而且美麗；它使我們不但為豐饒富足而生活勞作，而且也為富有意義而生活勞作。如果把這門藝術分解為專項的“工程”或短時的財富“運動”，其破壞性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二、“新桃源”陷阱：新農村建設的另類預景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鎮化使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9年的《北京憲章》中把我們這個時代稱做“混亂的城市化”，吳良鏞先生用“大建設”加”大破壞”來形容。這種破壞是全面的多方面的，可謂二千年未嘗有過，其中尤其以國土生態環境的破壞和鄉土文化遺產的消逝最為慘重，并因此影響到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俞孔堅 李迪華，2003)。就在人們反思城鎮建設的得失之時，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高潮又將來臨，成千上萬來自城市的規劃師們已經帶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意志、帶著他們描繪的“美麗藍圖”，奔向無數的鄉村，僅北京就振出了200多名的規劃師和建筑師(談緒祥，2006)，這意味著廣大鄉村也將不再寧靜，成千上萬個城市邊緣和遠郊的傳統鄉村聚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 
 

圖1 典型的中國鄉村，人與土地的共生體(湖北宜昌，攝影：俞孔堅)


圖2 新農村建設名義下的自然河流渠化和“城市化”工程，嚴重危害自然水系和生態過程
(浙江某地，攝影：俞孔堅)

　　在土地倫理學的視野里，在新農村建設高潮中，鄉村人地共生體生命的危機體現在兩個方面(文愛平，2006；俞孔堅，2006)： 

　　(1)原本脆弱的鄉村人地生態系統將面臨破壞，特別是水系統。村落從選址開基，經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與環境的適應和發展演化，已經成為大地生命肌體的有機組成。山水格局，溝渠阡陌，護坡池塘，林木墳塋等景觀元素，都使鄉村生態系統維持在一個非常微妙的平衡狀態。長期超飽和狀態的耕作和人口壓力，使這種平衡變得非常脆弱。因此，來自城市規劃師們的“手術刀”對這樣一個脆弱的人地共生體來說無疑是很危險的。以建設新農村名義進行的攔河筑壩、河道渠化、硬化以及不慎重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都會對原有自然水系統和生態系統帶來嚴重破壞，對大地生態系統的自然服務功能帶來嚴重的損害(見圖1,2) 
 

圖3 典型的新農村規劃：呆板惡俗，城市設計師和建筑師設計的理想圖景(圖象來源：胡偉)


圖4 “新農村”樣板工程：呆板惡俗，由城市設計師和建筑師設計，當地政府統一建設，
人與土地的割裂，居住與生產過程的割裂(湖北某地，攝影：俞孔堅)

　　(2)鄉土文化遺產景觀將面臨滅頂之災，草根社會結構和信仰體系的破壞所謂鄉土文化遺產景觀，是指那些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政府和文物部門保護的，對中國廣大鄉村的景觀特色、國土風貌和民眾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意義的景觀元素、土地格局和空間聯系，諸如祖墳，村頭的風水樹、風水林、風水池塘，等等。每一條小溪，每一塊界碑，每一條古道，每一座龍王廟．每一座祖墳，都是一村、一族、一家人的精神寄托和認同的載體，它們盡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歷史遺產那樣宏偉壯麗，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保護，但這些鄉土的、民間的遺產景觀，與他們祖先和先賢的靈魂一起，恰恰是構成中華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礎，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穩定的基礎，是和諧社會的根基。熱愛祖國首先源于熱愛自己的祖先和家鄉的土地。 

　　號稱已進入“第二代歐式別墅”農民住宅的浙江華西村，四車道的寬廣馬路，兵營式的別墅群，被作為全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樣板，大張旗鼓地在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中宣揚。這對于廣大的村鎮干部和農民來說，是何等的誘惑!一旦鄉村盛行追求起歐式別墅、小洋樓之類(已經如此)，其勢頭會比城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再看看成千上萬的、來之城市的設計師們又是怎樣將及其惡俗、千篇一律的村鎮布局、和建筑模式強加給缺乏鑒別能力的廣大鄉村干部和村民(見圖3，4)。如此等等，將會開啟中國鄉土文化景觀的毀滅歷程，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適應自然環境而形成的鄉土遺產、充滿詩情畫意的鄉土村落將成為歷史。隨之，文化認同將隨之喪失，草根信仰體系將隨之動搖。 

　　三、“新桃源”之路：“反規劃” 

　　目標與戰略：“反規劃”建立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與鄉土遺產景觀網絡 

　　本文強調中國鄉村的山水格局、生態景觀、鄉土文化遺產和草根信仰體系，是中國鄉土聚落“天地—人—神”和諧的基礎。像以往歷次關于土地的建沒和改造運動一樣，目前開展的、自上而下的新農村建設，對中國鄉村人地共生體來說是一種干擾，必將給這一脆弱的人地關系帶來巨大的沖擊，如果能避免上述兩方面的破壞，中國鄉村大地生命和文明進程將得以延續，那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將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機遇，否者，這樣的新農村運動則很可能成為危險，危害文明的進程，重蹈“農業學大寨”，“人民公社”，之覆轍。所謂“危機”正包含了這樣兩層含義。正是出于這樣的認識，作者提出新農村建設中的“反規劃”途徑(俞孔堅 李迪華，等2001，2005)：在進行土地整理、拆村建鎮、拓路開渠和各種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之前，先進行“不建設”規劃；應該首先從土地倫理學的角度，關照國土生態安全和維護鄉土遺產景觀。前者從物質上保障人民的棲息和安寧，后者從精神上保障人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皆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礎。 

　　為此，提出以下兩大策略： 

　　1．建立國土生態安全格局，在各個尺度上維護國土生態安全。 

　　生態安全格局是指對維護生態過程的健康和安全具有關鍵意義的景觀元素、空間位置和聯系，包括連續完整的山水格局、濕地系統、河流水系的自然形態、綠道體系，以及中國過去已經建立的防護林體系等等。它是一個多層次的、連續完整的網絡。包括宏觀的國土生態安全格局、區域的生態安全格局、和城市及鄉村的微觀生態安全格局。這些不同尺度上的生態安全格局，共同構成保障國土生態安全和健康的生態基礎設施。 

　　2．建立鄉土遺產景觀網絡，保護中華民族民間信仰基礎。
 
　　鄉土遺產景觀是指那些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政府和文物部門保護的、對中國廣大城鄉的景觀特色、國土風貌和民眾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意義的景觀元素、土地格局和空間聯系。如古老的龍山圣林、泉水溪流、古道驛站、祖先、前賢和愛國將士的陵墓遺跡，等等。它們應該得到系統完整的保護，形成連續、完整的景觀網絡。成為人民教育后代和開展游憩的永久空間，并與未來遍布全國的自行車和步行網絡及游憩系統相結合。 

　　在中國廣大鄉村，在漫長的人地共生體的互動和演化過程中，生態安全格局往往和鄉土文化遺產景觀相疊加而存在，如村落背后的“龍山”，村落前面和邊上的“風水池”和“水口”，都是關鍵的生態景觀，也是村落民間信仰的重要依托，因而往往得到時代村民的保護。而對于外在者來說，這些景觀元素可能都被視而不見，以致于在建設過程中、和國土整理中徹底破壞。 

　　四、措施 

　　1．盡快由國務院領導成立專門機構，協調國土資源，建設，文物，環保，林業，水利，宗教，等部門，來統籌“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與鄉土遺產景觀網絡”建設； 

　　2．盡快組織編制“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與鄉土遺產景觀網絡”保護規劃。這項工作必須在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之前，或至少同時進行，并優先實施； 

　　3．盡快組織制定《鄉村景觀保護法》，以及《生態安全格局保護法》，作為對文物保護法和環境保護法規及風景名勝區保護和管理條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法規等的補充。
 
　　4．盡快成立組織機構和專家指導機構，制定工作導則，開展相關規劃和調研人員的培訓工作，避免使這項事關國土生態安全和中華民族草根信仰基礎的工作流于形式或不夠細致。 

　　五、結語 

　　廣大鄉村是中華大地生態與社會文化生命系統的基本細胞，每一個這樣的細胞都與中國大地上的山水格局和自然過程緊密相連，是國土生態安全網絡的基本單元；也正因為這種人與自然的緊密聯系，使大地充滿了文化含義，大至“龍山”“龍脈，”江河湖海，小至一石一木，一田一池，無不意味深長；分布于中國鄉村的鄉土文化景觀是中國草根信仰的基礎，是每一家、每一族、每一村民的精神寄托和認同基礎，是和諧社會的根基，也是土地上文明進程的保障。因此，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與鄉土遺產景觀網絡保護規劃，事關國土生態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它是對國家既有的、局部的、國土生態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完善和提高，是個系統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雖非顯赫工程，卻事關每個鄉村和平民，潤物無聲，澤及萬代。 

　　當然，上文的全部討論是在“新農村城市化建設”命題下展開的，更側重于物質空間的城市化問題的討論。命題本身是一種外源需求導向的、政府意志下的運動，而非內源需求導向的、鄉土或民間過程，與中國廣大鄉村的人地共生體德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歷史是相悖的，轟轟烈烈的新農村建設對這個人地共生體來說是一種外來的干擾，其成效如何本身值得懷疑；更不用說連自己生活的城市都沒有規劃和建設好的城市設計師們，會把我們的美麗鄉村糟蹋成什么樣子(見圖1—4)。畢竟，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把城市建成生態化、人性化的宜居城市，而不是把鄉村建成城市。
 
　　另一種更值得期待的“新農村城市化建設途徑”是將物質建設過程留給農民自己，而將政府的美好意愿通過教育培訓、鼓勵和改善農民進城、改善它們進城就業的機會和條件來完成，把同等量的資金投入給農民及其后代的城市化和文明化，增強其在現代城市中的生存能力，授之以漁。這是一個關于如何將被動的、自上而下政府意志轉化為積極主動的、民間意志和草根行動的過程，關于這一點，歷史上的徽商在皖南大地上的新村建設，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這方面的討論已離本題太遠，不再展開。 

　　
　　作者簡介： 
　　俞孔堅，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首席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