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城市啥樣　中國成最大城建市場

　　在中國的一座特大城市，人們幾乎每天在全程堵車的環路上緩慢移動。車窗外路邊一幅引人注目的巨大標語上寫著：進入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大都市。或許人們會由此產生一種疑惑：難道如此堵車就是全球化時代國際化大都市的特征嗎？ 

　　不可否認，進入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大都市擁有與發達國家城市同步先進的城市硬件，人們也可以獲得與發達國家城市同步的物質生活享受。可是，這些并非中國人所需要城市生活的全部，作為城市生活的精神世界首先體現為“城市文化的認同感”與“城市文化的回歸感”。 

　　21世紀，世界城市之間的競爭力并不是僅僅體現于城市規模(包括土地與人口)、城市經濟效益指標及其城市硬件的現代化程度，這只是一系列時時刻刻都在浮動變化的參數。在城市競爭力之上存在一種不可計量的“城市精神”——我們通常所歸納的一項基本概念：城市文化，在一片土地上所沉淀、凝聚并滲透于民族心與血的城市信仰與城市信念。 

　　在一個擁有高度主權的國家，在一個各民族高度團結的國家，城市信仰與城市信念可以超越全球化時代的技術與經濟體系及其框架約束。我們不要天真地迷信那些帶頭鼓吹“全球化城市時代”的國家，不要以為進入全球化時代的城市就可以實現全面現代化，現在確實到了需要我們冷靜反思的時刻。 

　　前段時間，在美國電視節目中看到一條新聞：加利福尼亞州圣荷塞市的城市道路路面質量糟糕狀況被評為全美城市第一。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圣荷塞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城市，因為著名的硅谷就在那里。可以說，硅谷是全球化時代高科技的先鋒，但是所在地城市的現代化程度不僅不是全球先鋒，甚至連最基本的城市道路都很落后。兩個多月前，我再次到硅谷實地體驗，英特爾、雅虎等一系列高科技企業研發中心建筑群擁有足夠的現代品質，輕軌運行也完全有序，但許多路面確實老化失修，有些路邊還堆積著不少垃圾，與高科技硅谷形象實不相稱。這使我考慮到一個基本問題：全球化時代城市的現代化標準究竟如何界定？ 

　　中國的城市幾乎同時卷入了“外資商業風暴”中 

　　“全球化”是現代中國人最敏感而又最容易接受的一個新詞。 

　　作為跨國集團公司生產及物流基地的全球布局、文化媒體的全球傳播、電影產業產品的全球輸出、品牌汽車設計與制造的全球流行、可口可樂等飲料的全球熱銷、卡通游戲產品的全球性癡迷，形成了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潮流，廣泛沖擊了曾經恪守傳統價值觀以及生活方式的中國人，從封閉走向開放，以速成發展模式將中國社會快速推進到與全球化同步運行的軌道。其中，典型與焦點就是我們居住的城市。  

　　城市包含了我們渴望享受的所有現代生活方式。城市帶來了我們關注跟進的所有時尚生活品味。城市展示了我們夢寐以求的所有前沿生活消費。城市組合了我們賴以生存的所有居住生活空間。 

　　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城市建設市場”，幾乎所有與全球化相關的商業、金融、貿易、制造、物流、文化等跨國產業體系紛紛進入中國，落腳點首選城市。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中國城市沖擊最大的主體因素是作為滲透城市經濟基礎的“跨國商業形態”。處于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機制、由國營“大鍋飯”轉入“個體(公司或個人)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的中國城市，由于本國或本地經濟實力一時薄弱，于是給外資提供了大量投資與經營機會。據相關調查資料表明：進入中國城市的外資并非將尊重地方城市文脈與保護城市地方特色置于“投資經營計劃”的首位，而是普遍將投入產出的“市場盈利”牢牢地拴在所有“投資經營計劃”的最前列。地方城市官員意識到引進外資規模與政績成正比，上面也是將引進外資規模以及稅收指標作為對地方城市官員考核政績的標準。至于外資項目對所在城市環境是否存在生態污染以及視覺污染，或者說外資項目對本地城市特色文化保護及其健康是否產生負面影響，前期考察與論證過程并不完備。于是，外資首先從廣告信息開始進入中國，東西南北城市幾乎同時被卷入迅猛異常的“外資商業風暴”： 

　　“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無數巨大廣告牌擋住了各地城市曾經引以自豪的風景線，但又給人們帶來一項深沉的思考：在中國，為什么條條道路上都跑著日本制造的汽車； 

　　“東芝東芝、大家的東芝”——在多數電視臺的黃金時間曾經每天連續播出，年青一代的心目中深深地埋下“日貨”的種子； 

　　“寶馬＋奔馳是中國成功人士的名片，在我們城市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引自一位中學生作文。一方面說明這個城市的“成功人士”太多，同時也表明這個城市的停車基礎設施不足，由此見證“城市規劃跟不上城市發展”； 

　　“‘肯德基’與‘麥當勞’，大人小孩不可少”——一位小學生的自白表明：當今中國人與美國人、歐洲人、澳洲人和日本人同時享受山姆大叔提供的同一食品； 

　　…… 

　　人們習慣于以上述現象作為評價一座城市國際化程度的標準，似乎一座城市的國際化程度越高，這座城市就越發達，或者說就越是“更早進入全球化城市時代”。 

　　“發達城市”與“原地城市”擁有平等并存的地位 

　　聯想起我在美國經歷那些仍然保留著本市本鎮地方生活方式的情景，它們在城市硬件方面的現代化程度與發達城市之間存在差距，但是，那里的市鎮生活品質并不比發達城市差。以當地居民的意識及其生活狀況考察，決定城市形象、城市地位以及城市生活品質的因素并不是所謂進入“全球化時代”的程度，而是對于地方文化的認同感與回歸感，形而上的要素是人民的精神狀態以及城市信仰與城市信念。 

　　在中國，城市信仰與城市信念一度出現“東高西低”現象：上海與浦東被一些媒體炒作成為中國城市現代化的“龍頭”與“樣板”，也似乎是中國城市進入全球化時代的表率；而內地以及西部城市則是“落后”于上海與浦東的“待開發地帶”，進入全球化時代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事實上，上述現象正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項觀念傾斜誤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存在與中國相類似的城市布局，因而也沒有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城市現代化模式可以照搬到中國。在地域廣闊的中國，各地文化與經濟存在明顯差異，所謂“發展程度”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獲得平衡。地點與系統前提條件決定上海只能是上海模式，上海不可能成為內地以及西部城市現代化的龍頭。所有的城市只能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走出的是自己的路。 

　　那么，內地以及西部城市究竟是一些什么樣的城市呢？以前以“落后”一詞界定不夠準確，筆者建議定義為“原地城市”。 

　　在中國，“原地城市”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交通不便，遠離發達城市，原生自然環境、地道鄉土景觀、地方生活方式保存完好； 2、當地居民具有濃厚的地方意識，非常熱愛家鄉，甚至地方干部治理觀念保守、抵制外來文化、堅決保護地方文化特色；3、少數民族聚居地，宗教、語言、文字、服飾、風俗、觀念以及建筑風格沿襲傳統。 

　　如此“原地城市”多在中國內地以及西部存在，這是中國城鎮文化的寶貴資源甚至是世界文化遺產。我們應該特別注重保護這些“原地城市”的原生態、原地自然與人工景觀以及原地生活方式。為此，建議國家在“開發西部”戰略之前宜明確制定“保護西部”戰略，此前“開發性破壞”的教訓必須吸取。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發達城市”與“原地城市”擁有平等并存的地位。如果說某些“發達城市”在全球化過程中丟掉了自己太多的特色及其文化資源，那么“原地城市”需要引以為戒，在通訊以及某些生活設施硬件方面與全球化接軌，而原地文化、原地特色一定要完全保存。只有這樣，我們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之林才有一席之地。(作者 張在元 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