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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基斯•扎卡賴亞斯(John Keith Zacharias)
11月6日-8日,以“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責任”為主題的北京論壇(2015)新型城鎮化專題論壇在京召開。為期3天的會議中,來自全球各地的官、產、學、媒體領域的精英以及社會人士參與了此次會議,共同商討此次論壇主題——新型城鎮化:國際經驗和中國道路。就以下五個議題展開對話與討論:歐美國家城市化道路的教訓與借鑒意義;城市社會發展與居民生活質量改善的經驗與途徑;中國城市化建設與發展模式反思;城鄉協調發展、城鄉建設與生態保護的協調機制與途徑;新型中國城市化建設途徑。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教授John Zacharias的主旨報告題為《中國建設可持續城鎮中的路徑探索》,Zacharias長期關注中國城市公共交通、城市化過程及相關社會問題,這一報告也融合了他最近的研究成果。
以下是John Zacharias在北京論壇(2015)新型城鎮化專題論壇中的完整發言:
中國現在面臨著可持續性的挑戰,有些問題是中國獨有的。比如,中國城市人口密度在下降,農村城鎮化卻在不斷發展,甚至出現了村中城;一些住宅造價高但密度小,不利于解決人口密度高的問題;北京對公共交通系統投入很多,但機動車過多也帶來了道路擁堵問題。
城市的可持續性包括人和社會的可持續性,這是城市規劃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兩點。對于中國城市的可持續性挑戰,生態城市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也不能過多依賴高科技。城市的建設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我們應該關注幾十年后城市是什么樣子的。
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有60%的城市存在人口數量下降的情況,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一些政策上的改變。很多城市將土地看作最主要的資源,但土地資源已經越來越少,要保證基礎設施建設和財政體系,政策必須做出相應的變化。
改革開放之后,地方政府開始鼓勵城市周圍城鎮的建立,這是中國特有的情況。2000年后,政策將這些城鎮劃分為區域,郊區被包括進城市之后,整個城市區域變得更大,人口密度卻明顯降低。中國的資源分配是不均衡的,這導致了人口密度的不均衡,所以要進行資源的轉移。
John Zacharias試圖將中國和西方的城鎮化進行對比,發現中國很多城市的基礎設施很好,也有比較發達的勞動市場。同時也發現了城市中不同區域的發展程度不同,整個中國也面臨這種分化。比如,京津冀是一個發達區域,帶動了周邊區域的發展,珠江三角洲也是比較發達的區域,這些區域的資源比較集中,可以有效利用資源幫助其他地區發展。所以,城市規劃中最重要的是各個區域之間的協同。以北京為例,我認為郊區的新增居民應該達到2.5個百分點,政府要開發以人為中心的綠色交通體系,45%的市民交通應該由公共交通解決,如今政府已經意識到了交通壓力的問題,但這個目標其實很難達到。一些地區非常關注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建造了很多高層建筑,實際上樓層越高,每一層的造價成本也越高,消耗的能源越多,這并不經濟。北京胡同的人口密度比高樓大廈要低,這主要因為基礎設施較差,沒有使用機動車的空間,人們不愿意居住在那里,所以很多胡同被拆除,建成了高樓大廈,來解決人口密度問題。
機動車對于可持續發展是有害的,盡管如今機動車由限購、限號等政策約束,它的擁有率還是在持續上升。解決交通壓力并不是靠多修路,而是更應該在修路的時候修得更加智慧。在電子地圖的實時路況模式下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很多道路的使用率并不大,經常發生擁堵的區域只有幾個點,因此多修路并不是解決擁堵的關鍵,怎樣設計路網才是重點。許多道路的使用率不足,我們應該做出改變。
自從全球城鎮化以來,許多城市希望在全球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這就要強調城市景觀的獨特形態。中國許多城市幾乎一模一樣,這就是中國城市設計的癥結所在。我們需要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設計,這是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中很多大面積的廣場、綠地、辦公樓等區域,雖然有著寬闊的視野,卻造成大面積的浪費,居民的使用率也很低,降低了該區域的人口密度,這是不可持續的設計。
許多城市對中心城區非常依賴,而且大城市的擴張是建立在使用農業用地的基礎之上的。這對于改善城市生態和提升整個地區的經濟效益并沒有幫助。規劃局曾為了不占高速公路的位置將旁邊的東湖拆遷,這破壞了周邊農業的水網和生態系統,當地的居民也被迫拆遷。中國有很多類似的規劃,雖然不能和當地很好地融入,卻很容易獲得投資。
濟南計劃在2020年進行城市中心的擴張,并朝著多元中心發展,還提出建立兩個衛星城市。濟南有著優越的水環境,也有很多傳統文化,這些是濟南人生活的一部分。城市改造后可能會更加現代化,但也會對人們的傳統生活造成影響。再比如廣州,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鄉村,并且并不希望搬遷。我認為將城中村確實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并有利于可持續發展建設。
總之,首先要開發幾個大型城市區域帶動周邊發展,并關注建筑對環境帶來的影響,重視節約能源,才能走向可持續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