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生態治理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德國的生態治理模式屬于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從19世紀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德國生態環境一直遭受工業和戰爭的雙重污染和破壞，生態破壞程度和環境污染程度舉世罕見：德國境內主要河流不僅沒有生物存在，居民甚至無法在其中游泳；整個魯爾地區晝同黑夜，樹木都被煤灰粉塵染成黑色，棲息在樹上的蝴蝶竟也將保護色演變成黑色，德國生態環境已經嚴重影響到德國居民的生命和健康。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德國政府相繼關閉污染嚴重的煤炭和化工企業，并投入巨資對廢棄廠區進行生態修復；同時，在世界領先的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環保技術的直接推動下，德國從工業化社會進入信息化社會，進一步降低了社會經濟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經過30多年的不懈努力，德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生態環境最好的國家之一，其中，科學技術和生態民主在德國生態治理過程中起到關鍵性作用。 

　　一、發展環保科技 

　　科學技術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是人類在工業化過程中不期而遇的一個問題，德國在生態治理過程中探索出一條利用科學技術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科技之路。 

　　第一，利用科學技術對遭受工業和軍事污染的生態環境進行徹底修復。在一百多年的工業化進程中，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生態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經過30多年的生態修復，德國不僅恢復了碧水藍天，而且利用各種科學技術將滲透在德國土地上的各種重金屬和化工有毒物質逐一清除。比如，洛伊納（Leuna）化工園區在其一百多年的化工生產過程中，以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化工園內的化工廠遭到轟炸導致化工原料和產品外泄，對當地以及周邊土地和地下水造成了嚴重的化學和重金屬污染，方圓幾十公里內許多植物都無法生存，當地居民都得從百里之外汲取飲用水。德國統一之后，聯邦政府不僅投入巨資拆遷園內落后化工企業，而且利用綜合科學技術在洛伊納化工園區周圍修建地下大壩，從而對園區內土地和水源進行徹底修復。經過10多年的生態修復，經過園區的地下水雖然還不可以直接飲用，但是地表已經可以讓植物存活。據哈勒－萊比錫（Halle-Leipzig）環境研究中心技術人員預計，大約還需近100年的時間才能夠讓洛伊納化工園區的土壤和地下水恢復到正常水平。 

　　第二，利用科學技術進行全民生態教育。德國的環境教育分為環保習慣養成教育和環境專業知識教育兩個部分，家庭垃圾分類等習慣養成教育從幼兒就開始進行，環境專業知識教育則貫穿德國整個學歷教育體系。魯爾工業區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沒有一所高校，目前，該區擁有58所大學和高等院校，共有47萬在校學生。除了高校的環境專業之外，德國政府還建立了許多環境教育機構對公民進行專門培訓，以便政府官員、企業技術人員、環保NGO（非政府組織）成員以及普通市民及時了解并掌握各種環保技術和環保法規，比如，北威州政府于1983年創立的萊茵豪森教育培訓中心（BEW），現在每年培訓5萬多名德國學員。 

　　第三，利用科學技術對生態環境實行全程控制和監測。為了保證生態環境免遭再次破壞和污染，德國利用科學技術手段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生態監控網絡。德國通過衛星、飛機、雷達、地面和水下傳感系統，建立了遍布全國的生態環境監測體系，對德國氣候變化、土壤狀況、空氣質量、降水量、水域治理、污水處理和下水道系統等進行實時監測。比如，為了監測企業排污情況，在企業排污口設置傳感器和實況錄像系統，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電腦或者手機等工具隨時查看各種數據，參與生態環境監測和管理體系。魯爾地區所在的北威州共設有70個空氣監測站，檢測結果即時公布，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通過網絡等工具查詢大氣中可吸入顆粒物和氧化物等含量。生態監控網絡有效地保證了德國生態環境免遭再次破壞和污染，比如，2008年年初，科恩大學研究機構通過檢測新技術檢測到魯爾河中出現歐盟法律中明文禁止的化學物質PFT，直接導致北威州環境部長辭職以及使用PFT的企業主入獄。 

　　二、促進生態民主 

　　科學技術不僅為德國的生態治理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有效地促進了德國生態民主建設。 

　　第一，科學技術標準進入歐盟和聯邦德國的環境立法體系，德國的生態治理過程因而具有科學性、實踐性和可操作性。科學技術是一柄雙刃劍，在給德國帶來豐富的物質利益的同時，也給德國帶來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德國因而深受科學技術污染之害，也深知駕馭科學技術之道。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德國開始將科學技術標準體系置于環境立法體系，比如，《核能法》、《轉基因法》、《化學品使用法》、《污水排放法》、《電－煙霧法規》、《放射線防護法》、《自然保護法》、《循環經濟法》、《可再生能源法》、《環保行政法》等等，目前已經建立了8000多部環保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不僅保證生命以及生存所必需的水、大氣和土地的安全，而且保證生產過程和經濟過程的生態化，避免廢物產生或者對廢物進行循環利用。同時，德國環保刑法則對環保犯罪行為進行法律制裁。 

　　第二，通過政府與企業合作機制解決具體的生態環保問題。德國政府通過政府主導、企業參與的合作方式，充分發揮民間政治和經濟力量在生態治理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取得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治理結果。比如，在洛伊納化工園區，聯邦政府與基礎洛伊納（Infraleuna）公司合作，首先利用科學技術對土地進行修復，然后再出售給來自世界各地的化工企業。目前，聯邦政府擁有洛伊納化工園區13.25%的股份，基礎洛伊納公司則負責具體經營，園內企業林德（Linde）公司占24.5%的股份，其他股份由園內企業共同參與控制。在萊茵河的治理過程中，政府與企業合作機制的優勢也充分體現出來。德國政府充分發揮萊茵河兩岸居民的知情權和收益權優勢，將河兩岸的居民和企業成員強制入股，成立股份制管理機構，對所屬河段的大壩安全和附近生態環境負責。政府負責常規工程投資，股份管理機構負責日常維護，所屬企業根據“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支付治理費用。目前，德國萊茵河不僅重現勃勃生機，而且，即使在1993年和1995年發生百年難遇的特大洪水，萊茵河大壩也不曾決堤。 

　　第三，充分發揮大眾媒體和環保NGO的獨立性。 

　　大眾媒體和環保NGO成為民眾參與生態治理的有效途徑。大眾媒體不僅在普及環保知識方面起到關鍵作用，而且在發揮媒體監督方面也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魯爾河PFT污染事件中，德國《西德意志報（WAZ）》能夠獨立地跟蹤報道事實真相，直到污染行為停止、相關責任人受到制裁為止。同時，環保NGO具有代表當地居民的法定權力，參與政府和企業在當地有關環保的經濟規劃。德國環境與自然保護聯合會（Bund）是德國最大的環保NGO，它不接受任何政府、黨派以及與環境有關企業的捐款，從而保持自己民間組織的獨立性。 

　　三、德國生態治理對中國的啟示 

　　第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中國的首要任務。中國和德國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發展目標和發展重點迥異，中國必須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德國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完成工業化，而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對能源和鋼鐵等自然資源的需求必然會導致一定的生態問題。德國經驗表明，只有通過工業化和現代化，中國才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也只有通過工業化和現代化所積累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實力，中國才可能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即便目前，德國政府在面臨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矛盾時，仍然將發展經濟放在首位。比如，德國焦炭發電量和核發電量仍然分別占發電總量的60％和20％以上，生態環保的可再生能源僅占10％左右。 

　　第二，中國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們走新型工業化和現代化之路，必須“邊建設邊治理”，在發展中盡力控制和減少環境，在污染產生的過程中治理污染。 

　　第三，發展科學技術，建設生態文明。中國應當充分利用科學技術的后發優勢，不斷開發新能源技術，大力發展環保技術，努力開創新產業技術，加快科學技術的升級換代，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轉型，確保生態文明建設的順利進行。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重點強調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反映了中國對全球性生態環境建設的責任和決心，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華民族對人類未來文明形式的探索和貢獻。（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世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