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將是最大遺產

　　一個傳統斗拱造型的大建筑將成為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它不僅是一系列中國展品的容器，自身也是中國館的第一件展品。

　　何鏡堂和他的中國館

　　“像雕塑？你說得沒錯，中國館就是要在一個城市花園里，立一個中國雕塑。”坐在兩張巨大的世博會中國館效果圖前，何鏡堂興致勃勃地向記者闡釋他的作品。

　　年近70歲的何鏡堂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院長，也是這次世博會中國館項目聯合團隊的總設計師。自從去年12月18日中國館開工，他每周有一半時間會來到上海協調方案，在世博集團的辦公室窗外就是中國館如火如荼的工地。

　　在世博會規劃圖中，中國館享有東道國的先天優勢——緊鄰黃浦江，處于南北、東西軸線交匯的視覺中心。它的體量也讓它雄踞于其他場館之上。何鏡堂說，中國館目前的地上面積約7萬多平方米，高63米，“相當于20多層樓高”。下部4個立柱外邊距離70.2米，上部最大平臺面積為138×138米，“相當于兩個足球場那么大”。相比之下，地區館高14米，每個省份面積控制在600平方米以下。而其他國家館不能超過20米高，面積不能超過5000平方米。世博會后，其他國家館都會照慣例拆除，而中國館將作為永久建筑保留。從效果圖上看，它全部由巨型鋼構架構成，輪廓像斗拱，構成則像中國傳統木建筑，連同下部的4個核心筒看，又像一個巨型四腳鼎，居中升起、層疊出挑，整體選用了“中國紅”，形象更加突出。

　　這一設計引發了爭論。有人認為它太突兀，太符號化，不符合上海“十里洋場”的風格。甚至指出其造型上的似曾相識，比如安藤忠雄設計的1992年西班牙博覽會的日本館建筑中部曾出現過類似元素。

　　“任何有轟動的工程，必然有轟動的聲音。”何鏡堂對此并不在意，他不久前在做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設計時也曾聽到過不同聲音。他說，參照日本館是無稽之談，中日的建筑文化是共通的，日本的也源于中國。何鏡堂以做大學校園聞名，最近六七年，他就參與設計了國內200多個校園，其中主持設計的也有六七十個。他認為，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團隊的一大優勢就是“產、學、研”相結合，他本人的角色也“既是裁判員(重大項目評委)、又是教練員(導師)，還是運動員(領銜設計師)”。這幾年，其團隊設計不斷在一些紀念性的重大項目里中標，特別是最近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和世博會中國館。

　　“紀念性建筑關鍵看定位。”何鏡堂說，除了滿足一般建筑的功能需求之外，最重要的是滿足一種精神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黑灰色調、無生命的，要表達一種莊嚴凝重的場所精神。與此相反，中國館則是紅色的，熱烈歡騰、雍容大度，傳達泱泱大國的氣度。”

　　世博會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中國館？在“設計任務書”中規定的主題很明確——“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何鏡堂說，面對中國館這個主題鮮明的設計，他們在構思之前反復追問兩個問題:一個是設計如何包容中國元素，體現中國特色;另一個是如何呼應當今的世界潮流與時代精神。

　　為尋找一個可以表意的中國元素，何鏡堂將他的幾十人設計團隊分成三組:一組尋找“中國印象”，借助繪畫、戲劇、民族民風、文字，這一組最終形成了“中國結”方案;第二組借鑒了中國的城市建筑、園林，例如九經九緯、南北軸線，形成“中國園林”方案;第三組靈感來自“出土文物”，斗冠、寶鼎、器皿等，最后對斗拱這一傳統建筑構件進行提煉，形成了“中國器”方案。

　　將這三個方案都拿去投標，最終中標的方案就是在“中國器”的基礎上形成的。何鏡堂認為，這個建筑本身融合了“天人合一”、“和諧共生”，“師法自然”等中國哲學思想，“不管喜歡與否，一看就是中國的，鎮得住。不同的人還會有不同想象，有人說像傳統建筑上的斗拱，像一頂古代的冠帽，或者像一個裝糧食的斗，所以有人稱之為‘東方之冠’、還有人稱之為‘天下糧倉’”。

　　“開放的中國拿什么與世界對話？一定要用現代建筑語言來交流。”何鏡堂說，紅色鋼構件搭建的構架雖然源自中式木構，但巨大尺度和跨度則顯示了現代科技的成就，內部空間也通透而動感，比如18.6米見方的4根立柱里每個都放置了3部電梯，4部樓梯，比如內部自采光的中庭。而地面的城市廣場、13米高的地方館中國花園、63米高的觀景平臺又形成了三個平臺，增加了城市空間的公共性和開放性。

　　“第一件展品”征集

　　4月25日，中國館建筑設計方案開始招標。招標范圍有所限定——“全球華人”。評委之一、科學院院士彭一剛對記者說，這一設想在2006年他曾參與的一次招標討論會上就提出了，皆因最近幾年的標志性建筑招標中，特別是在奧運系列建筑中，眼睛只盯著外國建筑師，中國成了外國建筑師的實驗場。這次世博會上作為東道主的場館，應該由中國建筑師設計。

　　“世博會也是世界建筑博覽會，某種意義上，我們將國家館建筑視作中國推出的‘第一件展品’。”中國建筑學會理事長宋春華說，在以往中國參加的多次世博會里，都未留下像樣的中國館，最近幾屆給人的印象就是加點琉璃瓦，掛幾個大燈籠，建筑意向缺乏創新。這次的國家館主題明確為“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組織者對這次招標期望很高。

　　不到兩個月，業主方上海世博集團就收到344件方案。彭一剛說，在第一次評選前，曾從300多個方案中初選出20個，供評委們參考。在他看來，這些里沒有一個能讓人產生耳目一新為之振奮的感覺，大多是簡單形體的模仿，像貼標簽，少有在精神上表現中國文化韻味的。后來，程泰寧院士從20個方案之外又挑揀出一個，構思新穎獨特，讓人眼前一亮。后來得知，這就是華南理工大學何鏡堂的“東方之冠”方案。彭一剛旗幟鮮明地支持這一方案。在他看來，其余方案如果作為一般公共建筑，也許不失為好方案，但作為東道主的國家館則略顯遜色。特別是用“集中體現華人建筑師的才華和智慧”這一標準衡量，是難以服眾的。但他也對“東方之冠”的顏色存疑:建筑體量過大，紅彤彤一大片，是否合適？

　　在多位中科院院士、建筑學家的主持下進行第一輪評審，評選出8個方案。評委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張錦秋認為這是一道高難度的題目:功能復雜、流線復雜、技術要求先進，會期與會后的運營轉換，當然，作為世博會的中國館，最難的還是其標志性。她說，出于對中國館標志性的不同理解，第一輪評選出的8個方案出現了四種方向:第一種是突出表現中國建筑技術的先進性，大多采用不規則的自由曲面體。第二種，以建筑造型寓意中國代表性形象，比如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以現代手法塑造的“龍”。第三種是以傳統的中國建筑為源，創造新的建筑形體，比如華南理工大學的斗拱形巨構“東方之冠”。第四種是以簡約的現代建筑加細部處理來表現中國特色，比如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簡盟工作室和上海建筑設計院的“疊篆”方案，賦予建筑外觀以中國篆字的肌理。

　　第二輪，圍繞“唯一性、標志性、地域性和時代性”標準，從8個方案中選出3個，勝出的是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院的“東方之冠”、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簡盟工作室和上海建筑設計院的“疊篆”、北京市建筑設計院的“龍”方案。投票結果顯示，“東方之冠”和“疊篆”票數相同，都是10票。

　　世博局副局長黃健之也參與了投票。他說，“東方之冠”一眼望去就是中國的，斗拱造型，56根梁代表56個民族，沖擊力大，紀念性強，在結構肌理上用了中國元素;而“疊篆”則將篆文用在建筑表面，內容可以是31個省份的簡稱，在表皮裝飾上用了中國元素。兩個方案都難以割舍，決定將兩者合并。何鏡堂認為，這兩個方案本身就有融合的基礎:中國館館群是由國家館和地方館共同組成的，“東方之冠”集中體現中國精神與東方氣度，自上而下，體現剛性，正好做國家館;“疊篆”則開放、柔性、親民，搭建一個屬于城市的公共空間，正好做地方館。
　　8月，清華大學吳良鏞教授打電話給何鏡堂，希望兩家單位合作，由他來帶隊。張利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簡盟工作室的總建筑師，“疊篆”方案確定為從屬之后，他就在不斷修改，將原建筑的上部削去，將顏色由紅色改為白色，高度降為14米。“地方館一切都為烘托國家館而設計。兩者一個為雕塑，一個為基座。”

　　如何展出中國？

　　中國館容器已經確定，接下來的問題是放什么展品進去。世博局主題演繹部部長季路德對記者說，按順序，應該是先有軟件——展覽展示方案，再有硬件——建筑形態。展覽展示方案的咨詢他們從2005年就開始做，但一直是在黑暗中摸索，直到2006年初，才確定了“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這一主題，楊雄副市長稱之為“一根筋清楚了”。但時間已經很緊張，必須先著手進行建筑方案征集。這樣一來，展覽布置會受到建筑的一定制約。

　　怎樣去選擇中華智慧？季路德說，如果將中華民族看成一個人，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世界觀和方法論。他們在主題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出四個哲學理念: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表達世界觀;師法自然，和而不同，表達方法論。由此得出4個展區的基本描述，城市之光，對應自強不息，比如唐山重建;生活之樂，對應和而不同;自然之美，對應師法自然;文明之脈，對應厚德載物，可以通過偉大人物、杰出作品來表現。

　　主題演繹只是第一步，其后的流程就如同拍一部電影。季路德說，先要找腳本，征集工作1月10日就要開始;然后是征集展品，相當于分鏡頭腳本;最后進入電影制作。為此，世博局去年9月組建了展品展示部，許永順為負責人。

　　“現在世博會已經不重實物展示了，而進入了理念展示階段。”許永順將歷屆世博會的展覽展示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851年開始，在一個大型建筑中，集中為新發明、新創造的“物物交換”，比如曾展出了洗衣機、耕種機、電燈。第二階段是從1933年芝加哥世博會開始，雖然還是實物展示，但有了主題，集中于人類文明、科技、藝術方面。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1970年的日本大阪世博會，達到世博會最鼎盛的時期。90年代后期是第三階段，世博會開始走下坡路了，實物因偷竊、運輸等問題不好拿出來了，另外今年發現一寶，明天全世界就都知道了，也不必拿到世博會上展示。所以這一階段偏重于理念展示，比如漢諾威、愛知世博會。

　　據調研，世博會參觀者平均每人停留一天，總共100多個展館，分配到每個館的時間只有40分鐘左右。許永順說，要讓人走后留有印象，關鍵是如何“講好一個故事”。

　　2005年上海已經“申博”成功，許永順也專門去看過這屆愛知世博會。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只猛犸的發掘過程和背后故事，很多人排隊觀看，“其實模型也沒什么，關鍵是背后故事的渲染，每一天都在記錄著猛犸的變化”。此外還有三菱館，題目一下子把人吸引過去——“假如地球沒有了月亮”。

　　“世博會故事講述不能一覽無余，平鋪直敘，否則就成了博物館、科技館……”許永順發現，最近幾屆世博會展覽都分為三部分:流處理，批處理，散處理。中間部分是高潮。比如愛知世博會，一開始是“破碎的地球與日本60年發展”，采用100秒鐘行走自行步道的方式流處理，通過各個時代的電器講述日本60年。中間部分是一個全景球，人行走在球中央的橋上，可以觀賞主題影片，批處理。第三部分“巨大的森林”散處理，在展館外部分散放置展品，綠色的燈光打在紙筒做的枝丫上。而日本館建筑本身也呼應了這屆“自然的睿智”的主題。展館由鋼架搭建，外部用竹子包起來，其上種了植物。造型為卵形——地球相對于太陽，相當于一個卵。世博會后該建筑拆掉。

　　這屆世博會的中國館則廣受詬病。中國館外觀為十二生肖裝飾的紅彤彤建筑，進門后4根大柱子立在當中，展品一覽無余，沒有任何故事線。雖然將故宮的國寶都搬過去了，但放在地下堆成一堆，沒人把它們當寶貝了。“而對比1970年大阪世博會展出的月亮石，用十分精美的包裝來渲染，放置在很高很遠的地方，讓人一望即知是寶貝。”許永順說。

　　世博會如何展出中國？這一問題在慣性思維下并不好解答。愛知世博會時，吳儀已任上海世博會組委會主任，她曾在看了那屆的中國館回來后，在第三次組委會會議上評價:“歷史太沉重，現實太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