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樣板戲

　　到巴黎訪問，許多人都會去拉雪茲神父公墓憑吊巴黎公社社員墻。1871年5月28日，在與凡爾賽政府軍進行了7天的街壘戰后，巴黎公社的戰士們退到拉雪茲神父公墓進行了最后的抵抗，社員墻是他們倒下之地。  

　　進入公墓大門，朝社員墻方向行進，會經過一個墓地——奧斯曼男爵之墓。1853年，奧斯曼被拿破侖三世任命為塞納區行政長官，從此開始對巴黎進行長達17年的大改造。工程結束次年，巴黎公社革命爆發。雖然拿破侖三世“色當戰敗”并向普魯士割地賠償是這場革命的起因，但究其根源則是法國內部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大改造工程便與此相關。  

　　法國大革命后，平民獲得了遷徙自由，許多農民進入巴黎尋找生計，成為制造業的廉價勞動力，讓權貴們感到不雅觀的貧民窟在巴黎大量出現。城市新增的制造業者多半為散布于各處的手工業者，他們涌入巴黎之后，眾多小店鋪沿著狹窄、彎曲的巷弄或騎樓開張，在不斷發生的罷工抗議事件中，市民起義者能夠方便地在街道上構筑堡壘，讓進城鎮壓的軍隊寸步難行。  

　　“炮彈不懂得右轉彎。”這是奧斯曼的“名言”。他把巴黎的街道改建得又寬又直，騎兵隊就可以任意馳騁，也便于炮擊。奧斯曼獲得了空前的權力，可以毫無阻礙地圈占被改造地區的小商業用地。在他的鐵鏟之下，拿破侖三世的夢想成為現實——寬闊的林蔭大道、放射形道路、星形交叉路口、開闊的公園等紛紛出現在這個城市。  

　　“波拿巴主義曾以自己的奧斯曼為代表在巴黎大規模地利用這種趨勢來欺詐勒索，中飽私囊。”恩格斯如是評論。憑心而論，大改造工程不乏“亮點”——筆直的大道使先賢祠等著名建筑成為街道對景；瓦斯燈被用于街道照明；鋪裝800公里長的給水管和500公里長的排水道，使公共衛生大大改善；總計570匹馬拉動的公交馬車投入使用；大量的百貨店、時裝屋、餐館和娛樂場所紛紛落成……可是，“后遺癥”也同樣可觀。  

　　奧斯曼幾乎推倒了巴黎所有的居住區。持續17年的大拆遷，對市民階層來說是一場持續的災難，城市的多樣性被迅速肢解，大量簡單就業的機會被毀為瓦礫，新建的樓群價格高昂，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波布區和瑪黑區南部，是僅有的未被奧斯曼拆除的巴黎老城區，當時這些擁擠的平民區，因一部分被拆遷居民的搬入，人口密度驟增，成為奧斯曼工程的“重災區”。  

　　大改造使得巴黎的社會結構遭到毀滅性破壞，大批工人、手工業者、小商販和小業主被驅往完全沒有基礎設施和衛生環境惡劣的郊區去居住，城郊之間形成貧富分區，郊區乏善可陳的公共服務因窮人的聚居更加惡化，那里沒有好學校，窮人的下一代甚至無法“翻身”，社會問題就這樣代代相傳。  

　　2009年，我應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之邀，為美國學者大衛?哈維研究奧斯曼改造巴黎的《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中文版寫下推薦語：“持續17年的巴黎大改造，將貧苦的老巴黎人驅趕至郊區，換來一個光鮮的‘現代性之都’，隨后巴黎公社革命爆發，二者有何內在聯系？當貧困在郊區被‘世襲’下來，2005年巴黎北郊的窮孩子走上街頭焚燒富人的汽車，2007年郊區青年再次暴動，甚至端起了獵槍——‘巴黎騷亂’，這場現代巴黎的‘樣板戲’一次次上演的時候，我腦海里浮現的，還是那次大改造的影子。一百多年前，讓老巴黎天翻地覆的鐵鏟，所制造的貧富分區等‘遺產’，對今日之城市動蕩，負有怎樣的責任？我想在這本書中找到答案。”  

　　大衛.哈維并沒有展示那場大改造與今日騷亂的邏輯線索，這不是他計劃在這本書中完成的任務，但他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向讀者指出，讓巴黎公社的火花真正燃燒的原料，是在資本主義緩慢改造巴黎歷史地理的韻律中匯聚而成的。

　　“大規模計劃只能使建筑師們血液澎湃，使政客、地產商們血液澎湃，而廣大普通居民則總是成為犧牲品。”1980年，簡?雅各布斯在國際城市設計會議上說。1961年她以《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向城市更新運動開炮，后者是巴黎大改造的美國翻版，同樣是把貧民窟從市中心搬到了郊區，換來更加深重的貧困。  

　　倫敦沒有這樣做，它規定任何一個開發項目都必須配建一定比例的可負擔住房，由此形成貧富混居。這樣，富人的不動產稅支撐的公共服務就能夠惠及弱者。但有人覺得倫敦不如巴黎，因為華麗的建筑后面總有一些不甚太起眼的房子。殊不知，這才是倫敦的過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