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亞的生態修復與城市修補

　　海南省第二屆社會科學學術年會三亞專題研討會近日在三亞召開。會議以“‘雙修’、‘雙城’與生態文明建設”為主題，與會嘉賓就海綿城市建設、城市發展路徑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內容建言獻策，為“雙修”、“雙城”試點工作以及三亞城市的建設發展注入了新的理論動力。本報11月2日已刊發北京土人海綿城市建設分院院長王欣的研究文章，本期刊發三亞學院副院長、教授沈關寶的研究文章。

　　將生態修復與城市修補結合起來的“雙修”背后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經濟與社會協同發展的理念。在我國推進快速城鎮化的今天，這一理念不僅是三亞城市建設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也是落實國家層面城鄉一體化戰略的理論基石。因此，我認為選擇三亞進行“雙修”、“雙城”試點工作的真正意義就在于此。

　　三位一體的生態修復

　　生態修復的目標當然是優化自然生態。對此，三亞乃至海南雖有優化的努力，但毋庸諱言，也存在自然生態惡化的趨勢。依據我來三亞10余年的觀察和體驗，造成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的增長和游客數量的季節性超載。例如10年前，三亞除了農民在田間燒禾的煙霧，幾乎沒有其他灰塵，而如今，隨著城市建設的加速和車輛的增加，塵埃與日俱增。又如原先松軟的三亞灣沙灘已成板結的泥灘，盡管市政府花了極大的努力，但板結的趨勢似乎不可逆轉。

　　過度渲染惡化趨勢顯然不是事實全部，但我們必須高度關注這一趨勢。否則就會失卻三亞作為“旅游天堂”的基礎。

　　我認為，要修復、優化自然生態，首先應通過教育和宣傳強化全民的環保意識。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和海南先民保護自然的傳統做法都可以用來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進而成為大多數人的自覺行為。這是優化自然生態過程中最為艱難、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步。其次是大力開展環保研究。三亞應當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投入，設立綜合性的自然生態研究基地，面向國內外招聘環保專家，針對三亞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并注重研究成果的推廣應用，用科學方法來提高環保的效率。第三是完善強化環保法治來遏制人們對于環境資源的獲利沖動。例如我的一位英國朋友住在威爾士，房屋四周全是樹木。一次因樹枝刮壞房頂而砍樹，結果遭到罰款。因為樹木雖是他的私產，但管理處置權在環保部門，產權人必須事先申報再行動，否則違法。這個例子顯示了以法治來優化自然生態的力量。由此，三亞是否可以借鑒這種自然資源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思路，確立起系統的環保地方法規。

　　我相信通過環保意識、環保研究和環保法治的三位一體，修復生態、優化環境的目標是可以期待的。

　　社區發展的城市修補

　　就城市修補而言，作為硬件的基礎設施固然重要，但被稱為軟件的人文生態優化尤為重要。簡單說來，人文生態是指個人、群體和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系。在一定的文化導向下，如果這種聯系達到平衡、和諧狀態，則為優化了的人文生態。而作為導向的文化，則指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就現時的中國而言，顯而易見有三種文化在支配人們的行為和調節相互之間的關系，即農業文明的村落文化、工業文明的城市文化以及后工業時代超越時空的文化。盡管這三種文化的并存使人文生態的優化問題變得異常復雜，但城市化是一致認可的總趨勢，三亞自然也不例外。那么，三亞城鄉一體的城鎮化可行性在哪里？對此，可從理論、歷史和現實三個方面加以簡述。

　　從理論上看，人類的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結伴而行。17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驅使農民進城成為產業后備軍。因此，歐美早期的城市化是以工業對農業的毀滅性打擊為前提的。但是隨著工農業生產率差距的擴大和污染、貧民窟等城市病的增加，人們便反思和質疑這一城市化模式。并提出“逆城市化”、“田園城市”等觀點，主張將大城市的工業和城市生活方式向外擴散的方式，消除由于人口高度集中帶來的弊端，同時擴大城市化的地域覆蓋面。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江浙一帶的農民走出了一條在小城鎮發展鄉村工業和以工補農的城市化道路，費孝通教授將此總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由此可見，在現代科技（電力、交通、通訊等）條件下，三亞走一條城鎮化新路在理論上是完全行得通的。

　　從歷史上看，海南并不是如同上海那樣畸形發展的大都市，因而不存在嚴重的城鄉對壘。即使在解放后的計劃經濟時期，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也要比內陸低得多。這份歷史遺產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是城市化的輻射源難覓，目前在海南，無論是海口、三亞抑或是其他城鎮，都不完全具有現代產業擴散和生活方式引領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上述較低程度的城鄉分化又有利于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鎮化。甚至可以預言，由于海南的“城里人”與“鄉下人”并沒有太大的差距和明顯的界限，海南的城市化進程可能比國內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推進。

　　從現實條件來看，盡管三亞的確存在諸多不利條件。但必須指出，這些不利條件的改善恰恰表明了建設城市修補的必要性。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以下四個有利因素：1、三亞擁有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巨大潛力，一旦潛力釋放出來，足以支撐三亞的城市化。2、三亞具有后發優勢。如三亞的產業結構是跨越式的，即從第一產業直接進入第三產業，沒有產業轉型的拖累，而以旅游為核心的服務業經濟固然有產品難于打造的困難，但也有在地域上易于擴散的長處。3、三亞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加速。以交通為例，繼高速公路之后，環島高鐵已經建成。現在從三亞到海口只需2個小時。加上四通八達的網絡，為城鄉一體的城市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4、“一帶一路”和“四個全面”的國家政策契機。作為后發地區的三亞應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戰略機遇，將三亞的城市化發展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去。

　　城市化無疑是重大的社會轉型，而轉型的標志與終極目標是社會現代化。對此，我將從加強社區建設、發展多元文化和提升個人素質三個方面加以論述。

　　1、加強社區建設

　　社區是居民生活的共同體。作為社會的縮影，社區的發展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因此，社區建設的總目標是構建休戚與共、和諧融洽的社會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區建設從社區服務起步，并向社區自治拓展。其間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汲取。

　　經驗之一是社區服務的綜合性。比如北京、上海等地，每個街道都建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社區服務中心。其中的服務人員來自街道、政府職能機構和社區志愿組織，而服務項目則依據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不斷擴展，從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需要到環境衛生、教育醫療等公共事務，乃至家長里短、鄰里糾紛的調解。可以說，社區服務中心是原先“單位社會”消解而社會成員原子化的必然產物。它在滿足需求的同時，也使人們產生社區是一個共同家園的意識，增強社區的凝聚力。

　　經驗之二是社區資源的利用。上海的“老娘舅”是挖掘社區資源的典型例子。“老娘舅”是指那些社區內的權威人士，社區充分發揮他們的示范作用和調解功能。進而促進社區的穩定和社會的整合。
　
　　社區建設中的不足之處同樣顯而易見。比如上述對社區內部資源的開掘還停留在個人層面，民間組織的作用尚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因而，目前的社區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

　　三亞的社區建設起步雖晚，但只要能抓住社區建設的目標、規劃和路徑依賴三個關鍵，就有可能超越初級階段而步入前列。

　　關于社區建設的目標，按照十八大精神和城市修補的要求，可以確定為：第一，經濟目標，即提升社區成員進入現代經濟體系的能力。第二，政治目標，即社區成員有序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并達到基層自治。第三，社會目標，即提高社區成員對于生活共同體的認同度，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第四，文化目標，即繁榮多元文化，并確立多元文化相處的原則。總之，上述四大目標可以通俗地表述為：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培育民間組織，調動社區內部資源，實現社區基層自治，最終達到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國家、市場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至于社區規劃，它的重要性在于引領社區發展目標的分部實現。因此，要樹立社區規劃優先的理念，將社區規劃作為三亞城市規劃的先導，即三亞可學習先進地區的經驗，首先對每個社區制定出具有法律效率的詳細規劃，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城市的整體規劃。

　　社區建設的路徑依賴可概括為參與和共享。社區建設的主要動力來自社區居民，故必須充分尊重他們的主體地位和意愿。政府在社區建設過程中自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決不能越俎代庖。對民眾意愿的任何超越都有可能偏離社區建設的目標。從這一意義上說，社區建設的路徑依賴是“做群眾的尾巴”。

　　2、發展多元文化

　　可能是島民的開放胸懷所致，三亞豐富的文化資源簡直可以與自然資源相媲美。現存的文化樣式不僅有黎、苗、回三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還有不同于國內其他漢民的農耕文化和蛋家的漁獵文化，以及流放文化、具有向外開拓精神的海洋文化等等。加上近年來外來人口的涌入，各種文化都在施展各自的魅力。因此，三亞如同萬花筒一般，文化的多樣性令人目不暇接。而且，由于地域上的封閉性，上述傳統文化的保存相對完整。

　　然而，三亞乃至海南幾乎沒有在國內外發生影響的文化產品，這種情況與其豐富的文化寶藏之間形成巨大的落差。對此，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對文化的認識不夠，文化展示乏力。

　　例如黎族的“合畝”文化，它起源于一項傳統的經濟制度。經過研究，我們獲得一個極其簡單的結論，那就是“合畝”不僅僅是經濟制度，更是黎族民眾的社會生活方式。因為黎族朋友告訴我們，黎語中的 “合”雖有統合的意思，但“畝”并不指土地，更不是計量單位。只要是長相廝守又相互依賴，有唇亡齒寒、休戚與共的關系的人們，則可稱為“畝”。換言之， “合畝”就是將人們緊密聯結在一起的社會關系。

　　進一步的觀察使我們認識到，盡管“合畝”文化起源于種“山蘭稻”的合作生產。但它與黎族其他的社會制度，如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互相支撐，互相補充而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體系。甚至還進入到比社會制度更加深入的精神層面，“合畝”精神在黎錦的編織、婦女的紋身中都有一定的表達。總之，各種社會生活所需要的制度都可以在一個 “合畝”文化的原則之下進行互補。因此，“合畝”文化對當前的社會變遷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對文化內涵的深入理解不但能樹立三亞的文化自信心，而且還能激發展示的沖動。臺灣有一部描寫一位原住民抗日英雄故事的影片，看過后令人印象深刻。由此，筆者突發奇想：如果以“合畝”為題，加上莫言講故事的能力，或許黎族文化也能走向世界。

　　文化的多樣性自然會導致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與緊張，但這正是文化變遷的動力之一和文化發展的必由之路。當然，文化之間的沖突乃至發生局部爭斗應當盡力避免，對此，費孝通教授曾經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異文化相處之道。這可以作為三亞多元文化發展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

　　3、提升個人素質

　　在任何歷史階段，社會發展水平的高低都取決于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所具有的素質，而提升個人素質的主要途徑是教育。近年來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三亞人口中受教育的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然而必須認識到，現有的教育體系存在相當的問題。其中最大的不足是過于偏重升學率，而忽視受教育者的綜合素質。因此，目前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與他所具有的素質之間關系不很大，有的甚至負相關，即高學歷低素質，在道德教養、心理素質、乃至人格、精神等方面有嚴重缺失的學生為數不少。故對于三亞而言，應當有意識地將教育的范圍放大，把全民教育和終身教育納入自己的視野。

　　全民教育是全方位的。我們認為，目前三亞要在規范學歷教育的同時，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社區教育。從而使三亞居民在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公民素質和人文精神，以及人格、心理等方面都有一個大的提升。

　　就職業教育而言，三亞是有一定基礎的。然而，對于讓每個勞動者都成為既有進入現代經濟體系的能力，又具備較高職業道德的目標而言，仍然任重道遠。對此，應注重以下兩點：一是職業教育內容的深化。既要在教學中強化主體意識與創新精神，又要花大力氣建立職業教育的產學研基地，鼓勵自主創業和技術革新。二是重視職業倫理教育。使受教育者不僅掌握職業技能，而且懂得和理解自己所從事職業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責任，并把這種社會責任與自身的長遠利益掛起鉤來。

　　從發達國家和先進地區的經驗來看，個人素質提升的主要途徑是興辦各種類型的社區學校，其教育對象是包括青少年在內的全體社區居民。

　　眾所周知，鄉村社會注重的是血緣和地緣關系，加上安土重遷，人們相互之間都是“熟人”。因此，長期傳承下來的習俗就具有很強的約束力，有效起到了社會控制的功能。而城市生活正相反，城里人的匿名程度很高，大家幾乎都是“陌生人”。于是傳統習俗失效，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規范。以契約和法律為根本的，包括社會公德在內的新規范自然需要普及，于是社區教育應運而生。在我國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現在辦得有聲有色的老年大學就是社區教育中的一種。因此社區教育的載體是層次不同、種類各異的社區學校。

　　依據三亞的實際，社區學校的設立可以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即政府投資、民間參與或者民間投資、政府補貼。在起步階段，社區學校的教育內容可以從日常生活的技藝入手，比如烹飪、醫療衛生常識、營養百科、舞蹈、體育、高科技家電使用以及家庭裝飾、育兒和養生等等，這樣的教學內容能激發居民的興趣，吸引更多的老百姓主動參與。隨著社區教育的深入，知識面自然拓寬。那些公民常識、法律知識、契約信譽、地方傳統、互助互惠等等的工業社會理念將成為社區教育的內容，潤物細無聲地進入居民的頭腦并逐漸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新規則。社區教育通過漸進式的滲透，最終達到全體居民個人素質提升的目標。

　　最后，必須說明，上述所言絕非生態修復、城市修補的全部，但它無疑與“雙修”、“雙城”的活動息息相關。只要我們對自然和人文生態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假以時日，相信三亞一定能建成一座更加現代化的、美麗的花園城市，并引領海南的國際旅游島建設。

　
　　沈關寶，1949年生，上海松江人，社會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城鄉社區研究。上世紀80年代師從我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進行鄉鎮工業與小城鎮研究，系我國大陸恢復社會學后首位博士學位獲得者。上世紀90年代任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學博士點學術帶頭人，兼任教育部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等職。2005年到三亞學院兼職，任三亞學院教授、資深副院長、校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海島文化生態與社會發展研究基地主任、海南省社科聯委員。主持省部及國家社科研究項目10多項，出版中英文專著、教材1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關注，先后赴英、美、加、德、法、日等國名校作學術訪問和講學，被英國利物浦大學、城市大學等授予名譽訪問教授、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