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去世固然不幸，但巴黎得救了！”

　　蓬皮杜當年改造巴黎的許多想法，正在成為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城市的現實。

　　當雨果的《向拆房者宣戰》來到中國的時候，巴黎古城的改造者奧斯曼卻成為國內城市長官效仿的對象。北京與巴黎這兩個世界文化城市在演繹著怎樣的故事？ 

　　這些年來，北京與巴黎有許多故事。 

　　人們能夠舉出不少法國建筑師近些年在北京設計的宏大作品，包括中國國家大劇院、首都博物館、西直門交通樞紐，等等。中法之間的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了。 

　　在巴黎的古城里行走，人們會想到雨果，會想到《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文學巨著。這位仙逝已久的法國文豪近年來還對北京以及其他中國城市的發展產生影響，2002年他的一篇文章被介紹到中國，受到各界廣泛關注，這就是著名的《向拆房者宣戰》。 

　　■兩個城市的戲劇性聯系 

　　把這篇文章翻譯成中文的是法籍作家華新民，她有著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華新民的祖父是清朝末期到巴黎學習木土工程的中國留學生，父親則是巴黎美術學院的高材生，一位在法國和中國都取得杰出成就的建筑師。華新民的祖母和母親都是曾在巴黎求學的法籍波蘭人，她們都先后隨丈夫回到中國，長期生活在北京的一條始建于公元13世紀的胡同里。 

　　華新民在北京出生，長大成人后于1976年隨父母定居巴黎，對北京她有著濃濃的鄉愁。她在一篇文章里寫道：“我思念我的故鄉北京，哪怕是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不知不覺中，我的嘴里也會溢滿北京的棗香。小時候，我們在北京胡同的家里種著棗樹，爺爺經常摘棗子讓我嘗，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是那么有歷史、有文化、有情趣，是多么美的地方啊！” 

　　后來的一次故鄉之行改變了她的生活。1997年夏天，她重訪北京，看到許多胡同消失了，在一片片廢墟里，她感到“我從此就不可能再想別的事情了。” 

　　2002年夏季，華新民回到北京長住，同時帶來了雨果的那篇文章《向拆房者宣戰》。 

　　1832年3月1日雨果寫成此文，對當時巴黎老城的改建提出批評，并認為這是對“老法國的摧毀”。華新民在譯注里寫道：“雨果寫此文之前，《巴黎圣母院》剛剛擱筆，那是在路易·菲利普時代，已在不斷地拆除文物建筑。二十年之后，奧斯曼開始對巴黎大動干戈。再三十多年后（1887年3月30日），法國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護法，這與雨果、梅里美（法國第二任‘歷史建筑視察委員會’主席，在1834～1860年在任期間拯救了大批文物建筑）等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長期不懈的努力有直接的關系。” 

　　《向拆房者宣戰》的譯文在中國的報刊上發表了。可華新民并未看到她所期待的轉折。事實上，來自巴黎的另一位歷史人物正在成為中國城市改造者的榜樣，他就是19世紀巴黎的市政長官奧斯曼。 

　　在拿破侖三世時期（1852～1870年），奧斯曼主持了對巴黎的大規模改造，再一次拆除城墻，建造新的環城路，在古城區里開出許多寬闊筆直的大道，建造了大量五六層的樓房，以及地下給排水系統，巴黎的搖籃——西堤島也被大部分拆除重建。 

　　2000年5月，巴黎《費加羅報》刊出封面文章：“奧斯曼，是不是毀掉了巴黎？”奧斯曼已去世130年了，仍有法國學者指責他粗暴地斬斷了巴黎的歷史。 

　　可在一個月之后，奧斯曼卻在北京受到禮遇。一位中國學者2000年6月在北京的一份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對奧斯曼當年所為大加稱贊，認為“改建后的巴黎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美麗的城市”，相比之下，“北京城從17世紀起的200多年漫長時間內沒有更新，沒有進步，終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北京的古城風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隨之出現。因而，全面維護其古狀、古貌已不太可能”。 

　　北京與巴黎的命運，就這樣戲劇性地聯系在一起。 

　　■柯布西埃、蓬皮杜與貝聿銘 

　　同樣給北京城市改造以支持的，還有一位法國建筑師勒·柯布西埃，現代主義建筑的奠基人，他在1925年提出了一個改造巴黎的計劃，認為應該在古城里建造高大的建筑與寬闊的道路，那是一個汽車與機器的尺度。 

　　這個計劃未在巴黎實施，其圖紙今天卻印在了中國的不少出版物里，正在成為包括北京在內的許多中國城市的現實。 

　　蓬皮杜任法國總統期間在巴黎的一些舉動，可以看作是對勒·柯布西埃的回應。他打算在巴黎市中心建設幾條百米寬的放射線，甚至想把圣馬丁運河填平了建高速公路。所幸在巴黎最古老的瑪黑區建造的蓬皮杜藝術中心，利用的是原有停車場的空地，新建筑的體量也得到控制，可緊鄰艾菲爾鐵塔的蒙馬納斯大廈卻毫無商量地阻擋了古城開闊的視野。 

　　1974年蓬皮杜總統在任內去世，法國學者對他改造巴黎的計劃多有非議，最激烈的批評莫過于：“他的去世固然不幸，但巴黎得救了！”但蓬皮杜的許多想法，今天也正在成為包括北京在內的許多中國城市的現實。 

　　經奧斯曼大規模改造的巴黎古城，仍保持著和諧美觀的城市形象，它今天得以留存，恐怕要歸功于1958年著手的一項計劃，即將高樓密集的商務中心區，放在古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設。這項計劃在1971年進入高潮，美籍華裔建筑師貝聿銘來到巴黎，參加了拉德方斯盡端規劃的設計競賽。 

　　貝聿銘方案的獨到之處是建造一對孿生的高塔，自上而下逐層內移，在兩塔之間形成一個介于U和V形的開口，以達到他所追求的目標：當人們沿著從盧浮宮到星形廣場的大道行走時，不會看到壯觀的凱旋門門洞被遠處的建筑物遮擋。 

　　一開始，貝聿銘似乎已在這個競賽中獲勝。然而，在最后時刻，他卻意外地失去了這個項目。盡管如此，他的方案還是深深打動了后來當選為法國總統的密特朗，后者在1981年邀請他設計了著名的盧浮宮擴建工程。 

　　1999年9月，貝聿銘來到北京，就巴黎拉德方斯建設和北京古城保護問題發表評論。他說，保護北京古城最好的辦法是，把高樓建在古城的外面，巴黎就是這樣做的。北京古城之內的四合院應該成片成片地保留。 

　　■北京與巴黎的和音  

　　早在1950年，就有兩位中國學者就北京的城市規劃提出過與貝聿銘相似的建議，他們是中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和年輕的規劃師陳占祥。 

　　貝聿銘1947年在紐約認識了正在那里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的梁思成，后者建議他返回中國參加建設，但由于種種原因，貝聿銘未能成行。 

　　梁思成回到了中國，并與陳占祥提出了將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放到古城之外發展的計劃。但這遭到了當時在中國的技術領域起主導作用的蘇聯專家的反對。1931年在莫斯科規劃的國際競賽中，另辟新城保存老城的計劃曾受到斯大林的批評。 

　　梁思成與陳占祥的計劃未被采納，隨后大規模的建設在北京古城內發生。 

　　梁思成曾兩次訪問過巴黎，一次是在1928年他結束在美國的留學生涯，攜新婚美麗的妻子、同樣是一位天才建筑師，來到巴黎考察，留下了包括圣心大教堂在內的許多建筑的速寫；一次是在1965年6月至7月，在北京城墻即將被徹底拆毀之際，他以中國建筑師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參加在巴黎召開的國際建筑師協會會議。那一年，巴黎政府制定了“大巴黎規劃”，計劃在巴黎郊區發展一系列新城，疏解中心區功能，實現新城與舊城的分開發展，而這正是1950年梁思成與陳占祥希望在北京實現的。 

　　梁思成對現代建筑設計有這樣一層理解：中國建筑的許多傳統，包括框架式構造、內部靈活開間、真率袒露結構等手法，都是與現代主義建筑相通，并能極大地豐富建筑的發展的。 

　　梁思成所期待的這種可能，被貝聿銘帶到了巴黎。置身于盧浮宮擴建工程，人們能夠感到那些充滿韻律的由方與圓組合的建筑符號，與貝聿銘的故鄉中國發生著微妙的聯系，包括銅制的欄桿形似中國唐代的直棱窗。這些經過提煉了的中國元素，已成為盧浮宮這個偉大建筑的一部分。 

　　在那一刻，人們聽到了北京與巴黎最為動人的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