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要拆，北京古城墻就拆了

　　皇宮與封建主義，令人困惑的夢魘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文章《回眸·檢視·展望——寫在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際》，對此披露道:“20世紀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后’，要對它進行改造； ‘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宮還出現(xiàn)了一個荒誕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對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文章點到為止，未加細述，但已令人生奇:這樣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發(fā)生的？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宮博物院八十年》一書，其中有鄭欣淼寫的一篇同名文章，談到了更多情況——

那個改造故宮的方案，是“在故宮內(nèi)部建設一條東西向的馬路，并將文華殿、武英殿改造成娛樂場所”；

　　“文革”時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搬倒，加封條；在寶座臺上塑持槍農(nóng)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把過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臨時休憩之處的中和殿，改建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等等。這些方案中有的項目竟實現(xiàn)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來了，其他的因無暇顧及才得以幸免。”

　　鄭欣淼在文章中稱，“只有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史觀，堅持唯物辯證法，才能正確地評估歷史，才能正確地評價傳統(tǒng)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宮的價值。這個認識正在轉(zhuǎn)化成巨大的物質(zhì)力量。故宮博物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fā)展較快，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和支持，就與社會上對其認識的不斷提高密切相關(guān)。”

　　回顧歷史時，鄭欣淼作這樣的分析:“故宮建筑宏偉壯麗，故宮所藏多是瑰寶，因此才成立故宮博物院。但故宮又是封建皇宮，在許多反對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頭腦中，總有一個陰影揮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宮對不對？保護故宮與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講述了故宮的一段往事。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jīng)亨頤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的議案，稱故宮博物院“研究宮內(nèi)應如何設備，皇帝所用的事物”，“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嗎？”“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chǎn)就是了。逆產(chǎn)應當拍賣。”國民政府將經(jīng)亨頤的提案函請中央政治會議復議，結(jié)果引發(fā)激烈爭論，終被否決。

　　“但是經(jīng)氏的這一觀點卻并未銷聲匿跡。”鄭欣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種思想不絕如縷，常以不同方式表現(xiàn)出來，其實質(zhì)仍是如何對待我們的歷史和傳統(tǒng)。國家對故宮博物院很重視，但皇宮、皇帝與‘封建’的聯(lián)系仍像夢魘一樣使許多人困惑。”

慘遭毀滅的歷史——老北京城阜成門、宣武門

　　毛澤東:“拆除城墻，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guī)劃說明（草稿）》有這樣的表述:“故宮要著手改建。”

　　《規(guī)劃說明》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jié)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提出，可以保護“天安門以及故宮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宮要改建成一個群眾性的文體、休憩場所”。

　　此前，毛澤東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墻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毛澤東是兩次提到張奚若時說這番話的。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征求政治學家、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覺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說，“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毛澤東定下調(diào)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拆除城墻，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jù)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幾年內(nèi)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個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劃，“故宮要著手改建”隨即提出。

　　陶宗震，當年北京市城市規(guī)劃管理局的建筑師，向我回憶起當時一位局領導的發(fā)言:“他說，為什么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后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改建方案開始制定，時任北京市城市規(guī)劃管理局技術(shù)室主任的趙冬日被令操刀，他生前向我回憶道:“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宮這么一說，這東西不用落實，是劉少奇提出的。當時叫我做過方案，我也就瞎畫了一下，誰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計他也是隨便一說。”

　　“當時彭真說，故宮是給皇帝老子蓋的，能否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你們有沒有想過？技術(shù)人員隨便畫了幾筆，沒正經(jīng)當回事。‘文革’期間，把這事翻出來了，有人說你們要給劉少奇蓋宮殿。其實，彭真說的話，實際是主席說的話。”時任北京市城市規(guī)劃管理局副局長的周永源，生前向我作了這樣的說明。

慘遭毀滅的歷史——老北京城永定門

　　1954年，毛澤東曾“三登宮墻不入宮”

　　其實，關(guān)于古城拆與否的斗爭早就開始了。讓毛澤東動怒的張奚若，早在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圍城之時，帶著解放軍干部請建筑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繪制北平文物地圖，以備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軍委給平津戰(zhàn)役總前委的電報，要求充分注意保護北平工業(yè)區(qū)及文化古跡:“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跡區(qū)，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不動，我軍只派兵保護，派人聯(lián)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首都規(guī)劃隨即展開。參與規(guī)劃工作的梁思成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qū)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qū)建設，以求得新舊兩全、平衡發(fā)展；蘇聯(lián)專家則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qū)應放在古城的中心地區(qū)建設，并著手對古城的改建。毛澤東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墻、城樓、牌樓等古建筑開始被陸續(xù)拆除。1952年8月，天安門東西兩側(cè)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被拆除，梁思成、張奚若曾極力表示反對。1956年5月，北京市規(guī)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即現(xiàn)在的東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又引發(fā)激烈爭論。對古城的拆除行動越來越多，終導致張奚若1957年5月向毛澤東坦陳己見。

　　毛澤東與故宮有過一段淵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就讀時的老師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1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京請愿驅(qū)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就住在故宮腳下的福佑寺。

　　1936年，在陜北的窯洞里，毛澤東向斯諾講述了1918年他第一次來到北京之后對故宮的印象:“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于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里。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里，在故宮的庭院里，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jié)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

　　“為什么近20年后，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翻古’時，如此深情地談到北京美麗的早春呢？原來此時此地，他得到了晚來的青春幸福——同老師的掌上明珠產(chǎn)生了戀愛關(guān)系。”李銳在《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一書中寫道。

　　1954年4月，毛澤東在四日之內(nèi)三登故宮城墻——4月18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nèi)，由東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墻向東行至東北角樓轉(zhuǎn)向南，經(jīng)東華門、東南角樓，到達午門，由午門城樓下城墻，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午門內(nèi)，登午門城樓，參觀設在那里的歷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下城樓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他乘車至故宮神武門內(nèi)，由西登道上神武門城樓，沿城墻西行，經(jīng)西北角樓、西華門、西南角樓，到達午門下樓離去。

　　三次路線相加，毛澤東正好在故宮城墻上繞行一周。這是1949年之后毛澤東到故宮僅有的三次記載，而這三次他只登城墻不入宮內(nèi)。在城墻上漫步徐行，毛澤東有何感想？他為什么不到故宮里面走走？

劫余的北京城前門箭樓

　　改建需150多億，周恩來說“這是抗美援朝的花費”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當時在中宣部任職的何祚庥在《學習》雜志發(fā)表文章稱:“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于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墻就相當?shù)刈璧K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nèi)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墻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1957年1月8日，文物收藏家張伯駒以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視察北京市都市規(guī)劃委員會之后提出:“故宮保持有五百多年歷史，必須保存其完整性，確定紫禁城為故宮博物院范圍，絕對不得拆建或開修馬路。”

　　北京市都市規(guī)劃委員會對此答復:“在北京市總體規(guī)劃初步方案上已考慮到保留故宮。”

　　1957年4月16日，北京市都市規(guī)劃委員會在答復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關(guān)于“機關(guān)除城內(nèi)原有的，應當注意分布到城外”的意見時稱:“關(guān)于機關(guān)辦公樓的分布問題，在規(guī)劃中考慮:中南海及其東面和西面的地區(qū)作為中央首腦機關(guān)所在地。”

　　位于中南海東面的故宮是否涉及“中央首腦機關(guān)所在地”的范圍？答復未予說明。

　　對舊城從整體上應該建成什么樣的研究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60年代進入高潮。北京市城市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前副院長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變錄》一書中，印出9張這一時期完成的北京城區(qū)規(guī)劃方案圖，顯示舊城之內(nèi)，基本沒有保留胡同系統(tǒng)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層和高層建筑；從天安門到故宮，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董光器回憶道，在舊城詳細規(guī)劃研究過程中，市委和黨中央都沒有對此進行正式討論，唯有周恩來總理在1958年總體規(guī)劃上報前，小范圍地聽過一次匯報。當聽到舊城改建大體需要花費150多億元時，周恩來說這是整個抗美援朝的花費，代價太高了，你們這張規(guī)劃圖是一張快意圖，我們這個房間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規(guī)劃方案在中南海西側(cè)副軸終端放了一組大型公共建筑，準備建國務院大樓，周恩來明確表態(tài)，在他任總理期間，不新建國務院大樓。

　　董光器的感受是:“周總理在當時對加快舊城改建持保留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