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景觀 從生態設計到設計生態

　　摘要：面對自然已經消解的城市，傳統防御性的生態設計方法，應轉向更全面，更積極主動的生態的分析與規劃方法。分析了以景觀這種“人工化的自然”作為城市結構性載體，建立城市生態新秩序的可能性。提出了“設計生態”的新范式，并希望以此來重新組構大尺度的人為環境，縫合日益碎片化的城市肌理。

　　關鍵詞：景觀；生態設計；人工自然；設計生態；土地鑲嵌體

　　1  引言

　　毋容置疑，生態學對城市和環境設計的影響尤為重大，特別是從奧爾多·利奧普德（Aldo Leopold）的《沙郡年記》（1949）、雷切爾·卡森 (Rachel Carson) 的《寂靜的春天》（1962）、伊恩·麥克哈格(Ian L. McHarg)的《設計遵從自然》（1969）和理查德·福爾曼（Richard T. T. Forman）《景觀生態學》（1985）出版以來。在前赴后繼生態主義浪潮的影響下，生態設計儼然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劃設計的理論與方法。

　　然而，自從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全球性的城市蔓延:包括北美及歐洲的郊區化、中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城市的迅速增長，導致這些區域肌理的碎片化現象，形成了復雜的土地和空間的鑲嵌體，并由此產生巨型尺度的城市區域空間結構。這些現象正在全球范圍內改變著大尺度的景觀特征，自然與城市的關系由此發生了徹底變化，純粹的自然（原生態的自然），不說是無處可尋，至少可以說是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所謂“自然已死”。按照哈佛大學理查德?福爾曼的說法，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土地鑲嵌體（Land Mosaics）的城市空間特征，因為受人為的影響、經營、設計和規劃，當代的自然已失去其純粹形式，已被技術的力量所穿透，而成為一種人造的環境[1]。然而長久以來，由于我們深陷“人工與自然”、“自然與城市”、“保護與開發”諸多二元對立的矛盾之中，從而極大地影響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相關理論與實踐的研究與探索。為此，本文試圖跳出這種二元對立關系，以景觀這一“人工化的自然”為城市結構性的載體（Structuring Medium），提出“設計生態”的新范式，作為對快速城市化、全球化和日益抽象化的城市環境的一種回應，并希望以此重新組構大尺度的人為環境，縫合日益碎片化的城市肌理。

　　2  生態設計：面對當今城市的局限性

　　西蒙-范-迪-瑞恩(Sim Van Der Ryn)和斯圖亞特-考恩(Stuart Cown)對生態設計的定義是:任何與生態過程相協調，盡量使其對環境的破壞影響達到最小的設計形式[2]。這樣的設計就好比葉脈與葉面的關系：設計就是葉脈，而葉面就是自然，生態設計就是將設計融入自然中去，從而顯著減少設計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圖1）。

圖1 麥克哈格的大峽谷規劃

 
　　長期以來，環境限制性的生態規劃理論、疊加圖方法以及適宜性分析為大家所熟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麥克哈格的《設計結合自然》。它為使用土地的經營者和規劃者提供一個土地的使用與生態系統之間“匹配”的操作方法。通過對構成特定自然生態系統各組分進行分析，判斷各種發展事物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最終推薦出最合適的土地使用方案（圖2）。然而，當今城市、鄉村，甚至包括偏遠的風景區等，所有的自然形態都可以說受到人為制造、經過人為規劃或者管理甚至人為破壞的影響，所有這些既成事實，都對傳統防御性的生態設計理論和方法提出了挑戰：

　　首先，這種生態設計理論及方法似乎都不適用于當今的大都市。在當今的都市中，司空見慣的是錯綜復雜的各類基礎設施、建筑以及人工化的河流與零星的公園綠地。我們所面對的，事實上是一種“土地馬賽克”（鑲嵌體），原始的生態基底（葉面）已不復存在，“純粹自然”的環境已難覓蹤跡，自然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更是無從說起。因此那些試圖通過純粹的生態保護和修復來回歸自然的行為都顯得太過于天真。

圖2   麥克哈格的千層餅模型                           

 
　　其次，上述以評估程序為基礎的環境限制規劃理論，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防衛性規劃，試圖通過適宜性分析、疊加圖分析或者土地潛力評估，以避免人類活動對高環境敏感地區產生干擾或破壞作用。然而，20世紀后期以來城市化和城市蔓延已成為全球現象，不斷碎片化的土地使得有價值的自然環境或者敏感地區逐漸縮小。因此從方法論的層次而言，只能“疊加自然因子”，而無法“疊加城市因子”的環境限制的適宜性分析和疊加圖的生態規劃設計方法，在面對當今全球城市環境議題時，已逐漸顯露其局限性。

　　因此，面對自然已經消解的城市，傳統防御性的生態設計方法，應轉向更全面，更積極主動的生態分析與規劃方法。生態的介入必須從生態保護型的“生態設計”的所謂“設計結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轉變到生態創造型的“設計生態”，即 “設計創造自然”（Design by Creating Nature）。

　　3  設計生態：景觀作為人工自然的生態介入

　　“景觀不是自然風景……它只是地球表面上人造的空間體系。不管其形狀和大小怎樣，它從來就不是簡單的自然空間，或自然環境的某個特征；它總是人造的，總是合成的，總是容易遭受突如其來因素的影響而發生不可預見的變化” 1) 。的確，作為自然過程和人文過程的載體、一種“人工化的自然”，景觀能夠將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人工的）聯系成一個能行使功能的生態體系。并能在自然已經消解的城市中建立“人工生態學”與“城市形態學”的結合提供平臺。正如詹姆斯?科納（James Corner）所說：為應對日益抽象化的環境，人類需要發明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態學來挑戰缺乏創造力和想象力、同時帶有科學偏見的傳統生態學[3]。詹姆斯?科納所指的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生態學就是 “人工生態學”， 而景觀設計作為一種“人工自然”的生態介入，正是這種“人工生態學”的操作手段。

　　景觀作為生態介入在城市設計領域中的最早案例是19世紀80年代，由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 Olmsted）設計，被稱為“藍寶石項鏈”(Emerald Necklace)的波士頓后灣公園。19世紀中期為建設城區而填埋了后灣附近的泥河，導致了洪水的不斷泛濫。奧姆斯特德最初的設計動機是想恢復潮汐沼澤地，以便控制洪水泛濫并改善水質。與當時流行的畫境園林（Picturesque）不同，建成后的后灣公園由自然的溪流、人工的河道和濕地、以及作為城市循環體系的排洪通道共同組合而成。它既不是田園風光，也不是自然美景，更不像精致的花園，而是一個利用自然體系原理，并把它應用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之中的一個工程與自然結合的產物。它向我們展示了由交通基礎設施、雨洪工程、風景規劃以及城市設計各專項工程相互融合的景觀生態控制系統（圖 3）。奧姆斯特德是這樣描述他的“人工自然”的生態體系的：“在人造都市的土地上它也許是一種新奇的東西，可能暫時會有認可度和合適性的問題……但它是由基地原有條件直接發展而來，與人口密集的社區的需要相一致。如果這樣去考慮，在藝術的世界里它將是自然的，因為對于厭倦了城市的人們來說，他們更欣賞純樸的詩意情趣，而不是精致的公園”[4]。由此可見，景觀設計作為生態介入，對環境可以起到積極、正面的影響，甚至可以修復和重建自然。

圖3 西8事務所的東斯凱爾特防浪提項目

　　由荷蘭西8設計事務所阿德里安·戈伊茨（Adriaan Geuze）設計的位于荷蘭澤蘭（Zeeland）的防浪提項目，是當今運用景觀設計作為生態介入的一次有益嘗試。設計者利用當地蚌類產業的廢棄物（黑色和白色的貝殼），創造了一個黑白相間的圩田景觀，用來作為吸引深色和淺色的海鳥的覓食地。這個案例很好地詮釋了生態過程中，“自然選擇”及“互惠互利”的共生關系，同時整個圩田景觀又與周邊大尺度的環境相互呼應，交替且重復平行出現的黑白相間貝殼帶看起來極富視覺沖擊力，像是周邊基礎設施的延續，從而將整個區域連成一個整體（圖4）。

圖4 西8事務所的東斯凱爾特防浪提項目

 
　　“組裝的生態”(Assembled Ecology)是芝加哥林肯公園設計競賽獲勝方案-，設計者以芝加哥典型的街區（Block）的尺度為藍本，推導出模塊化的景觀基礎設施的組件，并以此構成城市邊緣形態的形成、發展和演變的框架。這種“組裝的生態”模式確保了每個模塊的自主性與完整性，只要未來這個組織體系的框架被維持和保留，人們就可以在各自的模塊上安排各種活動和項目。因此，來自政治、文化、財政方面的不確定性對未來城市發展的壓力將會被這個極具彈性的框架所緩解（圖5）。不難看出，設計者試圖通過這種由“人工自然”組成的可塑性的彈性體系來取代現代主義剛性的形式與結構，成為一種組織城市空間形態的更好途徑[5]。

　　城市中的建筑和街道，曾經被現代主義認為是城市的機器。然而，借助于讓自然做功的自然通風、天然采光；太陽能、雨水的收集與利用以及生態化補償機制，建筑也可以變得自然生態。同樣，應用景觀的途徑對街道的雨水進行收集，不僅可以很好地起到干旱與洪澇的調節作用，維持地上和地下水的平衡；同時將雨洪的收集和再利用的過程與人工濕地、綠地和公園系統相結合，可以成為城市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圖7是位于美國波特蘭一個繁華街區的唐納德溪水公園，設計者設想用“設計生態”的手法再現其昔日濕地的淵源。借助于地形從南到北逐漸降低的特點，收集來自周邊街道和鋪地的雨水，于此相對應的是植物種類的發布，代表著土壤含水量從底到高的變化過程。收集到的雨水經過坡地自上而下不同植物過濾帶的層層吸收、過濾和凈化，最終多余的雨水被釋放到坡地下方的水池中，成為公園的主景。由此可見，“城市和基礎設施可以像森林和河流一樣生態”。

　　上述案例充分表明，面對自然已消解的城市狀態，我們必須以“設計生態”的“人工自然”新范式加以應對：即通過景觀的手段來模仿自然特性和借用自然元素來重新構建人工化的生態新秩序，從而創造近乎自然條件、混合人類使用與自然特征的人工環境。這將為從純自然、純人工到人工自然過度的行為和過程提供互動與交流、鑲嵌與混入，直至相互融合的界面。“通過這一界面，當今城市得以閱讀和展示；通過這一界面，當今城市得以 建造和延展”。

圖5 組裝的生態

圖6景觀基礎設施作為城市形成、發展和演變的框架

圖7 雨水收集的景觀途經 — 美國波特蘭唐納德溪水公園

 
　　4 結語

　　21世紀城市設計的最大挑戰在于尋找可持續的城市發展形式。特別在中國的快速城市化所特有的空間尺度巨大，而時間尺度急劇壓縮的情形下，如何應對這一挑戰顯得刻不容緩。“自然已死，設計萬歲”（Nature is Dead, Long Live Design）4)，面對當今城市發展中經濟與生態的雙重壓力，“設計生態”的新思維，是作為應對新形式的城市公共空間和一切非（不）自然的一種選擇，隱含了我們對生態學的一種新的態度，是對當今“人地關系”重新進行審視和定義。通過“城市形態學”與“人工生態學”的結合，尋求改變長久以來“城市”和“自然”對立和分離的狀態，并由此建立一種城市發展的新模式，來幫助我們看清當前全球性的城市蔓延和探索可持續的城市設計與發展策略等課題。

　　與傳統的生態設計不同，這種由人造的環境(Built Environment)、合成的自然(Synthetic Nature)、設計的或組裝的生態(Designed or Assembled Ecology)是以景觀作為城市結構性的載體，通過生態創造和修復等方式來積極地、正面的介入和干預環境的改變，創造城市物質空間形態和結構的過程，其尺度超越了我們的視覺極限，其深度穿越了地表的厚度，而其過程則是在整個“場域”（Field）上展開的。

　　注釋
 
　　1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Corner. Terra Fluxus.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M]//Charles Waldheim. Edito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6.
　　3 引自Charles Waldheim. A Reference Manifesto.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M]//Charles Waldheim. Editor.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6.
　　4 Bihan在美國《景觀設計學》Landscape Architecture雜志2011(1)上的文章.

　　參考文獻
　　[1]楊沛儒.生態都市主義:5種設計維度[J].世界建筑,2010(1).
　　[2] Sim Van Der Ryn and Stuart Cowan. Ecological Design [M].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 C.. 1996.
　　[3] James Corner. Ecology and Landscape as Ag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