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還沒有產生一位世界級建筑大師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中國為什么還沒有產生一位世界級建筑大師呢？” 失去了“巨人的肩膀”。

這是11月28日拍攝的施工中的南京博物院老大殿。

　

　　當日，南京博物院老大殿頂升工作順利結束，成功將老大殿整體拔高3米，提升了老大殿作為南博核心建筑的地位。同時，“長高”的老大殿，也將變得更加“結實”抗震。南京博物院老大殿于1933年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主持設計，為民國仿遼代風格建筑。

　　提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的主題“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我總會想起近代以來中國人面對傳統文化的復雜心態，及其曲折的自覺過程。在世博會召開的這一年，《中國建筑史》的書寫者梁思成在北京北總布胡同的故居仍是一片狼籍，盡管2009年7月國家文物局、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北京市文物局已作出保護這處故居的決定，使之免于在房地產開發中遭到繼續的拆除，但一年多過去了，這處未被列入任何一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院落未得修復，殘狀依舊。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正是一次次從這里出發，在兵匪滿地、行路艱難的舊中國篳路藍縷，相繼發現遼獨樂寺、宋隆興寺、隋趙州橋、遼佛宮寺木塔、唐佛光寺等一大批中華建筑瑰寶，并予以系統的科學記錄和研究，樹立了中國人文化自覺的里程碑。如今，“中華智慧”已被提到空前高度，北總布胡同的這處《中國建筑史》的搖籃還是這般模樣，怎不讓人感慨。

　　在轟轟烈烈的舊城改造中得以喘息，梁林故居已屬幸運。在近二十年城市化高潮中，中國固有之建筑、街區被推土機夷為平地，已是見怪不怪之事。細細算來，這一過程一百年前已經開始，1944年梁思成在《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一文中如此感傷：“研究中國建筑可以說是逆時代的工作。近年來中國生活在劇烈的變化中趨于西化，社會對于中國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藝多加以普遍的摧殘”，“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蕪雜可哂，充滿非藝術之建筑。純中國式之秀美或壯偉的舊市容，或破壞無遺，或僅余大略，市民毫不覺可惜”，“蓋這種破壞，三十余年來已成習慣也”。

　　梁思成所稱“普遍的摧殘”與近代以來東西方文明碰撞的悲劇過程相伴。中華帝國素以天朝上國自居，自認為“中央帝國”之外，皆“化外蠻夷之邦”。此種文化優越感經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特別是甲午之戰慘敗于日本之后，驟然跌落。皇權專制文化是該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可方塊字和本土建筑也被視作頑冥不化之物。錢玄同是廢除漢字的急先鋒，認為中國文字“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朱自清撰文稱，不同意過分強調保存古物，過分強調北平這個文化城，“‘保存國粹’現在好像已成了一句壞話，等于‘抱殘守闕’、‘食古不化’，‘迷戀骸骨’，‘讓死的拉住活的’”。那么，是不是國人皆用拉丁字母或希臘柱式，革命就成功啦？

　　梁思成逆潮流而行，自信“搜集實物，考證過往，已是現代的治學精神，在傳統的血流中另求新的發展，也成為今日應有的努力”。他發現，現代主義建筑與中國建筑有諸多共通之處，“所用材料雖不同，基本原則卻一樣——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墻壁的”，中國建筑“每個部分莫不是內部結構坦率的表現，正合乎今日建筑設計人所崇尚的途徑”，“這正該是中國建筑因新科學、材料、結構，而又強旺更生的時期，值得許多建筑家注意的”，“我希望他們認清目標，共同努力地為中國創造新建筑”。

　　他的探索在1955年戛然而止，官方機構寫下判詞：“中國建筑是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的產物，有很大的落后性。希臘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紀即已開始過渡到磚石結構，俄國亦在十世紀以前已接受西方拜占庭文明用石結構建造了宏大的教堂，而中國建筑一直沿用落后的木結構”，“主要應學習比較接近今天磚石結構的西洋古典遺產，承繼中國建筑藝術的傳統是其次的”。對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迅速展開。

　　時至今日，以“木頭不如石頭”來貶低中國建筑的價值——持此論者，比比皆是。它幾乎成為障人眼目的意識形態，全然不察中國先人善用木材是基于這樣的信念——“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為德”，并發展出一整套成熟的建筑思想體系。這一體系的價值，正在于它的基本原則——從構件到房屋，從房屋到城市，皆以模數法快速制造；以框架結構承重，開間靈活且穩固；以矩形地塊布局，以不變應萬變；以院落為城市肌理，緊湊且舒適……中國先人造城，是很實在的“多快好省”，其中代代累積的心血與智慧，豈能被一句不知深淺的“木頭不如石頭”遮掩掉？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中國為什么還沒有產生一位世界級建筑大師呢？”一位建筑史學者向我感嘆，“是因為中國建筑師多輕視本國傳統，因而失去了‘巨人的肩膀’，國內甚至還沒有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建筑史學術期刊！”

　　由此聯想到中國國家館主題，心中銳感：它確實是提出了一個巨大的課題，我們確實應該以莊嚴的心態來面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