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江教授：都市是什么?

　　今日上海與許多都市營造之復雜，正在于新區與老區相楔，互相交錯在一起，不同歷史斷代的建筑，成了城市可見的斷代輪廓線，成了城市的外觀皮層，此起而彼伏。上海的城市在升高，上海的整體在下陷。那可視的表象在升高，那不可視的位置、自我的位置在下陷。當我們在人民公園的都市谷地中感受著這一切的時候，沒有什么能比得上城市本身所給我們的升高與下陷交錯的復雜感受了。在這樣的街區建造公共藝術，尤應重視具體的環境因素和整體的歷史厚度。 中國明代有一本著名的關于園林的書：《園冶》，它由造園專家計成所寫。我想，在當代中國都市建設的熱潮之中，一定有人在想著寫一本“城冶”的東西，因為，關于城市建設的問題如此之多，就如今日之城中的路與車，路愈寬而車愈多，而車日多則路需愈寬。在汽笛的漫天鳴響中，在都市茫茫人流中，我們與城市一道成長，我們在陶冶城市的同時，首先在陶冶我們自己，陶冶都市生活和行走的每一個人。 [B]三分匠、七分主人[/B] 都市是什么？都市是現代人類最偉大的創造，是現代人類為自己創造的取代自然的母腹，是我們可見與不可見之生活方式的總體。使這母腹不斷擴大的是人類欲望的精子，其中，最具生命力的一部分叫消費。現代都市的最大特征正在于這種現代社會方式和生產方式的深刻遷變所帶來的“消費”現象。這種“消費”具有一種場的效應，它集攏四方，超越一般的地域界域；它把自己扮演成一個無所不能的“納”者，一個充滿競爭機會、真實地反映優勝劣汰競爭法則的競技場。更重要的是這種“消費”現象具有趨高、趨大的品性，它輕而易舉地將傳統的城市，根據不斷跨越式發展的“消費”尺度，改變成摩天樓群和龐大廣場。那些世代棲居的居民，離開了傳統的街巷，當然也離開了擁擠不堪的居住條件，住入改善的新居，變成為符合現代城市集合方式的人群。城市越來越像一個大舞臺，所有的人都是其中的匆匆過客。尤其在中國，所有的城市都日益發生著變化，無論老城還是新城，都屬年青的城市，這些年青城市受著“都市消費”的鞭策，呈現了趨同化的癥候。列維·斯特勞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城市“它們永遠年青，卻從不健康”。這不健康不僅僅在于建設規劃的粗糙，規劃如何不符合通行的國際標準，甚至就在于這個通行標準的本身，現代城市開發的“消費”本象。那城市所曾有的悠遠的歷史感，那陶冶人心的城市表情，那召喚游子的鄉愁，正隕落在林立的腳手架和城市建設發展這一良好動機本身之中。那城市曾有的少女般的清純，失落在受著消費欲望驅趕著、夸大無度的城市母腹之中。 都市的文化建設，正是要梳理和建立都市特有的文脈及其表情。今天全國各地都重視城雕的建設，并視之為一座城市、一方街區的“形象工程”。所謂形象，城市之臉面，一城一地區別于它城它地的標志，最忌趨同化。但今日之城雕建設，都是在場地條件已均確定的情況之下，應規劃者之要求來完成。這原亦無可厚非，但如果這場地、這街區是根據所謂都市通行標準要求之下規劃設計的，其本身呈趨同化的情況，要想通過一雕一塑，點石成金，是再也不能的。所以討論城雕，首要討論的還是城市的規劃，街道區域的規劃，首先討論的還是在城市建設整體之上，對一城一地的文脈梳理以及如何還原成今日生活之活的源頭的能力。《園冶》開篇之“興造論”打頭就說：“世之興造，專主鳩匠，獨不聞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諺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公共藝術的“主人”，更當是能主之人。此能主之人，既當主事之人，又當有主意之人；既包括規劃者，又包括決策者，而公共藝術的創作者，只是“三分匠”也，誠然懷有“能主”之志，卻畢竟不在能主之位。《園冶》題詞中曾引：“園有異宜，無成法，不可得而傳之。”大千世界，凡生動之法，皆不可傳，只當神往心摹，融會貫通，方可通透明白。從來就沒有什么通行標準，有的只是事物的內在規律，而這種規律只存在于了悟者的心中，希望今日之“主人們”三思！ [B]巧于因借，精在體宜[/B] 今日中國之城，無外兩種形態。一種是老城，這類老城區在上世紀80、90年代以前就已成形，均有百年甚至千年的建城歷史。在日新月異的今天，這種純粹的老城區日見鮮少。老城區的建筑危舊，交通擁塞，給排水公共系統缺損，人口過度密集等等，使得老城區改造迫在眉睫。老城區又多為老街井坊，居繁市鬧口，人群密集，蘊含無數商機，所以老城區的改造幅度都很大，大多在短短十年中換了新貌，那風景舊曾諳的往日表情漸漸失落。這種表情正是覺悟了的今日市民和建筑規劃各界所傾力加以尋護的。老城區最重要的變化在于老居民的遷出，街區的城市中心化和商業化。在這樣的時候，老城區的歷史的公共記憶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公共記憶往往并不在于添加了什么，而在于你保存了什么。那一座老寓，一段殘墻，一眼古井，一弄小巷，都變得珍貴，甚至一片石，一塊磚，一棵樹，一個不經意的彎角，都記載著多少歲月的記憶。所有這些，都應歸入公共空間的關注的視野之中，都可以成為公共藝術，或者說已經成為公共藝術，因為它已經從實用功能脫出來，成為一種純粹性的記憶的載體，比所謂的藝術品更有效地衍化成無數個生命感動的間和記憶。在它們身上存留著這座城、這個區的令人熟悉的歷史表情，牽掛著人們與土地及不可見歷史的氤氳淳化、相熟相親的家園感覺。在它們身上記寓著都市人集體的、公共的鄉愁。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城市都屬新的城區。這里所講的另一種城市形態的新城區，所指是90年代以來重建和新建的區域。這種區域的居民四方而來，城區建造結構依某種標準而趨向同化。在這些區域的公共空間中，塑造區域新聚人群的公共記憶，顯出某種新街區的形象特征，當是公共空間藝術品創造的基本的出發點。將建的公共藝術品如何植入公眾的生活，并通過植入公共的日常記憶而形成生命的記憶，是公共藝術建設思考和考量之要。事實上，公眾是通過這些公共藝術來培養記憶，辨識自己，并通過辨識自己，來謀劃未來，所以公共藝術是大家的，是反映公眾意志的，是公共記憶的載體。今日上海與許多都市營造之復雜，正在于新區與老區相楔，互相交錯在一起，不同歷史斷代的建筑，成了城市可見的斷代輪廓線，成了城市的外觀皮層，此起而彼伏。上海的城市在升高，上海的整體在下陷。那可視的表象在升高，那不可視的位置、自我的位置在下陷。當我們在人民公園的都市谷地中感受著這一切的時候，沒有什么能比得上城市本身所給我們的升高與下陷交錯的復雜感受了。在這樣的街區建造公共藝術，尤應重視具體的環境因素和整體的歷史厚度。 《園冶》的“興造論”著重談“巧于因借，精在體宜”。這是中國傳統建造思想的精髓。計成的“因”“借”主要談山形地貌的開合，近景遠觀的收放。這里可略加延伸，借來談公共藝術和城雕的創作。“因”者，公共空間之文脈，歷史的因緣。“借”者，公共空間之地形，自然的機契。歷史與自然組成了時與空的規定性，藝術家的智慧正是在這規定性中呈現出機用之“巧”，緣出之“妙“。好的藝術品總要與這一方土地有著歷史和形貌的牽掛，仿佛天生地造，原出的一般。尺度又是另一重要因素，總要與周圍空間相宜為好。公共空間的品質各有不同，交通樞紐與休閑公園不同，鬧市街心與巷口小區不同，摩天樓群環抱與竹溪芳徑相映不同，功能與尺度的不同，往來與棲居人群的不同，諸多不同釀造每一空間的特性，藝術家應當夠“巧”，通過“因”“借”，將這些不同轉換而為獨特的機緣，創造出的藝術品當與環境相宜，融合而為一體。所謂標志者，當是諸多品質相凝聚而漸成認同的公共記憶的意思，絕非特立獨行、鼎新革舊的模樣。今天城市雕塑藝術品建設中常提標志性，在相宜的一點上，應倍加小心。 [B]甜點的位置 [/B] 近年來，中國的城雕日受重視，如果說中國的城市建設是一個個不同的大餐盛宴，那么，城雕一直是備受關注、不可或缺的甜點。只是這個甜點的位置靠后，且大眾口腹被日新月異的城市本身給十分地撐飽，留給甜點的空間不多，而甜點自己也的確缺少新意，總是辜負了眾人的期望，天長日久，漸漸地落入一種不上不行、上也白上的無奈和尷尬。 城雕受重視，但成功的卻不多，不僅中國，全球皆然。西人雖有吃甜點的習慣，但對城雕的“甜點”，滿意者亦少。澳門回歸之時，原葡國政府做了一項環境藝術的大工程，在澳門彈丸之地，十分醒目，算是留給澳門的一份禮，但我沒有聽到幾人說好。前幾天去香港，一下飛機，有人就指著快客出口的一個金光點點的東西，一個勁地數落。走出國去，巴黎的拉德坊斯新凱旋門一帶，眾多藝術品吸引游人，常被引為坊間公共空間營造之成功范本，但在巴黎藝術家那里，聽到的批評的聲音也比贊成的多。能夠像柏林庫擋大街上象征被割離、又渴望鏈合的管狀作品《結》之類，形態上和諧，內容上又十分有意義，“巧于因借、精在體宜”的作品實屬少見，但我們還是看到了有人對之不屑的表情。平心而論，今日中國城雕創作的可能環境應該是比較好的了，領導重視，企業出力，圈內人輪番上陣，就看大家能否把握機會，堅守創意，留幾件有說明力的東西，而不要昏昏然，昭昭然，被大眾看低了去，空占城市一方土地，不能入百姓一寸心田，落下一時的笑柄。 簡單的甜點，不得重視，將甜點與甜點匯成大宴，卻頗引來關注。近年國內出現許多雕塑公園、雕塑邀請展等，由政府支持，多方出力，邀請海內外雕塑名家參與，主題亦各具特色，形成很好的勢頭，對公共藝術的演變起了專題的學術促進的作用。南啟廣西，北至長白，或生地曠野，或鬧市繁街，翩翩然呈一時景觀。因這些項目有較好的規劃，有較好的學術支持，亦有較好的整體宣傳，因此無論社會效應，還是圈內影響，都呈現出難得亮色。 [B]湖與城[/B] 在眾多的雕塑藝術項目中，杭州的西湖國際雕塑邀請展與深圳當代雕塑藝術展具有代表性。前者代表自然環境中的雕塑創作的開掘與發展，后者代表城市景觀中公共藝術的意義與形態的思考和拓展。前者是自然之“錦”上添花，后者是都市人文的平流涌瀑。前者是“湖”，后者是“城”。 杭州古城，西湖名湖，周圍山水園林，自饒情趣，柳湖秋壑，渾然天成，兼有濃濃之傳統風致，在這里立雕塑，作展示，第一重要是與環境和諧，作品重在“因”借，強調體宜，與竹溪芳徑相伴，與松風水月相生。西湖國際雕塑邀請展第一屆位于太子灣公園，公園新立，本身并沒有什么固定形象，自然條件卻十分好，主題“山·水·人”，重“綠水入澄照，青山猶古姿”的韻味，幾十位作品如珍珠撒入圓盤，和諧而不相礙，頗受好評。第二屆選位孤山，這西湖名山久在世人心中，尤重一個“幽”字，西泠印社一片云，平湖秋月林和靖，在這樣一塊本身已有渾厚文化意蘊之地做展覽，現實的空間和想象的空間都不多，主題“歲月如歌”，想以歷史的追憶來融入山水，但評價卻不如第一屆。原因正在熟地太熟，新東西已難融入。公共記憶已成定型，要想改變頗險！這大概正是老城區做城雕的一大難點。 深圳當代雕塑藝術展位于深圳新區華僑城，屬城中之城，卻又自呈系統，居住區、商業區、游覽區相融相接，其規劃看得見用意，摸得著脈絡，又有何香凝美術館攏聚海內外專家，所以趨今雖短短六年，卻已歷五屆，正好演示了中國城市公共藝術的發展。其中，以第二屆藝術展為發展的第一階段的代表。這一階段的雕塑作品獨具實驗性，重視作品本身的自足和分量，可以稱之為強調雕塑形態的階段。第二屆藝術展主題是“平衡的生存：生態城市的未來方案”。“平衡的生存”是就華僑城這類新興移民城市的公民化社會的特性而言，指向“在一個均質的大眾化環境中如何平衡生存“的公共性的思考。但這里的“平衡”也適當地表現出這次展覽中許多精彩作品的一個共象：與環境與空間保持著一種衡定的距離。也就是說這些作品仍然具有架上雕塑的某些自在的特點。藝術家的“生存”仍然或多或少地處在都市的荒原中一種躑躅獨行的狀態。 第四屆藝術展代表發展的第二階段。“被移植的現場”的主題明確地表達了公共藝術創作對于現場形態的重視。至今，我們仍然記得這個由變化的水系貫穿著的社區公園，參展作品或多或少地與這樣一個人造現場發生關系，并受著這個現場的制約，受著環境的制約，而呈現出某種當下發生中的意義。于此同時，作品也使現場發生歧變。在這里“被移植的現場”產生雙重涵義：作品的現場“被移”入“植”進另一個現場，而這“另一個現場”同時也因“移植”而成一個“新”的現場。作品現場的植入，環境現場的被植入，兩種“移植”使觀眾重新關注“現場”的意義。作品與環境的互動，“因”“借”的內在意義，在這個展覽中就像那個水公園一樣被提示出來而備受關注。 在公共藝術的“公共性”問題上，當代雕塑藝術還能走多遠呢？早在第五屆藝術展展出之前四個月，策展人皮力等向我介紹“后規劃時代”主題的時候，我就意識到某些十分大膽的推進的意義：策展人和他的邀請藝術家已經關注到了社區生活本身，他們希望通過對華僑城生活的某種規定與生活人群的參與，來揭示南國移民城市社區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存形態，以及這種形態與本地血脈、與鄉愁之根之間的聯系。“后規劃時代”關注的是人的本身，是大眾的行為本身。鮑伊斯當年的“社會性雕刻”的觀念，在這里展示出更具現實意義、更具針對性的社會形態，并一步一步地走向實現。 從雕塑形態到現場形態再到社會形態、生活形態的關注，深圳當代雕塑藝術展將都市公共藝術的公共性問題不斷地提到一個更為實驗性、更具反思力量的尖鋒的程度，但它的悖論正在于：當它勇敢走入大眾生活的時候，大眾卻越來越遠離它。在這里，問題也與孤山的困惑有相關之處：關于何為藝術的公共記憶已成定型，要想改變既難又險！但藝術家存在的意義不正是在日趨僵化的公共記憶中注入某種活的、具有挑戰性的生命元素嗎？這也正是一代人建造和討論這個時代公共藝術的真正深意。 [B]講演者小傳[/B] [img]/upload/news/2004927163826732.jpg[/img] 許江 第十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專門委員會委員，全國文聯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美術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1955年生于福州，1982年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1988年至1989年在德國漢堡美術學院研修。日前獲“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