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洶涌下的中國新城——對新城建設的理性觀察(上)

　　編者按：由于經濟高速發展，增長能量的釋放，城市形象、經濟拉動的需求等原因，當前新城建設逐漸成為一股潮流。建設新城以分流老城、減少環境壓力、促進發展逐漸成為業內人士的共識，但在洶涌的潮流之中，新城建設也在產業支撐、時代特征、文化延續、運作方式等方面產生了一些問題。如何認識當前的新城建設，避免錯誤的建設“沖動”，引導新城建設的正確方向？記者就此采訪了有關專家，撰寫了三篇文章，希望能對當前的新城建設有所參考。 　　[B]從老城走向新城[/B] 　　47歲的周某是地道的上海人。20年前，他走路去上班，因為單位離家近；10年前，他搬家了，開始騎自行車上班；去年，單位搬到了浦東，于是，每天兩個多小時的公交車和地鐵便成了他生活的組成部分。由于“車內擠得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上超市買東西要排隊”等原因，最后，周某甚至極端地說：“還是原來的樣子好！”——這是一個普通上海市民的聲音。 　　2003年10月22日，由上海市城市建設規劃管理局公布的一份城市規劃讓周某這個上海人眼前一亮。“規劃”指出，為了順應上海用“新城”來分流中心城人口的舉措，新城的數目將從一個增加到三個，包括臨港新城、松江新城和嘉定~安亭新城。目前松江新城以極快的速度初顯現代都市新城的風貌。 　　其實像上海這樣建新城的大城市在全國不在少數。如南京在老城旁邊開辟了一個新城，叫河西新區，計56平方公里，準備花10年的時間，把它建成一個60萬人口的新城。目前，河西新城開始進入全面建設階段，計劃在“十運會”召開之時，初步展現一座濱江現代化新城的風采。如杭州，2002年啟動錢江新城建設，使杭州長期形成的以西湖為核心的團塊狀空間形態轉變為以錢塘江為軸心的分散組團式形態，宣告杭州城市發展由“西湖時代”邁向“錢塘江時代”。其他如昆明、濟南等，不一而足。 　　不但是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也開始了新城的建設。如浙江沿海的寧波、臺州等，其中臺州市從1994年8月撤地建市開始，同步開始開展臺州新城建設的規劃工作。1995年10月隨著臺州市行政中心大樓的破土動工，臺州新城建設正式拉開帷幕。通過8年的新城建設，一個整潔、優美的現代化的新城市中心己初具規模，其規劃布局、建筑水準及環境設施得到來訪者的贊嘆與好評。 　　[B]一個必然的趨勢[/B] 　　中國城市規劃研究院一位專家說，改革開放以來，規模快速擴張的城市按照有沒有建設新城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建設新城的城市，以上海為代表，包括深圳、青島、中山、廈門、蘇州等；第二類是維持原來單中心結構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廣州、濟南、福州等國內大多數城市。 　　“幾乎所有跳出去發展的城市都比沒有跳出去的城市發展得好。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跳出去發展的城市能夠通過城市低成本擴張，增加城市空間的有效供給。”他說。 　　為他這句話做例證的是，所有高速發展的城市，新區部分的發展速度都快于舊城部分的發展，新區占的比例越大，經濟成長就越快。不僅沿海地區如此，內陸地區也是一樣，如西安新區面積和人口不到城市總量的十分之一，卻帶動城市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長春、貴陽也是如此。現在，不僅像濟南這樣沿海省會開始考慮建設新城，像長沙、重慶、貴陽這樣的中西部地區城市也在考慮或已經開始了其新城的建設。 　　“上海不希望城市規劃像攤大餅一樣向四面無限延展以增容人口。上海希望直接建設新城來分流人口，緩解中心城壓力。新城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衛星城，而是依托重大產業項目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新型都市。”上海市規劃局有關負責人在談到新城建設時這樣說。 　　“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新的城市功能和傳統的城市功能在發展空間上不斷“疊置”，城市內部結構及現狀土地利用日漸構成了發展的約束。這種結構性門檻對于城市整體發展的負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一是拆遷補償費用占總投資的比重越來越大；二是城市財富的大量破壞和浪費。三是高漲的地價使市中心區各種產業的經營成本增加。”在北京大學第二屆“景觀設計專業與教育”國際研討會上，寧波市規劃局總規劃師沈磊博士大聲呼吁新城建設的必要性。 　　沈磊博士這樣總結當前新城興起的原因：經濟高速發展，增長能量集聚過多，結構門檻日益凸現，如中心城區人口密度過大，公共綠地匱乏、傳統街區破壞、交通擁堵、旅游資源萎縮、整體居住環境質量下降、街道與建筑景觀漸失特色而流于庸俗化等；在區域一體化趨勢中，置身于城鎮群中尋求發展空間，如上海通過面向長三角的城市空間結構戰略性調整，真正實現多中心、多軸的發展，構筑整體的、更開放的空間系統。而其他城市則紛紛主動承接和放大上海輻射作用；行政區劃調整為新城建設帶來的契機，如2001年3月，杭州市通過行政區劃調整，同時合并了蕭山、余杭兩座鄰接城市，使杭州市陡然增加了100％的人口和300％的用地規模，杭州終于可以從“西湖時代”走向“錢塘江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