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雙年展”首次舉辦,由張永和策劃,以“城市開門”為主題,初步構建了一個國際交流的平臺;2007年馬清運策劃的“城市再生”主題首次與香港聯手,創造出“雙城雙年展”的互動模式;2009年歐寧以“城市動員”為出發點,探討了當代城市的多方面可能性;2011年,第四屆雙年展,中方終于忍不住選用外國人了!被認為過于空泛的“城市創造”主題及難脫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身影的質疑在總策展人泰倫斯·瑞萊看來都算不上“問題”,因為“失控是正常的”,一個成功的主題無需贅言。他堅信,“城市是建筑發展的實驗室,而
OCT展館“街道”展品。
雙年展市民中心展館展品。
OCT展館“發展第一世界”展品。
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雙年展”首次舉辦,由張永和策劃,以“城市開門”為主題,初步構建了一個國際交流的平臺;2007年馬清運策劃的“城市再生”主題首次與香港聯手,創造出“雙城雙年展”的互動模式;2009年歐寧以“城市動員”為出發點,探討了當代城市的多方面可能性;2011年,第四屆雙年展,中方終于忍不住選用外國人了!被認為過于空泛的“城市創造”主題及難脫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身影的質疑在總策展人泰倫斯·瑞萊看來都算不上“問題”,因為“失控是正常的”,一個成功的主題無需贅言。他堅信,“城市是建筑發展的實驗室,而建筑也一直是城市獲得生命力的基石”。
外國策展人也能改變觀眾對城市看法 為什么選擇泰倫斯·瑞萊作總策展人?瑞萊說,“世界上最早的雙年展是威尼斯雙年展,這也成為現在很多雙年展模仿的對象。但是威尼斯雙年展沒有一次選用本國人作總策展人,邀請國際策展人已成為常態。”
對于外來人不夠本地化的質疑,瑞萊說:“任何策展人在信息了解上總有灰色區域,所以我邀請了許多優秀人士加入團隊。”他認為,若本次策展人僅來自深圳或廣州,可能他們對深圳的了解多一些,但對美國或其他地方的了解就沒那么多。策展人的任務并不是對主辦城市有多么深入專業的了解,而是要改變觀眾對這座城市的看法,甚至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
雙年展展館的特色燈。
雙年展OCT展館“彩繪都市”中的展品。
地震應急展 水杯床墊展示基本生存 對于本屆雙年展主題“城市創造”,瑞萊說,“我認為本屆雙年展的主題突出顯示了在建筑和城市非常明確、重要的關系。城市過去一直是,未來也將繼續是建筑發展的實驗室,建筑也一直是城市獲得生命力的基石。本屆雙年展就是想反映全球不同的城市文化有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有時這些文化互相矛盾,有時又具有出乎意料的兼容性和互補性。”
記者跟隨瑞萊一起探過國家館。在智利館的“給我避難所”展覽現場,床墊、飲水機、枕頭、水杯等地震應急元素都可以找到。策展人Sebastián Irarrázaval說,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市里氏8.8級大地震都造成重大傷亡。希望通過這個展覽強調并告訴人們在災難發生時要注意的基礎求生元素。該展覽使用了建筑作品、視覺物件和技術創新,都是對不安全語境中的“基本”及“創新”概念的實驗。參觀者可以自由休憩,或坐或躺,還可以喝水。
緊臨智利館的是奧地利館。參展的奧地利建筑師Sandra Manninger說,奧地利政府每年會邀請地產商參加一些保障房的競賽,以提高他們對民眾居住的關注度,也逐漸讓建設普通住宅成為一門藝術。她認為能在這么大的空間里看到這么多展覽和同行的作品,還能與本土的大學和來訪者分享交流,不枉此行。
是否每個展覽都能回應總主題“城市創造”?瑞萊毫不諱言,這個展形式上有些像威尼斯建筑展,似一個同心圓的概念。主展是中心,其次是外圍的國家館,它們與主題對話并升華主題,且符合總主題。他強調,城市最需要的不僅是“建筑”,還有“家”。荷蘭和奧地利花了很多時間提升住房的質量。
智利館的“給我避難所”展,以水桶為燈。
芬蘭館展品。
巴林王國“漁村升級”啟示錄 開幕當天,記者在市民廣場看到瑞萊策展的“超輕村”項目,一些輕便小木條搭建的小木房讓記者想起中國建筑師王澍在2010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上獲得專業展特別榮譽獎的“衰變的穹頂”(Decay of Dome)。瑞萊說,這就是這位建筑師的業余建筑工作室創作的。因為在廣場上既不能挖地基,建造物也不能直接接地,挑戰設計師構想出建造物需使用的最輕材質,并發揮最大效用。而使用輕型材質也引出其他建筑本質問題,尤其是永久性與暫時性建筑的差異及這些概念怎樣影響城市。在超輕型村莊這一實例中,每組建造物都將在城市的各個部分重新安置,由此,它將在中途不斷“游牧”,并貫穿整個雙年展。
將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搬到本屆雙年展的還有在OCT主館展出的“再生,巴林王國”。這個作品曾獲2010年威尼斯雙年展最佳國家館金獅獎。瑞萊說,30年前巴林也是小漁村,與深圳有些相似。隨著巴林的開發,海岸線上的小漁屋幾乎全被房地產商瓜分殆盡,稀有的幾間房屋在藝術家的堅持下保存下來。將這些漁屋搬來深圳,在瑞萊看來是一種詩意的行為。他說,“在深圳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從這些屋子身上可以回望歷史,或許會找到一種共鳴。怎樣在城市的快速發展中,既能維護歷史,又能保留歷史,這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
“超輕村”項目展品。
“6小于60”展覽一部分,市民可邊乘坐公交車邊觀看6個城市的紀錄片。
失控是正常的 稅是最頭痛的 20年前,瑞萊做MOMA的策展人時,想控制每件事和細節。后來他意識到這不可能,因為展覽失控是正常的,關鍵是要盡量避免不可控的因素發生。
瑞萊說,“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策劃雙年展,之前在MOMA,美國當代藝術博物館工作了14年,我感覺展覽在全球化方面做得越來越多,成為新常態,也是一種文化交融的現象。”
在世界各地舉辦雙年展,最大的挑戰通常來自物流。國際雙年展展示來自各國的空間概念,展品都要遠涉重洋地運來。瑞萊笑言,“我最大的挑戰是熟悉與中國相關的關稅等法律法規,之前沒想到做完這個展覽后我會對中國的稅制和法律法規這么熟悉。”雖然瑞萊在雙年展開幕致辭中感謝深圳市政府的慷慨支持,但也表示再大的預算都不夠用,因為有許多腦力勞動無法用金錢衡量。據組委會介紹,此次雙年展含展覽的所有費用共花費1900萬元人民幣。
荷蘭建筑協會會長Ole Bouman專訪 中荷建筑師為“蟻族”設計 晶報記者 李海若/文
荷蘭建筑協會(NAi)會長歐雷·波曼(Ole Bouman)說:“幾百年來荷蘭一直在與海爭地,以獲得足夠的空間滿足荷蘭人對城市夢的追尋。”也許正是這不懈的追求,才有了今年深港雙城雙年展上荷蘭建筑協會主導的“住宅的使命”展。這個展的風格不似荷蘭建筑師庫哈斯的央視大樓“大褲衩”那般乖張犀利,最大的空間也不超過30平方米,卻傾注著強烈的現實情懷。這些專為中國“蟻族”設計的房子,將于明年在北京回龍觀正式實施。
為百萬畢業生設計優質住宅 Ole Bouman說,建筑雙年展今年已經做到第四屆,這對深圳而言是一個重大城市事件。他很高興能與中國建筑師合作做這個保障房的展覽。這個項目,是由荷蘭建筑協會(NAi)牽頭,位于華僑城的創意中心的主館。NAi帶領了五個荷蘭建筑事務所,包括荷蘭NL建筑事務所、Arons& Gelauff建筑事務所、NEXT建筑事務所、Barcode建筑事務所和KCAP事務所,以及五個中國的建筑事務所,包括都市實踐、標準建筑事務所、NODE、O-Office和中央美術學院。
為什么會選擇“住宅的使命,荷蘭與中國建筑師為蟻族而設計”為主題?Bouman解釋說,因為在中國一些大城市有上百萬的畢業生很難找到合適的房子居住,他們付不起昂貴的房租,居住條件惡劣,被稱為“蟻族”,他希望能為一些剛開始職業生涯的大學生設計他們住得起的優質住宅。他們是中國的未來,也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一項有意義的投資。Bouman表示,雖然一個項目不可能解決所有“蚊族”的居住問題,但是可以先做一些實驗和探討,之后再繼續為其他人群,如從事工作多年買不起房的外來城市人口建造他們能住得起的優質保障房。
中荷交流保障房設計 事實上,荷蘭的保障房建設早有歷史。Bouman說:“10年前,荷蘭有36%的房屋都是社會保障住房,也就是公租房,這個比例居歐洲第一。”
Bouman說,一些著名的設計師不遺余力地為改善普通人的居住環境做貢獻。20世紀初,很多荷蘭建筑師都在嘗試,希望能為普通人提供很好的建筑設計。二戰后,荷蘭房屋損壞嚴重,帶來了新一輪的房屋建造潮,但更多的是體現在技術創新上。再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又有了全新的趨勢,開始關注建筑的人情味。建筑師不僅想提供足夠的居住空間,還要創造一種城市的或者公共的空間,讓大家可以互動,真正地享受城市生活。
“深圳是一個很有活力、很整潔的城市。通過雙年展,我們看到了深圳對大型事件有很好的執行力,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我希望這個展覽能繼續辦下去,更希望它不僅讓大家聚在一起,看展覽,還能相互交流,分享經驗,更多一些互動。雙年展開幕式給我的是從A到B,點對點的比較靜態的感覺。我覺得以后可以往多點對多點的方向發展,讓更多的人加入進來,在更加開放、活躍的空間里,增加一些互動和交流。通過這個展覽,城市要達到怎樣的目的,傳達怎樣信息?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Bouman說。
荷蘭建筑經驗分享 在過去100年里,荷蘭一直都在跟大海爭空間,建筑師也一直努力讓人們獲得更好的居住條件。Bouman說有五大方面見證了荷蘭建筑的發展,希望對中國建筑的發展有所啟示。
一是這些年里荷蘭注重加強合作,如資本和勞動力以及上中下級之間的合作,比如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合作等。
二是很好的管理。愿意接受專業人士的批評和公眾的職責。
三是建筑設計界長期的努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四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帶動了住房需求的增長,是荷蘭住房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而中國也已經知道了改善住房需要強有力的經濟支撐。
五是住房市場上需要一個租房市場,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6小于60”策展人David van der leer: “不到60歲”的6城啟示錄
Rochelle Steiner和David(右)
晶報記者 李海若 實習生 謝心遙/文
“6小于60”是本屆雙城雙年展最富創意和吸引眼球的策劃之一。全球6座小于60歲的城市成了“一座城”,匯集在一個展廳,展示了各自歷史和城市化進程的特點。12月8日,來自美國的主策劃人David van der leer和團隊成員Rochelle Steiner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跨學科團隊 跨越幾大洲 David van der Leer策劃過多次成功的展覽。2011年5月他和舊金山團體“未來農夫”合作的“間歇”展在博物館和紐約市向公眾開放,曾在鹿特丹010出版社、OMA、紐約史蒂芬·霍爾工作室擔任編輯和策劃。
在本次雙城雙年展上,David和他的團隊成員Rochelle Steiner又為深圳帶來了力作:6小于60。David 介紹,“6小于60”是由南加州大學(USC)建筑學院、電影藝術學院和Roski藝術學院共同策劃主辦的一個合作研究實驗及互動多媒體展覽。它由科研教學人員、研究伙伴以及建筑、設計、展覽策劃和交互媒體領域組成跨學科團隊,研究分析了6個僅僅在過去60年間出現并急劇變化的城市,包括昌迪加爾(印度,1953)、巴西利亞(巴西,1960)、哈博羅內(博茨瓦納,1964)、拉斯維加斯(美國,20世紀60年代)、阿爾梅勒(荷蘭,1976)及深圳(中國,1979)。David再三強調,這個項目覆蓋了世界幾大洲,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融合了眾多學科的研究內容,是一個跨學科團隊的成果。
流動大巴播放6城啟示錄 David說,此項目的獨特之處在于將6座未滿60歲的城市匯聚在一起,研究這6座城市的意圖、目標、催生因素以及整體規劃,讓參觀者能夠了解新市鎮的建設過程是如何展開的,什么樣的發展讓它們有了今天的樣子。展覽包括與每一座城市有關的人口增長、生活質量、工業發展、文化特點和經濟成果的數據,涵蓋60年來發展的地理、自然、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情況,這些相關條件對這6座城市的景觀、位置以及它們對全球的發展的影響。
此次展覽采用觸屏方式,以圖表化、視覺化展示6座城市的信息和數據,讓參觀者置身其中,感受每一個城市的故事,分享不同城市之間的相關對比。
David還將通過一系列的影像藝術作品,以及自12月11日起、為期3周的每日流動巴士穿行于深圳各地,向深圳人播放6城紀錄片。他們試圖通過視覺印象詮釋發展中的城市和已經規劃好的城市之間的區別,在不同的地理和政治條件下出現并成長的6座城市有何不同,以及6座城市給未來新城市提供了怎樣的范式。
中西文化差異中共榮 David說,他和他的團隊非常喜歡深圳,因為深圳是一座充滿活力和朝氣的年輕城市。把深圳列為6座城市之一,也是看到了深圳的快速發展模式,對其他城市有示范作用。
深圳的發展與其他5座城市有什么不同,中西文化的差異在哪里?David說,總體而言,西方文化有更嚴謹的邏輯思維,東方文化更崇尚結構、融合方面的模糊判斷。中國人對建筑更關心的是居住,西方則傾向于一種藝術和文化的體現,不存在孰好孰壞,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點,應該在差異化中呈現共榮共生,彼此借鑒和融合。
對深圳的交通、城中村、綠化,可持續發展、城市化進程中一些不合理的增長,David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深圳地交通有待改善,城中村也是城市規劃中的一個瓶頸,要合理開發建設。不過,David說,自古以來城市化的發展都會存在問題,無論是預期內的還是預期外的。只要打開思路,向其他城市學習,一切問題都可以得到合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