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與城市減災

----國家勘察設計大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馬國馨 　　今年初在北京市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我向會議提出了“關于盡快立項編制《北京城市防災條例》的建議”的提案（0986號）。從上屆政協至今，我只是附議別人的提案，而這次主動提出，主要是受我單位金磊同志的影響。金磊是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副秘書長，市政府專家顧問團防災減災顧問組成員，長期致力于城市安全防災減災的研究，提出過很多重要的建議，并常把他的大作贈我。而我因對防災問題也有興趣，對北京市曾發生過的突發事件及其后果的印象很深，所以也曾跟蹤過這一問題，因此提案由他起草，由我署名提出。下面就是該提案的一些主要觀點。 　　去年10月在上海舉辦過“第五屆地方政府應對災害和緊急事件國際會議”，有30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0名管理、研究專家出席，會議的主題是“城市可持續發展中減少危險和脆弱點”，并通過了《上海宣言》。其主要成果體現在：解決了城市綜合減災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面對城市災害的放大效應，有效地實施綜合減災管理模式；在整個資源的基礎上，更有效地提高減災及應急管理的科技含量。 　　美國“9·11”事件以后，為全世界留下了許多重要的教訓，因此在審視城市可持續發展中的危險點及脆弱點時，主辦的上海市下了較大的功夫。上海市提出了面臨災情的新趨勢： 　　1.城市重大自然、人為災害和事故依然存在，并且一些新的致災隱患還可能出現； 　　2.原有的致災隱患的內涵和外延可能不斷擴展、激化； 　　3.流動性災害源和隱患在不斷增加；4.人為事故在災害發生起數、災害損失中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 　　在建議中強調了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傳染性疫病是危害人類健康的大敵。在這次國際公議上，上海市衛生局專門回顧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傳染性疫病的爆發所引起的社會災難，并指出全世界每年死于傳染病的有1700萬人，已占總死亡人數的32.7％；美國每年用于耐藥菌感染所增加的費用達300億美元；當20％的成人感染上HIV時，國家GDP可能性降低1％。為此，會上建議建立起城市傳染病災害、重大 疫情的監測預警系統；加強傳染病監測和三級傳染病災害、重大疫情信息網的建設。 　　在建議中還介紹了上海在構建大城市綜合減災管理的幾個必備框架要素，即：1.統一的城市減災工作領導機構； 　　2.綜合減災信息系統及相關信息管理制度； 　　3.統一的城市救災應急指揮中心及一元化的應急指揮系統； 　　4.完善的城市應急處置預案系統； 　　當時建議針對北京市的具體情況提出：盡快立項編制北京市綜合減災法規《北京城市防災條例》；在此基礎上組織編制《北京市城市減災規劃》（2003年—2020），并納入《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之中；《減災規劃》要與《安全奧運規劃》的主體內容相一致；在2005年—2007年間組織一系列有規模的城市綜合減災應急演習。 　　提出這個建議時還是立足于未雨綢繆，考慮的也還比較粗線條，在當前“非典”疫情的沖擊下，人們對于城市的減災防災及其對策，對于有效的體制和機制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對于一個特大城市的減災、防災，決不能局限于單一災種的機構和管理，而要深刻理解防災工作的綜合性，即工作主體是綜合的，管理手段是綜合的，工作內容是綜合的，管理目的也是綜合的，尤其體現法制、體制和機制等層面的綜合減災。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對于城市環境提出了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和舒適性的評價標準，在上海國際會議上瑞典學者也提出了安全城市評選的四個標準可供我們參考，即：應急前的準備標準；嚴重階段的良好管理標準；后果的良好管理標準；將來準備改進的標準。這些都可以納入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的內容。長期以來我國城市化的進展和城市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通過這次抗擊“非典”的考驗和洗禮，人們進一步體會城市建設和管理中更需要科學和理性；需要協調好城市建設和城市防災、減災的同步發展；處理好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顯性建設和隱性建設的關系；處理好城市可持續發展各要素間的平衡，從而使我們的城市更安全、更健康、更便利和更舒適。 　　當然，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也使我們更加看到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的重要，尤其是全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防災和減災的覺悟和意識、緊急情況下的互助和應對、心理的承受、減少人為失誤等，將在抗災救災中起重要作用，這可能是比城市硬件建設更為重要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