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絞死建筑師？”——央視新樓中標建筑方案質疑

　　在中國建筑界，荷蘭建筑師庫哈斯是神。這種供神一樣的氣氛，我在去年5月杭州召開的“M某會”(北大建筑研究所主辦)上有所領略。當時他因故未到，但從組辦者到某些年輕聽眾的反應，可以感到神沒有降臨的遺憾。 　　出于孤陋寡聞，我是在8月1日杭州的《都市快報》上看到了中央電視臺公布新大樓方案的一張圖片和一塊豆腐干大小的一百余字介紹。盡管圖片是該方案最佳角度的效果圖，但我還是看出這是一個歪七斜八的建筑。其論證文字如下： 　　“專家評委認為這是一個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鮮明個性，又無排他性。作為一個優美、有力的雕塑形象，它既能代表北京的新形象，又可以用建筑語言表達電視媒體得重要性和文化性。其結構方案新潁、可實施……” 　　一個需要投資50億人民幣的重大而昂貴的建筑，僅用這么一百零幾個字來向國人說明理由，是難以交待得過去的。而且我覺得上述文字行文稚拙(猶小學生文筆)，用詞怪異，語焉不詳，極耐人尋味。 　　顯然，這是一個低調、遮掩、敷衍一下大眾媒體的說明。我是在進一步查閱之后才得知投資額之巨，中標設計師為庫哈斯。 　　說一個方案“不卑不亢”究竟是什么意思？“無排他性”，這個“他”指的又是什么？讓人費解。《人民日報海外版》稱贊庫哈斯“使建筑不再是一個容器，而是無數事件交互碰撞的一個反應體。”(2003.7.7)這是當今中國極其時髦走紅的前衛藝術(也帶動了“前衛”建筑的時髦走紅)的常用“話語”。玄奧不通，貌似“學術”，很有“學理”，實際上空洞無物，似是而非。 　　至于說這個方案“優美”，就有點把中國當作愚人國了。這么一個歪歪斜斜的幾何塊結構(在網上可以輕易找到多角度的圖片)，無論如何也談不上“優美”。 　　把建筑當作“雕塑”，這不僅有個體量的問題，而且也正是當代建筑的一個重大誤區(以外形壓倒功能，另作討論)。即便這是一個西方現代“雕塑”，以西方現代藝術觀，也說不上“優美”。 　　說這個“扭曲的拱門”表達了中央電視臺的“文化性”，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說有個東西是這個方案最忽略不顧的話，這個東西恰恰是中央電視臺作為中國一座重要象征性建筑的“文化性”。 　　中國文化歷來崇尚“溫柔敦厚”，摒棄“怪力亂神”(恰是西方現代藝術所追求)。在中國繪畫藝術中，“狂怪”、“縱橫習氣”、“格外好奇”等，都屬“邪魔歪道”(王昱《東莊論畫》)。這已經內化到中國人的良知和常識之中。中國的都城建筑以至普通民居，都反映了一種既追求變化又終歸于“中和”的文化精神。天安門可以說是中國建筑文化精神的典范。 　　“楞”字，在中國是個貶義詞。何謂“楞”？四方木也，即四角分明、未經雕鑿的立方體。它意味著一種生硬，僵硬，突兀，粗厲，與“優美”截然對立。而這種“楞”形立方體，恰恰是西方現代主義建筑的根本特征，人稱“紙版箱”，“雞蛋箱”，“文件柜”，“方格紙”等。這種“楞”形建筑，是一種對于自然環境的 “侵略”，與中國風水學說強調建筑與自然環境相和諧的思想完全相反。 　　西方現代主義建筑拋棄“裝飾”(現代主義建筑師阿道爾夫·盧斯有句名言“裝飾是一種罪惡”)，這種光禿禿硬棱棱的“楞”形立方體，顯然有悖于中國人的審美。 　　而這次中央電視臺新大樓的建筑方案，不僅“楞”，而且“歪”，是一個“歪門”，酷似一個曲著頭、兩腳癱地的小兒麻痹癥患者！ 　　這樣一個造型乃是最大程度第抵觸了中國文化的審美精神。歪者，不正也！ 　　請不要低估、無視中國老百姓的審美。杭州市政府光禿尖峭、中間透空的“現代”大樓，被杭州市民歸納為三句話廣為流傳：“縮尖腦袋，挖空心思，旁門左道”(大門側開)。 　　因此，庫哈斯的方案全然沒有尊重中央電視臺大樓作為全中國人民都要注目、承載極大象征意義的建筑的“文化性”。況且，庫哈斯得以成名的那句著名的咒罵：“操你媽(文脈)背景”(Fuck the contexte)，早已表明他最不在乎的，正是他造房子所在地的人文地域背景 —“文化性”。 　　對于這樣一個明顯違悖中國文化審美精神的建筑方案，中國建筑“精英”專家們居然一致贊同，值得人們思索。 　　英國著名建筑理論家詹克斯(Charles Jencks)早就公開質疑西方現代主義建筑的“楞”形“國際風格”，認為現代主義建筑揚棄裝飾、追求功能和幾何的純粹性，導致“建筑語言在形式上的貧困化”和“城市環境的惡化”，據此提出“后現代”建筑的概念(《后現代建筑的語言》1977)，并把“中國園林的空間”作為“后現代建筑”的六個特征之一(這表明中國古典建筑的價值在當今西方建筑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 　　而中國眾多的建筑師們，卻對自己的傳統建筑鄙夷不屑一顧，對已遭深刻質疑的“楞”形現代主義建筑崇尚萬分。在一種“進步論”或“時代論”的迷誤中，他們認為西方現代主義建筑是全人類的“現代”建筑樣式，“傳統”建筑則必然被“歷史淘汰”。 　　西方現代主義建筑的祖師爺法國人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是一個激進的“徹底砸碎舊世界”(tabula rasa)分子。他早先曾提出一個規劃方案，建議把巴黎市中心拆為平地，全部推倒重來，建設高樓林立的“光明之城”。我曾在一部紀錄片中專門去巴黎蓬皮杜圖書館拍攝過勒柯布西埃的草圖。幸虧這個跡近瘋子的計劃沒有在巴黎付諸實施。但是，這位烏托邦主義者至今依然被中國的建筑師們供為神，在歐洲也有了第二代“徹底砸碎舊世界”分子繼承衣缽。這位繼承衣缽的“二祖”，正是庫哈斯！ 　　西方左派(共產社會主義)代表著一種激進的“現代性”：“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于是，正是在左派當政時代的法國，勒柯布西埃主義(也稱“新現代派”neo-modernes或“極端現代派”ultra-modernes)東山再起。左派總統密特朗的“十大工程”，是法國當代建筑的黃金時期。法國共產黨總部大樓，也請了一位著名現代主義建筑師尼邁耶(O. Niemeyer)設計。社會黨主政的法國北方城市里爾，為實現重新規劃里爾市的“宏偉藍圖”，讓“新現代派”或“極端現代派”的“教主”(gourou)庫哈斯，一舉中標成名(“歐洲里爾”城建工程)。 　　“新現代派”建筑在中國普遍得寵，以致“京城流行荒誕風”，惟有歐洲荒誕派建筑的“垃圾空間”才符合“京城建筑精英評委”的胃口(見網上“一個垃圾空間的高大總部”一文)，也與中國長盛不衰“徹底砸碎舊世界”的左派意識形態有關。 　　著名國畫家潘天壽先生曾告誡學生“不要做洋奴隸，不要做笨子孫”。我以為，庫哈斯的中標，還與中國建筑“精英”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種“洋奴隸”和“笨子孫”心態有關。 　　所謂“洋奴隸”，就是眾多中國建筑“精英”喪失了自己的價值判斷能力，以抄搬、摹仿西方現代主義“國際風格”建筑為時髦。一些抽象立方體風格在今日中國被視為“前衛”“深刻”，如前段時間中央電視臺10頻道播出的中國幾位“杰出”青年建筑師的一些作品。西方被尊為“大師”的，在中國也被頂禮膜拜為“大師”。庫哈斯得過“普利策”獎，不得了，是神。 　　我以為，現代建筑摒棄“裝飾”，在形式上不是“進步”，而是一種退化。現代“楞”形建筑是人類建筑史上形式最貧乏的“造物”。我會在一座歐洲哥特式教堂、拉薩的布達拉宮、北京的故宮、乃至一座普通的白墻黑瓦民居等“非現代”建筑面前動情不已，但不會在一座四方楞的現代高樓面前感到激動。運用現代材料的建筑并非不可以“裝飾”。西方“后現代”建筑名家約翰遜(P. Johnson)的紐約“電話電報公司”大樓，無疑是一座“裝飾”非常成功的建筑。摒棄“裝飾”，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摒棄“文化”，拒絕“文明”。漢語中的“文”字，起源于“紋”，尤其來自甲骨文、鐘鼎文里的“紋面人”的意思。因此，“文化”本質地含有“紋飾”“裝飾”之意，是人類對自然物質材料進行加工、雕飾，使之精細化，豐富化。沒有“裝飾”，直楞楞木四方(最粗笨的木匠也能鋸出來)，怎么談得上“文化”？ 　　人們甚至有理由設想，當一位“現代”楞形外觀建筑設計師，只要具有幼兒園會搭積木的水平即可：擺幾塊四方木，有何難哉？(房子搭不搭得起來的技術問題，有專門的工程師會解決)。而且，也未必需要長期科班訓練。庫哈斯不是老大不小才半路出家、原先是報紙專欄記者和電影劇作家么？ 　　所謂“笨子孫”，是指中國的建筑“精英”們不知從中國自己的建筑傳統中汲取建筑元素和空間精神，不懂得把中國自己建筑的空間形式要素與現代建筑材料有機結合起來，創造出有中國文化個性的“現代”建筑。至于生搬傳統，在現代建筑樓體上生硬加蓋中式大屋頂，那是更笨的子孫。還有，幾位當紅年輕建筑“精英”，本是西方現代“楞”形建筑的鐵桿信徒，卻也打著中國文化的旗幡：那是中國建筑藝術的偽子孫。如有一位去威尼斯雙年展展示了幾桿竹子，另給大家看一些中國古代山水人居的繪畫，就稱他的那些方塊塊是如何的“中國文化”。還有一位設計的蘇州大學圖書館是標準的“楞”形方盒子，但堅稱靈感來自中國傳統園林的精神，在今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用中國青磚裝置一堵墻，也稱表達了“中國建筑空間文化的智能和神韻”。欲加之意，何患無辭？ 　　在這樣一種“洋奴隸”和“笨子孫”心態在中國建筑界一片風靡的情勢下，庫哈斯的“歪門”中標，是邏輯的必然。 　　去年在巴黎購得一書，為法國建筑師兼記者特萊蒂亞克(P. Tretiack)所著，書名曰《應當絞死建筑師嗎？》(1) 　　翻開書的第一頁就有回答：“當然應當！” 　　還有一位名叫佩納克(D. Pennac)的記者，甚至覺得用繩子絞還不解恨，進一步要求：“應當用斷頭機砍掉兩個建筑師里面一個的頭！”(Il faut guillotiner un architecte sur deux) 　　因為全法國的普通民眾對最近二十多年來出現的“現代建筑”怨聲載道，懷有一種“仇恨”(haine)：“法國人惱恨自己的建筑”(8頁)。 　　特萊蒂亞克本人對現代建筑并非全盤否定，但他嚴峻地指出，無數法國的當代建筑是一些嚴重的“失敗”和“巨大錯誤”。像巴黎密特朗時代“十大建筑”中，“一個立方體(大拱門)，一個圓球(維萊特)，一張四腳朝天的桌子(國家圖書館)”，失之過于簡單(131頁)。他多次提到國家圖書館是個“失敗”，是一座“死書的墳墓”(116頁)。大拱門的樓盤也不受歡迎，至今還有大量空房。新財政部大樓像一座軍事“掩體”。巴黎西北的勒瓦洛瓦門，是一片“蹩腳建筑的潰瘍”，鏡面玻璃墻建筑像“麻風病”那樣蔓延，居民怨恨，以致把那里一個“蓬皮杜廣場”叫成“齊奧塞斯庫廣場”。 　　總體上講，法國城市的老建筑老街區的保護還是比較好的。但還是出現了許多失誤：“被屠殺的城市”(villes massacrees)，“謀殺城市”(urbicide)。現代城市建筑的單調、冷漠、“非人化”，破壞了人們原先的生存環境，終于使法國人竟想到要“絞死”建筑師們！ 　　作者披露，造成法國當代建筑“巨大錯誤”的，有體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法國建筑界是一個黑幕重重、充滿腐敗的地方：“宗派沖突，黨派壓力，陰謀詭計，神秘獻金，工程師與建筑師之間的潛在戰爭，蹩腳或虛浮的藝術選擇，失誤的規劃，捂蓋的丑聞，是這個常動用巨款的領域所司空見慣的事。”(17頁)法國建筑工程的權錢交易屢見不鮮。如法國前總理阿蘭·儒貝，許多議員、市長們，都卷入過建筑界的丑聞。為“可疑的投標”上法庭打官司的事件層出不窮。 　　決策者們的“普遍無文化”(inculture generale)，是一些蹩腳難看的建筑得以建成的原因。說得天花亂墜的方案也常造成投資失誤，如投資一億六千萬法郎、由“解構”傾向建筑師屈米(B. Tschumi)設計的土庫安市的“國家當代藝術館”，剛開館就因安全問題遭封閉，投資打了水漂。 　　當然建筑師們也難辭其咎。法國的建筑師圈子是一個封閉自戀又內訌不斷的圈子。法國兩萬七千多注冊建筑師，除了為數不多的“大明星”，大多生活窮困，無活可做。為爭奪“獵物”，建筑師們一個個變得像“心理分析醫生”(28頁)，揣摩討好主雇心理，精于“情感投資”。 　　為了扮藝術家氣質或“教士式的威嚴”，他們非常講究自己的行頭，通常一身穿黑，如努威爾(Nouvel)、福克薩斯(Fuksas)、佩羅(Perrault)，當然還有庫哈斯……等人。在威尼斯雙年展上，一身黑裝的“建筑師們在五顏六色的旅游者中間非常扎眼。他們聚集在加爾第尼水岸上，像棲息的一群烏鴉”(35頁)。 　　出于歷史原因(建筑師與畫家雕塑家長期被視為工匠)，他們常常有某種“自卑”，所以很愿意往“文化人”群體靠近。如美國建筑師愛森曼(P. Eisenman)首創了“隨便什么”(Any)會，以“隨便什么人”(anybody)、“隨便什么方式”(anyway)等“玄奧話語”為題，在漢城、東京、安卡拉、鹿特丹等地聚會(中國建筑界的“M某會”即其翻版)。他們中的能說會道、并能舞文弄墨者，就成了“宗師”，如勒柯布西埃和庫哈斯。 　　特萊蒂亞克難能可貴地向我們揭示，這兩位新老“極端現代主義”建筑師的業績遠非人們想當然的那樣輝煌，而是給法國帶來了嚴重后果。 　　勒柯布西埃設計的法國圣埃基埃納市附近的費爾米尼(Firminy)綜合建筑，相當一部分已“空無居民”，“房頂上的幼兒園”由于“安全原因”已關閉。“結果是：巨輪一半已空棄……”(101頁) 　　特萊蒂亞克筆下的庫哈斯其人，既是一位激進的極端分子，一位“徹底的幻視者”(visionnaire total)，又是一位善于經營、極其精明的商人。 　　庫哈斯來自荷蘭的鹿特丹這個二戰中被炸為平地的城市，戰后完全是在一張白紙上重建起來，與庫哈斯的“徹底砸碎”、“從零開始”(To start from scratch)或“操你媽(文脈)背景”有直接關系。所以庫哈斯設計的方案多是驚世駭俗、甚至反自然的。他會設計出像串糖葫蘆形狀的圖書館，或歪斜凌空的中央電視臺新大樓方案。 　　庫哈斯的過人之處，是他能言善辨。他的得獎或“成功”，與其說是因為他的設計，不如說是因為他的“理論”。他有一套非常蒙人、能把死的說成活的辯術。他像一位巫師，在一陣陣讓人目瞪可呆、似懂非懂、飄浮在無限美妙幻景的“咒語”作用下，到處得手：“他誘惑了各種行政官員。就像他之前的勒柯布西埃，庫哈斯欺騙(dupe)、操縱(manipule)他的對話者，讓他們很高興終于找到一位自有一套關于城市理論的建筑師。”(164頁) 　　整個一個江湖術士！ 　　“庫哈斯有一套靈活、圓轉的辯術。”(165頁)比如他為中央電視臺的方案，端出一個美妙無比的“巨環”說：“我們將把電視制作的所有部門都囊括在一個連續的巨環中，使它可以自我運轉不息。”(《南方周末》2003.4.3)論證圖片中還有一條紅線，環形流轉。哪個內心純樸的官員和“專家”會不被這樣美妙的“論證”所“誘惑”而折服？而這樣的循環事實上并不存在。 　　庫哈斯甚至把他的“歪門”說成跟故宮相“一致”：“這是一種非常安靜的、內在的美學，和紫金城所體現出來的美學是一致的。因為故宮本身也是這樣一種東西，它通過圍墻包含自身內部的活躍的有機體，但是它從外面來看的時候，沒有任何積極性的暗示。這個方案也是沒有集中的積極性的暗示……”(2)把兩個如此截然對立的東西拉在一起，何等天才的詭辯家！ 　　庫哈斯在投標“歐洲里爾”方案時，也是這樣夸夸其談給法國官員灌迷魂湯，宣稱他的方案是“二十世紀歐洲進行的最雄心勃勃、最創新的城建工程！”“里爾將成為一個五千萬西部歐洲人共同體的重心，相互間至多一個半小時。”(140頁)在中標以后和開工之初，媒體輿論好評如潮。 　　但特萊蒂亞克揭露出，這個為無知國人所稱道、造價五十三億法郎的“歐拉里爾”工程，結果是一個巨大的失敗！ 　　“歐洲洲爾在地區首府的中心延展了一片陰郁的玻璃水泥地帶。辦公樓至今還在尋找用戶。公眾對市中心的這片新城惱怒不滿。”(139頁)“他(庫哈斯)自得于一種險惡的快樂(plaisir malin)，把郊區的城市規劃，那種環城線的悲涼氣象帶到里爾市中心，離老火車站幾十米的地方。結果是，歐洲里爾呈現出一個非人化(deshumanise)街區的所有征象，行人罕至。”(142頁) 　　今天，法國人還在為庫哈斯當年口若懸河所帶來的后果擦屁股，“縫合傷口”，并有消息稱，對第二期工程要“另組專家委員會”(143頁)。 　　可見，美妙的說法遠不等于美妙的結果。“歐洲里爾”的教訓，難道不應當讓中國人揉揉眼睛看清庫哈斯其人嗎？ 　　還有，“歪門”曲角懸空，完全是在挑戰自然的重力原則。北京處于地震威脅地帶，其結構安全問題據說已被這方面技術世界領先的阿勒普(ARUP)公司論證解決。但據悉阿勒普公司也在英國千年橋的共振問題上失手，支付了巨額賠款。萬一阿勒普再次智者千慮一失……(補注：戴高樂機場坍塌事故應當令人震醒！) 　　還有，以法國建造“十大工程”的慣例，我敢斷言這已經是天文數字的造價，一定還要追加投資(補注：2004年夏據說預算以達80個億！)。像大拱門、財政部、國家圖書館，都追加了非常大比例的補充投資，有的追加達預算的三分之一。在歐洲，承建商都是以各種理由(工期不夠，材料漲價，添加新技術等)，要求追加投資。這是歐洲建筑界常識。 　　還有，大樓的維修問題。巴黎蓬皮杜中心，建成三十年已大修過兩次。這樣的“高技術”建筑，非常容易老化出問題。這是一座維修費已超過建造費的建筑！中央電視臺新大樓也屬于“高技術”建筑，將來必定需要巨額維修費用。如果也再來個五十億(等于建造費)，中國的有關決策者們想過沒有？ 　　再還有，一旦這個“歪門”方案得以實施，將給整個中國建筑界帶來極壞的樣板作用。可以預見，中國大地上必將風行一大批這樣奇形怪狀的建筑，進一步惡化中國城市的景觀！ 　　西方有一種說法，城市是“一本石頭的書”，是一種文化的物質體現。人們在這本“書”中，可以讀到這個城市、乃至這個城市所在國家的歷史和文化。然而，在今天中國的城市里，我們能讀出多少中國的歷史，感受到多少中國的“文化性”？ 　　北大教授張祥龍先生沉痛地說出了我同樣想說的話：“我們現在正在丟掉的已不是那些讓中國人蒙受恥辱、遭逢危難的東西，而是那使我們是一個中國人的東西，是那讓我們活得有意思的東西，”我們正在全力制造“一個完全沒有真正中國味道的世界！”(3) 　　作為一個專業(西方藝術史包括西方建筑史)的學者，我呼吁有關決策部門質疑這個方案。我們沒有理由把如此巨額的錢投到這個有一百個理由可以否決而無一個理由可以站住腳的方案。 　　我當然無意要“絞死建筑師們”。但中國的建筑“精英”們該是時候反省自己的現代主義迷狂和對自己文化價值的無知！ 　　癸未立秋 于杭州西子湖畔 　　(本文曾發表于2003年8月23日《文藝報》，2003年《新建筑》雜志第10期、2003年《美術》第11期轉載) 　　(河清：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史博士) 　　注釋： 　　(1) Philippe Tretiack: Faut-il pendre les architectes? Seuil, 2001, Paris 　　(2) 王軍：《建筑大師讓·庫哈斯為中國建筑出謀劃策》人民網2003.4.9 　　(3) 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