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城市透支的救贖

    進入秋天的北京，最近天氣不錯。湛藍無云的天空和清新舒爽的微風滋長著人們愉悅的情緒。這樣的好光景在北京難得一見，但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楊保軍說，在世界公認的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加拿大溫哥華，幾乎每天都是這樣。

    國家環境分析測試中心的研究表明，北京的汽車尾氣污染損害超過了沙塵暴，由于沙塵顆粒較大，人體無法吸入且易于沉降，沙塵暴天氣結束后大氣質量會迅速恢復到正常狀態；而汽車尾氣和其他工業活動所產生的污染物顆粒較小，可直接隨人體呼吸進入肺泡，因而對人體危害更大。在推行安全排放標準的溫哥華，人們還是在為尾氣污染擔憂，他們擔心的卻是汽車尾氣雖然在當地已不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但仍然可能不利于街邊花草的生長。在我們看來，這真有點身在福中而不自知的意味。 
    究竟什么樣的城市才是宜居的？未來15年，是中國城市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城市化進程高速推進的時期，建設宜居城市將成為主導城市化的總綱，同時，中央也把建設宜居城市作為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利器。 

    建國56年來，中國第一次從居住優先的層面安排城市規劃。楊保軍說：“我個人認為，建設宜居城市是中央政府在城市規劃方面對‘公平’和‘效率’進行的重新選擇。” 

    “讓大家像喜歡上海一樣喜歡北京” 

    雖然無從考證“宜居城市”這個名詞的創造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宜居城市的話題在中國引起空前關注，是因為楊保軍。 

    北京市的總規修編工作開始于2004年初，在此之前，楊保軍率先提出北京應該把建設宜居城市作為目標。 

    2004年11月，北京總規修編的成果開始向公眾展示。在北京的定位中赫然出現了“宜居城市”的字樣。2005年7月下旬，在全國城市規劃修編工作會議上，北京建設宜居城市的思路開始作為經驗，由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向全國部署。 

    “我提宜居就是希望讓大家像喜歡上海一樣喜歡北京，能夠在北京津津樂道地生存，就不會阻礙跨國公司到北京來了。”楊保軍說，最初提出宜居城市，是為了吸引和留住跨國公司。進一步講，實際上是為了配合北京市的經濟轉型。在后來，這也成為中央推行宜居城市建設的重要原因。 

    “作為一個城市，北京的問題其一是空間結構，其二是產業結構。”當時，北京市在產業結構方面的定位還并不清晰。“我始終認為，北京應該利用智力優勢發展高檔服務業。我不贊成北京跟其它城市爭奪制造業。我提宜居的目標，像首鋼這樣的污染大戶就會感覺到壓力。”楊保軍說。 

    其時，中央也希望北京發展生產型服務業。“既然如此，我們必須考慮在國際化城市中，北京的服務業分工。進入北京的跨國公司工作人員，對醫療衛生、文化設施、居住條件和公共服務都很挑剔，北京必須發展高檔服務業。宜居一定要讓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有活力。”顯然，楊保軍提出宜居城市的發展目標，實際上是為了配合北京經濟結構的轉型。 

    “經過我們對國內人均GDP排名前100位城市的研究發現，經濟增長方式是影響宜居的首要條件。”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告訴記者，“如果一個城市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內需、消費、節約、環保型的，這個城市的經濟增長與城市的生活質量肯定是成正比的；反之，如果是資源型的、透支拉動的、污染型的、掠奪性開發型的，比如依靠土地批租支撐的，這個城市肯定經濟增長與生活質量成反比。” 

    連玉明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部署建設宜居城市的工作，其中的一層深意就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宜居無標準 

    楊保軍提出宜居城市的想法之后，關于宜居城市的討論日漸升溫。 

    中央“扶正”建設宜居城市的思路之后，這種討論變得炙手可熱。不少擁有“先天”優勢的城市開始高調談論宜居。 

    2005年9月10日，“典范中國·住在昆明——2005國際人居發展高峰論壇”在昆明舉行。原建設部副部長李振東在論壇中指出，昆明要爭當宜居城市的排頭兵。前來參加論壇的前紐約市規劃局局長、曼哈頓區長駐中國代表饒及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個宜居城市首先是一個值得居住的城市，但是標準由誰來定，是當地居民還是打算移居到此的居民？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宜居城市的標準也是困擾每個市長的問題。否則，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就不會委托調查公司四處尋訪，詢問究竟何為宜居城市。 

    對此，各路專家也莫衷一是。比如連玉明認為：“宜居不宜居，外來人口說了算。”連玉明是中國城市生活質量課題組的組長，在其不久前出具的《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中，出現了一個讓他自己都覺得意外的結果：東莞排名第二。 

    連玉明于是認為，決定城市是否宜居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就業和社會保障。“沒有一個城市能像東莞一樣，常住人口100萬，外來人口500萬。一座城市首先應該能給予大量剩余勞動力能掙錢能養家糊口的機會。再過15年中國城市化率要達到60%，所以宜居城市更重要的是要適合人去工作，有就業機會。” 

    楊保軍則認為：“不同階段居住者的偏好排序是不同的，所以宜居可能沒有客觀標準。宜居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個內涵不斷豐富的過程。” 

    “比如，我還認為宜居應該體現各地風情民俗，在食文化發達的廣州，有一條大排檔街，曾經是當地旅游部門推介的亮點，后來當地擔心這條街景象混亂，讓商戶們全都搬到一幢大樓里去，結果一下子就垮掉了。”楊保軍說，假定中央給出了一個具體標準，反而可能因各地簡單行事而使宜居城市的建設偏離軌道。“類似廣州的事情，在北京也有發生。”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助理周榕則認為，宜居城市沒有統一標準，客觀上有利于削弱城市規劃中過強的政策剛性。“宜居沒有一個固定的指標，凡事就怕一刀切。各地可以根據自己的討論重新定義自己的資源組織方式。” 

    宜居主導城市化 

    周榕認為，中央部署宜居城市的建設思路，本身就意味著約束力。他說:“建設宜居城市，最終將成為中央考核地方政府的一項指標。” 

    周榕和楊保軍都認為建設宜居城市，是中央在城市發展的效率與公平之間進行的一次重新選擇。周榕認為，建國的56年來，始終沒有把居住問題當成城市的核心問題。而是把城市當成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在這樣的思想框架下，居住問題從來不是城市的首要問題甚至不是問題，建國后的30多年就幾乎沒有進行居住住宅的建設。 

    “效率優先在當時是必須的。我們可以把宜居看成城市的中級階段，前面是可居，最后是樂居。宜居包含了公平的意義，由于包含了整個城市的人的生活質量，所以就把公平的意味放在里面了。這證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城市發展上了一個臺階，現在談宜居正其時也。”周榕說。 

    “宜居不是一種城市形態，而是一個過程。”連玉明指出，未來15年是城市轉型的關鍵時期，是城市化高速發展和快速推進的時期。必然要吸納大量人口到北京，北京應該以建設宜居城市為目標，重要的不是最終能否建成，而是這個過程。 

    周榕也表示：“由于土地的私有，西方城市無法統一調動整個城市的資源，在建設宜居城市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勢，中國則不同。未來15年是城市化飛速發展的15年，城市發展壓力很大，這種情況下更要提宜居。把宜居城市變成一個發展的總綱，按照宜居優先而不是賣地優先的方式發展城市化，宜居是強勢控制的過程。” 

    顯然，建設宜居城市的思路將成為未來城市化進程的主導。 

    實際上，楊保軍當年提出宜居城市的目標，旋即遭到參與北京總規修編的不少專家的反對，反對的意見主要是認為，北京交通擁堵、居住成本極高、環境污染嚴重，談及宜居沒有發言權。 

    “正是因為我考慮到宜居是一個動態概念，所以我當時是贊成北京作為一個目標提出來。北京目前不能說是宜居，但是要為全國作出一個表率，這是一個目標，這個目標什么時候實現我不好說，但是政府把它作為一個目標，就更有利于我們工作的開展。”楊保軍坦陳，交通、環境和居住擁擠確實阻礙北京宜居進程，目前北京破解交通擁堵的辦法寄希望于新城，新城的規劃方案正在完善，10月應該能拿出成果。楊保軍說：“新城建設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城市壓力，也為北京改善居住環境提供了一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