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中國的城市化、拒城市化、逆城市化

中國眼下正興起一個城市化的狂潮。全國各地，所到到處，都在修路、修橋，修其他基礎設施，建大城市，大干快上，城市擴容的速度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 　　據統計，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按戶籍統計達到30％以上，隱性城市化率達40.3％。相比之下，199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為46%，其中低收入國家為28%，與中國發展水平相近國家為48.7%。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只略高于低收入國家，與經濟發展水平相比，中國城市化水平明顯偏低。然而，就在世紀之交，當中國的城市化率邁入30%門檻，人均GDP逼近1000美元大關時，中國的城市化終于象瀑布一樣遏止不住地奔騰起來。據估計，“十五”期間中國城市化水平可達到37%，21世紀前10年可望超過40%，這意味著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中國將以較短的時間達到發達國家城市化中期發展水平。中國現有城市人口4.6億人，到2050年城市人口會達到11.2億，占總人口的70％，未來50年將有6億多人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平均每年1000多萬人。從城市的數量上看，到2050年，80％以上的縣城將成為名副其實的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城市要達到2000多個，人口在十萬以下的小城鎮則要超過1萬個，東南沿海的鎮、村莊也都可能變為小城市。2050年，我國的特大城市，即市區非農人口超200萬人的特大城市將達50多個，大城市150多個，中等城市500多個，小城市1500多個。 　　未來中國的城市城市化不僅要有量的增加，還要有質的提升，因而僅僅通過行政區劃的改變，例如“縣”改“市”或“地”改“市”，來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意義不大。城市化不是人口的簡單集聚，而是產業與各種生產要素的集聚和有效整合。 　　城市化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世界銀行專家尤素福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有10%是從城市化進程中獲得的。展望未來，今后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中，常規情況下城市化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凈貢獻為1.9個百分點，加速城市化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凈貢獻可以達到3.6個百分點，“城市化完全可以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王小魯等，2002） 　　由于各地城市化的加速，中國正以進入一輪以城市競爭為驅動的城市經濟增長的時代，并將重新塑造中國的人口版圖和經濟版圖。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市場驅動的城市化也和傳統的對城市的計劃管理模式之間產生許多矛盾。 　　其中之一，是城鄉戶籍制度導致的矛盾，由此還導致了一個非常奇特而悖謬的現象，那就是農村人拒絕成為城市人，我稱之為“拒城市化”現象?！熬艹鞘谢笔桥c城市化相背離的，肯定不是主流，但為什么會出現“拒城市化”呢？經調查發現，“拒城市化”主要出現于近郊農民，他們雖然是農民，但與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民不同，他們有土有地，有家有業，城市的好處實際上已經享受到，同時還享受到許多城市市民享受不到的好處，比如有土地收益，可以生第二胎，等等。由于作城市市民的收益還不如作農民，所以這些近郊區的農民理性地拒絕農轉非，拒絕變成城市人。當然，這種拒絕，只是身份上的拒絕，不一定是實質上的拒絕。實質上，這些地方的農民可能已經被“城市化”了，其工作、生活與城市人并沒有任何區別。 　　除了城市化和“拒城市化”外，中國會否出現“逆城市化”？眾所周知，在美國，汽車＋房子＝郊區化生活，由此導致的是城市人在城里上班，在小鎮或鄉下居住的“逆城市化”潮流。據記載，1920年到1950年這個階段，是美國汽車郊區化時代。美國從1915年開始大批量生產汽車，1915年美國的汽車產量是150萬輛，到了1920年美國的汽車產量是900萬輛，到1930年美國的汽車產量是2650萬輛。隨著汽車的便宜和普及，以及高速公路的發展，美國人居住得離城市越來越遠，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美國終于進入普遍的郊區化時代。 　　中國在城市化的同時，勢必也將出現逆城市化的潮流。事實上，近幾年，中國逐漸進入汽車時代，房和車、居和行之間正出現奇妙的關系。1998年到2002年這五年間，中國的汽車產量增長了160萬輛，其中2002年比上年足足增長了38%，汽車產業增長速度要比國民經濟總產值高出整整4倍，在整個國民經濟60到80個產業部門當中是增長最快的。同樣是在過去幾年，中國的房地產也日新月異地發展起來。1998年到2002年，房地產投資從3500億元增長到7700億元，增長了一倍多，是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速度的3倍。汽車的增長和住房的增長是可以相互促進的。可以想象，隨著汽車和住房的迅猛發展，郊區的房子會越來越有市場。一者郊區便宜的住房會成為人們的首選，二者許多人會更愿意追求郊區有庭院有自然環境的生活，這兩大動力作用的結果便是中國逐漸出現新的“逆城市化”現象。 　　這是一種自然形成的“逆城市化”現象，除此之外，中國還存在著一種與逆城市化有點相似但性質完全不同的由體制造成的“反城市化”現象。我們知道，當前農村人口雖然流動大量向城市流動，但農民能在城市打工掙錢，卻未必能成為城市居民。這是因為，他們受到了身份的限制、社會保障的限制、收入的限制以及自身人力資本的限制。有人問一位農民，將來有什么設想，農民說：“要讓我隨意暢想的話，我肯定是想成為北京人，但是我明白，我成不了北京人，我只能過兩年就回去了。因為我們夫妻倆在這兒打工，一年只能剩5000塊錢，但在你們北京5000塊錢只能買一平方米房子，弄一個50平方米的家我要干半個世紀，這不現實，所以我肯定是要往回走的?！币粋€農民在城里攢了三五萬塊錢，回鄉扒了舊房蓋新房，做了幾天城里人又回到鄉下，是城市化嗎？不是，只是“半途而廢的城市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由于體制困擾造成農民進城成本上升因而只好回到農村的“反城市化”現象。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陳平教授還同筆者談到過另外一種通過政策調節可能在未來中國出現的“城鄉雙向對流”模式。他提出，中國目前只存在農民到城市打工的單向流動，而不存在城里人跑到農民的情況，這造成許多后果，其中之一是導致農村人才單向流失，成為“三農問題”的一個內在原因；另外，城市退休老人雖然在城市已經喪失勞動方面的競爭力，并且向往農村寧靜的生活，卻只能呆在城市，這里面有一個巨大的社會福利和效率的損失。當務之急，是通過政策的調整，想辦法讓城市人能夠流動到鄉下去。如果城市退休老人能夠自由地將城市的房子賣了，到農村去安家落戶，城市房地產市場的住房供給就會多出一大塊來，供新進入城市的有競爭力的年輕人居住，年輕人就更容易在城市立足，中國的城市化會更健康一些。為什么城市老人現在不往農村跑，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居民的住房許多是不允許自由買賣的；二是城市居民的社保是與城市連在一起的，你在那個城市享受那個城市的社保，而不是與人連在一起的，如果遷移到農村，就享受不到社保政策了；三是農村的醫療條件較差，這方面的缺陷需要通過辦社區，辦社會醫療來解決。如果政策能夠解決上述三方面的問題，就會有開發商聞風而動，捕捉到其中的商機，在中國許多風景優美的農村地區開辦城市居民養老社區，中國就會出現一輪以城市老人為主導的流向農村地區的“城市化”浪潮，這一浪潮不僅有利于中國的“城市化”，還將提高中國農村地區的人口素質，大大改變農村地區的面貌。 　　中國目前正處于變化最快的時代，許多變幻的現象共同存在，稱得上是落后與先進并存，阻礙與希望共生。城市化也好，拒城市化也好，逆城市化也好，城鄉雙向對流也好，其本身都不是目的所在，最大化地提高中國全社會的運行效率，提高全社會的福利的才是目的所在，這也應該是中國有關城市政策制訂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