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唐家嶺蟻族擔心建白領公寓增加生活成本

幾個“蟻族”房客下班后在合租的“閣樓”門口等待另一室友回來開門。

唐家嶺一小路口，幾個村民圍住一名“蟻族”大學生討要“水費”。每月初，唐家嶺的各個路口都有村民圍堵，向過路租客討要10元“水費”。

銀行職員小徐（左）和同事擠在一間月租450元的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

春節前夕，一名“蟻族”大學生搬行李回家。

　　2010年“兩會”前夕，幾位全國政協委員探訪了北京最大的年輕低收入群體聚集地唐家嶺。對于媒體爭相報道“政協委員流淚探訪‘蟻族’”一事，“蟻族”的內心五味雜陳:“我們愿意相信他們的探訪和眼淚是真誠善意的，但是我們不需要同情的眼淚。”“我們也是正常人，過著自己的生活，不想成為聚光燈下的‘特殊群體’不斷‘被消費’。”一些“蟻族”年輕人直言:“請政治作秀和杞人憂天離我們遠一點”；“不要居高臨下地打量我們，我們過得很好，也需要尊嚴”。更有“蟻族”擔心這些會加速“蟻村”唐家嶺的拆遷，他們因此不得不加緊尋找下一個更加偏遠的容身之處。

　　我們不需要昂貴的“被改善”

　　對于眾多低收入大學畢業生來說，唐家嶺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生活成本低廉”。每月以350~700元的價格租下一個20平方米帶廚房、衛生間的單間，也可與人合租，平均每人每月只付100多元。唐家嶺有自己的市場，果蔬價格是市區的一半，在村里的餃子館花上10元錢就能買兩大盤餃子。加之交通便利，成為在中關村、上地附近工作的“蟻族”的首選。

　　張欣，27歲，來自湖南，畢業于一所民辦大學，目前在銀行做業務員。張欣是典型的“月光族”:每月房租450元，水電費40元，上網費100元，自己做飯伙食費可節省到300元，交通費150元，與女朋友長途電話費150元，生活用品約100元，平均每月1500元的收入只夠勉強維持生活。

　　3月17日，北京市市規委發布消息，唐家嶺地區將實施舊村整治改造，拆除非法和違章建筑，建造白領租賃公寓。對此，“蟻族”似乎并不歡迎:“蓋白領公寓，有幾個能住得起啊！就算戶型小，價格肯定也會高出咱們現在的房租。”“政府一廂情愿為我們改善居住環境，到時環境是改善了，但是生活成本肯定也就高了。如果有錢住白領公寓，我們還搬到偏遠的城中村來干嗎？”

　　“一旦白領公寓建成，房租漲了，到時恐怕連基本生活都維持不了。”張欣無奈地說。

　　甄真，25歲，山西人，北京理工大學畢業生，目前在廣告公司做職員，每月工資加業務提成、獎金等平均4000元，家境也比較富裕。甄真很漂亮，也喜歡打扮，當問及以后是否打算搬進白領公寓時，她算了這樣一筆賬:現在700元的房租住的是整個唐家嶺條件最好的房子，有廚房衛浴，干凈整潔，“一旦房租漲了，就會擠占其他花銷，我可不想每天掰著指頭攢錢逛街。我不愿意把錢花在什么白領公寓上，能住就行了。”

　　我只是尚未成功

　李婷，女，25歲，北京某名牌大學會計系09屆畢業生，現在一家食品公司做辦公室工作。“因為是私人小公司，人少，制度也不規范，公司里大事小事、分內分外的都得干，有時就自我安慰，就當是老板對我的信任和鍛煉吧。”從畢業到現在半年多，李婷有一半時間都在加夜班，晚上9點后回家已經成了常態。然而，與繁重工作量不成正比的是每月不足2000元的工資，對此李婷雖然并不滿意卻也從不抱怨:“收入的事情不能強求，剛參加工作缺少的就是經驗，現在正處在為了盡快成長而付出的階段，不能只盯著回報”，“老板已經開始讓我接觸會計的事務，有機會學習本專業的實際操作是一件特賺的事”。

　　中科院碩士畢業生劉晴說:“煩透了媒體和公眾對我們生活的主觀臆想，我們只是處于奮斗期的年輕人，并不意味著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是‘一團糟’。我們掙的少，但是這里生活成本低，勤儉節約小日子照樣能過得舒舒服服。我們精心收拾這盡管只有巴掌大的臨時居所，我們快樂地打扮自己，我們積極地工作，我們在腳踏實地積攢能量。我們不需要同情。”

　　雖然被外界稱為“弱勢群體”，“蟻族”的自我定位并不“弱勢”，他們相信:“有必要時放低身段，未來才能提高身價”。

　　群居，大學生活的延續

　　作為低成本的居住方式，“群居”在蟻族中頗為普遍，對于某些“蟻族”來說，“群居”是他們最熟悉和樂意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

　　王學敬，研究生，現任上地某科技公司技術支持工程師，月收入四五千元，這在唐家嶺絕對算是“高收入”了，但他依然和幾個同事擠在房頂上加蓋的小“閣樓”里，不足20平方米的房間放著兩個上下鋪床，4個人一起分擔每月600元的房租。“不光是為了省錢，更重要的是我們大學的時候就是同學，現在又很幸運在一起工作，我們愿意繼續像大學時那樣過集體生活。”

　　林偉莉，本科畢業后的兩年里一直和別人合租，合租的女孩兒換了一撥又一撥，但她從沒想過搬出去自己住:“從小過集體生活習慣了，現在特怕一個人住，太孤獨，而且女孩兒自己住有時也不安全。”

　　不回去，是怕嫁不出去

　　大城市激烈的就業競爭壓力以及依然高漲的房價，引發了一場“去與留”的辯論，政協委員楊瀾在“兩會”期間接受采訪時建議“蟻族”大學生到二、三線城市發展，但對一些大學畢業生來說，是“想回也回不去了”。

　　他們認為:首先，并不是所有專業都適合回鄉發展，比如IT產業到了鄉鎮或者二、三線城市，可能更加難有用武之地。第二，對于大多數沒有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回鄉后所有的社會關系和人脈都需要自己單槍匹馬地重建，而在自己大學所在的大城市，起碼還有同學和老師等社會關系。第三，對于很多單身青年來說，回鄉意味著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尤其是女生。25歲的吳艷麗來自河北農村，大學畢業兩年了沒找到理想的工作，一直在北京“漂”著。“家里希望我能回去，去年親戚在縣城幫我找了份還不錯的工作，但是干了不到兩個月我就又跑出來了。主要是和周圍的人沒辦法溝通，很郁悶。家里一直催著找對象，可是留在縣里或者農村的青年大多跟我沒有共同語言，和我條件差不多的大學畢業生又幾乎碰不到。繼續待在縣里，恐怕最后我只能做大齡‘剩女’了。”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