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都市主義譜系與概念研究

　　摘要：景觀都市主義是近20年來景觀、城市、建筑相關設計領域的重要轉變之一，它以新的景觀概念為核心，試圖探討對當代都市重新閱讀、再現和設計的新思路和策略。這一研究目前面貌復雜，本文試圖梳理其譜系和概念，開拓新的知識領域和行動領域。

　　關鍵詞：景觀都市主義 景觀 城市 

　　景觀都市主義(Landscape Urbanism)是近20年來景觀、城市、建筑相關設計領域的重要轉變之一。它面對當代城市的轉變，試圖重新討論三者之間的關系。它是以新的景觀概念為核心，對當代城市進行重新閱讀、再現和設計的新思想和策略。這一課題在國際上方興未艾，呈現的面貌紛繁復雜，本文是系列研究的第一部分，試圖厘清其譜系和概念內涵，以期發展它特有的技術策略。

　　1  譜系

　　景觀都市主義一詞是1990年代由加拿大學者查爾斯·瓦爾德海姆(C·Waldheim)在美國景觀建筑師詹姆斯·康納(J·Corner)等人的研究基礎上總結創造的，隨后由M·莫斯塔法維(M·Mostafavi)帶領著英國AA School在更大范圍掀起了波瀾。

　　作為目前國際新興的重要學科領域，景觀都市主義是時代變遷的要求，也是建筑與城市學科發生轉向的產物，更是建筑學的自我革新。它源自20世紀下半葉對城市的批判與反思，可追溯至CIAM 十次小組的觀念、國際情境主義(Situationalist)的實踐、超級工作室(Superstudio)的連續紀念碑等(圖1)。另外全球領域的環境運動、景觀學科的生態化趨勢、藝術領域的大地藝術也都為它提供了多重資源。 1982年的巴黎拉維萊特公園競賽在景觀都市主義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義，獲得并列第一的屈米和庫哈斯的方案第一次清晰地展現了城市與景觀的另一種可能的關系。他們用分層的、無等級的，靈活的策略提出了一種新的都市主義形式，提倡開放的景觀效應，來適應各種城市活動。尤其是庫哈斯的方案，試圖將曼哈頓式的摩天樓平攤在都市中，創造另一維度的都市壓縮景觀，使之成為一種復雜的媒介，聯系了在大型后工業場地上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事件以及城市未來之間的關系(圖2)。這一策略引起了許多爭論，但同時真正開啟了景觀都市主義之路1) [1-3]。

　　目前景觀都市主義重要的研究陣地多在世界知名高校以及研究型的設計事務所中，包括英國AA School、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瑞士蘇黎世高工、荷蘭代爾夫特大學、貝爾拉格學校、西班牙馬德里建筑學院、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等，出版了《景觀都市主義讀本》(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the Machinic Landscape、the Mesh Book: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Hiper Catalunya hi cat Research Territories等著作(圖3)。FOX、NOX、MVRDV、詹姆斯·康納、埃森曼等建筑師團體設計了包括FOA 的橫濱國際客運碼頭等一批作品。

　　目前，景觀都市主義研究大致體現了以下3種不同的傾向：

　　其一可稱之為溫和的景觀都市主義。它關注城市的景觀與生態問題，以景觀建筑師為主，以真實的自然要素為設計元素，維持了從有機整體的生態效應看待景觀的傳統角度，延續了從P·格迪斯—路易斯·芒福德—麥克哈格的適宜性區域環境規劃的線索[4]。它將景觀生態學思想與當前破碎的城市景觀相關聯，用景觀來表現和理解城市的動態系統，在設計中創造可操作的生態過程，促進城市系統的良性運轉。例如利用自然現象(如侵蝕、演替和水循環等)，修復城市廢棄地、污染地，改造利用河流和道路等基礎設施。這一策略尊重自然發展過程，倡導能源與物質的循環利用和場地的自我維持；發展了可持續的處理技術，并將這些思想貫穿在設計、建造和管理的始終。由此景觀成為城市建設的重要媒介，生態技術是保證其社會功能的重要保障。這種景觀都市主義側重于實踐，積累了詳細的技術和手段 (圖4) 。

　　其二可稱之為激進的景觀都市主義，關注的中心問題是都市社會景觀，延續了先鋒派對都市景觀日益突出的社會意義的關注。庫哈斯、屈米、斯坦·艾倫、MVRDV等建筑師甚至將景觀視為當代城市狀況的隱喻，是觀察、理解當代城市的透鏡。他們提出的景觀基質、事件景觀、場地情節、數據景觀等觀點指出了當代城市類型的轉變。例如庫哈斯提出“景”(Scape)的概念，抹除了傳統城市景觀和自然景觀的區別，將兩者結合作為對無邊界、無圖底城市的特殊表達2)[5]。由此他提出景觀已經篡奪了建筑的地位，作為最重要的媒介來調節都市。各個專業需要對景觀形成的都市網絡進行操作，需要同時對全球化的力量與地方景觀媒介中獨特的“自然”的力量(例如臟亂等)保持敏感。這一方面的思想更多表現為理論，代表作如庫哈斯的《小、中、大、特大》。

　　其三是對以上兩個方向的揉雜，將作為動態系統和隱喻城市狀態的景觀概念結合起來。這種景觀都市主義既重視作為自然系統的景觀的生態功效，也發掘作為社會整體系統的景觀社會潛力，目的是讓自然生態效應與社會經濟文化效應共存。詹姆斯·康納是這一方面的代表?？导{在認同設計結合自然的重要性的同時，反對麥克哈格的區域環境規劃實踐中暗示的自然和文化的對立，認為正是這種狹隘的生態視角導致了天真的環境主義、自然中心論和后衛的立場，無法面對全球的城市化?？导{從另一角度同樣提出用景觀替代建筑作為城市的模型，認為只有通過綜合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對建造環境的再組織，才能使我們批判規劃專業中的官僚，批判景觀建筑師的圖像與技術的兩極分化。他認為景觀都市主義有4種實踐主題：歷時的生態和城市過程；水平表面的舞臺；操作性和工作的方法和想象力[3]。在實踐中，康納在景觀都市主義的團隊合作以及長期設計方案實施及管理方面做出了嘗試 (圖5)。

　　這3種研究雖然有明顯的差異，但都豐富了景觀都市主義的實踐技術。

　　2  概念

　　譜系的梳理，顯示了目前景觀都市主義研究的多樣化，但不可否認它還缺乏特定的方法論，缺乏對特定城市問題的持續關注，從而使研究似乎無所不包，以至有泛化的危險。

　　事實上，景觀都市主義的核心是利用了景觀概念在當代語境中的轉變，通過術語的重組，促使景觀和都市兩詞的意義在意識形態、功用任務和文化內容上都發生改變，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實踐，以應對當代城市的基質化(Matrix)狀況。因此，它在概念建立、策略方法、應用領域上都具有其獨特性。

　　2.1  景觀都市主義的術語重組建立在景觀概念的轉變之上

　　當代景觀既是新的文化概念更是參與實踐的技術，它不再是指單純的景色和繪畫的復制(Picturesque)或城市與建筑的襯景。作為文化概念，它從一個地理概念延伸到社會、政治、生態相互聯系的系統概念。作為一種技術，它從如畫風景的創造轉變為生態系統的組織，從強調視覺轉變為強調操作，成為一種基于工地/現場的綜合性城市系統設計的管理方式[6]， 從而獲得了對當代社會狀況的批判力量，并向未來投射。

　　因此，在景觀都市主義的重組中，“景觀”包含形態與功能，它作為特殊的基質，不僅由物體和空間組成，而且包括穿越它們的過程和事件。“城市”則被看作一個復雜的、被全球化改變了特性的“半確定(Semi-deterministic)、混沌的生態體均衡系統”[7]。 “景觀”作為城市所有發生和消失的最終系統。

　　“景觀”通過弱控制技巧應對復雜性，能適應“城市自然”向不可預見的無形式、動態性和復雜性的轉變。它特有的變形方式以及強調水平特征的組織方式，同樣能有效地整治現代都市領域“拼貼”模式的衰竭和控制決定論的失效。它具有時空的無邊界和動態性特征，從而幫助城市的異質元素產生聯系，強調所有的變化自行成為整體的自然過程。

　　這種“景觀”可擴展到整個設計的視野中—包括基礎設施和建筑等，并且通過不同尺度上的操作將建筑設計、城市設計和景觀規劃之間的斷裂聯系起來。

　　與此同時，重組之中的景觀和城市仍然保持各自的獨立，形成辯證的組合，使景觀都市主義不同于傳統建筑和景觀設計對圖像的熱衷，而是通過追求景觀具有的基礎設施效應來強調實用性和工具性；也不同于自然中心論的科學生態規劃，希望以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協調矛盾，回歸藝術領域。
　　在此，景觀都市主義這一概念的產生體現了學科發展的批判精神，也就是當傳統的城市和建筑學科已無法更好地應對當代環境變化時，必須不斷產生新的方法。在恢復景觀精神使它與城市、建筑產生相互聯系的背后實質上預示了跨學科的連續景觀，并開創了新的知識領域與行動領域。它也因此增加了如何加強城市應對快速變化的方法，還提供了一種設計倫理，要求自然進程和城市發展整合成一個整體的人造生態演變過程，從而集約地使用各種資源。

　　2.2  景觀都市主義試圖運用景觀概念在當代語境中的轉變，發掘新的認知模式和操作模式

　　一方面景觀都市主義借鑒景觀設計中對過程、時間和關聯的復雜性的重視，強調體現感知與過程的操作。它注重景觀的感知作用，承認臨時場景在都市設計中形成決定形式的作用；也注重使用大尺度重新定義公共空間，從而分解建筑與基地之間的圖底關系。它承認景觀是都市和環境的發生器，重視時間的連續特征，推行弱控制；但它同樣注重時間的斷裂，防止通常意義的預測，注重從已知條件開始，等候景觀發展的生產性效果。因此，景觀都市主義強調當代城市發展的不定性，但又不陷于相對主義的泥沼，與數字技術一起形成了“自然”的網絡體系而試圖結合規律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在自然和人工、理性與有機、物質與信息之間尋求具有異質的統一體。

　　另一方面景觀都市主義承認景觀的再現作用，并注重將再現景觀與事件景觀結合，突出事件景觀的拓撲學特征，作為一種操作模型來使用。它以創造性的地圖術(Mapping)方法，來應對城市和景觀的復雜動態。它強調景觀的水平性特征與游牧特征，從而發展出了微觀和大尺度兼具的區域技術；它強調土地的劃分、分配和表面的重組，重視設施和道路對表面的穿透作用，突出可視性、相連性與密度，由此形成具有適應性的水平系統。

　　因此，景觀都市主義注重水平操作，反對垂直化、等級制、中心論、權威制的組織方式，注重多中心性、關聯性、延展性、循環與運動流。它以開放的地形學(Topography)、流動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和表皮(Surface)策略組成了水平操作的重要部分。

　　2.3 景觀都市主義還試圖運用特有的景觀策略以面向特定的城市問題

　　20世紀下半葉，隨著全球化經濟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新型交通系統和通信技術的升級，城市發展出現了深刻轉變，并具有一些特點[8]：

　　1)高度變化的流動性；

　　2)等級消失與無中心化；

　　3)既分散又集中；

　　4)間斷不連續；

　　5)混雜的功能分區；

　　6)水平延伸。

　　這一變化被普萊斯(Cedric Price)比喻為從煮蛋到煎蛋再到炒蛋的過程，也就是從核+邊緣模式轉變成了基質(Matrix)模式 (圖6) 。

　　基質模式的特征之一是城市碎片化。其一，隨著靈活生產和多樣消費以及資本的非中心化，大量出現了同時呈現城市、郊區和鄉村景觀的區域，被彼得·羅(Peter Rowe)、愛德華·索亞(Edward W. Soja)、維利里奧(Paul Virilio)稱之為“中間景觀”、“外都市(Exopolis)”或“外-城市(Exo-city)”，它們往往由高速交通相連，沿基礎設施布置松散的市場和服務中心，使城市中心的功能碎片化 (圖7) 。其二，隨著城市轉型，市中心出現了大量廢棄的工廠、碼頭、車站、城中村，形成城市的斷裂與不連續，可以稱之為城市空墟(Void)，它同時又蘊含了社會潛力，可成為新的市民空間甚至消費奇觀 (圖8) ?？傮w而言，中間景觀和空墟化組成了當代城市最重要的基質之一。由于這些地帶的出現不可控制，形成了大量缺乏內容，等待填充，定義模糊，肌理斷裂的場地，它們帶來的一系列環境、社會、經濟問題已引起了廣泛關注3) 。

　　基質模式的特征之二是流動和暫時性。在多中心，網絡狀蔓延的城市化地區，物質、信息的流動，生產和消費大大超過靜態的政治和空間邊界，由人流、車流、貨流和信息流組成的日常都市系統因此描繪出動態和暫時性的圖景。因此對這種流動性的研究成為理解當代城市的重要課題，基礎設施作為這種流動的某種物化，需要以新的角度進行研究。

　　景觀都市主義面對這些現象，讓景觀在分散的無中心城市中成為組織的基本秩序，以景觀的水平表面和基礎設施的交通系統代替建筑成為空間的組織媒介。

　　它關注城市中間景觀與空墟，關注基礎設施變更區，尤其是過大、被污染而不能完全依靠市場經濟發展調節的區域。它關注公共活動和環境修復過程的計劃編制，獲取生態與經濟的共同獲益。它發掘城市剩余空間潛在的公共性特征，提倡在裂隙間設計的原則，針對建筑、基礎設施系統和自然生態之間的空隙進行設計操作，將它轉化為生態系統的一環與公共系統中的平民場所。它的優勢在于：

　　1)城市的基質狀態需要重新考慮研究的媒介—景觀作為一種整體系統，可以彌合傳統上城市人工系統與有機系統的斷裂；

　　2)城市的基質狀態帶來更鮮明的流動化與暫時性圖景，因而需要以計劃和預測代替規劃，借鑒景觀的生態規劃和管理辦法，引入新的技術策略，如Mapping；

　　3)景觀的整體思路便于更有效地研究資源集約化利用，它要求各專業建立整體目標的合作及方法，倡導景觀先于建筑的步驟，優先考慮景觀基礎設施或生態基礎設施。

　　因此，景觀都市主義在學科建設上凸顯了景觀概念的作用，有助于形成新的結合景觀、城市、建筑研究的學科框架；在方法上,景觀都市主義重點研究當代景觀概念如何提供新的認知模式和操作模式，有助于進一步協調景觀設計、城市設計與建筑設計之間的關系；在現實層面上，它直面當代城市發展的碎片化與流動化特征，為研究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大量空墟化和基礎設施的變遷提供了新的工具，開拓出新的知識領域和行動領域。

注釋
1)
拉維萊特公園競賽在當時引發了建筑師與景觀建筑師之間的激烈爭論，景觀建筑師艾倫·泰特(Alan Tate)將拉維萊特公園視為特別的“反背景式設計”，缺乏對周圍環境的照顧，是建筑戰勝景觀的結果。歷經20年建筑的痕跡逐漸被弱化，但群眾的評價似乎仍然并不高，其中的原因值得追究。但正是這種激烈的反差激發出了新的思路，因此被眾多學者視為景觀都市主義的開山之作，而庫哈斯方案的價值更是日益顯現。
2)這一概念是庫哈斯受到法國景觀建筑師布魯涅(Yves Brunier)的影響，在考察了珠三角后，專門杜撰出來的。
3) 對這種城市現象的研究涉及多種專業領域，以索亞為代表的后現代地理學展開了對洛杉磯等城市的研究影響廣泛。建筑學上對后工業城市用地的研究從90年代既已開始，1996年巴塞羅納19屆世界建協大會(UIA)提出了城市“模糊地段”(Terrain Vague)的概念，包含了各種城市廢棄地，指出這些地段需要重新管理、保護和再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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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The Changing of the Avant-Garde. New York.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2.
圖2: Rem Koolhaas and Bruce Mau, S, M, L, XL, the Monacelli Press, New York, 1995.
圖3: Charles Waldheim.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6；Mohsen Mostafavi, Ciro Najle. 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the Machinic Landscape. AA Print Studio. 2003；Julian Raxworthy &Jessica Blood. the Mesh Book,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Melbourne, RMIT University Press, 2004；Metapolis, IAAC., Actar and Manuel Gausa. Hiper Catalunya hi cat Research Territories (hicat). Barcelona. 2003.
圖4: http://www.grpg.org /Flood Control Map.files\MapImage.htm
圖5: http://www.nycgovparks.org/sub_your_park/fresh_kills_park/html/fresh_kills_park.html
圖6，7: Charles Waldheim,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6: 56.
圖8: Carol J. Burns &Andrea Kahn, Site Matter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