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建設三問

　　近來，世界城市的話題，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如對世界城市的形態、特征、發展目標等，學界都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是，人們對于世界城市是否是北京目前的現實選擇、世界城市是否有負面效應、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有無方向性等問題存著較大的爭議，在認識上還存在一些誤區。北京日報特請北京市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副秘書長齊心先生作答。——編者

　　一問：建設世界城市是北京現階段的現實選擇嗎？

　　齊心：一些人認為世界城市是世界城市體系金字塔塔尖上的少數城市，在中國國力以及城市自身實力還遠非世界頂級的情況下，北京追求世界城市的地位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在構建世界城市指標體系的時候，我們曾經闡述了城市的世界地位從何而來的問題。我們認為城市的世界地位取決于其總體實力和網絡地位的總和，同時也離不開必要的支撐條件。城市的總體實力的確不可能大躍進式的跨越性增長，但城市的網絡地位則可以通過城市自身的巧妙運作和外部環境的改變在較短時間內獲得大幅度提高。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開曼群島通過金融制度創新，一躍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新加坡借助大陸、東南亞門戶之便成為主要的世界城市之一。事實上，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和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網絡中的重要性提高得非常快。根據英國拉夫堡大學“世界城市網絡研究小組”的測評結果，北京在世界城市中的排名由前幾年的30、40位迅速提升到10位以內。

　　因此，北京現階段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完全適宜，是一個經過努力能夠達到、甚至能夠較快達到的目標。

　　二問：建設世界城市有無負面效應？

　　齊心：世界城市作為城市發展的高級形態，成為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發展的目標。建設世界城市帶來的積極效應毋庸置疑，但是，建設世界城市帶來的負面效應卻往往被忽視。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際間移民和跨國就業大量增加，這對世界城市社會結構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是人口在社會、種族和文化等方面日益融合，這是世界城市發展的必要元素；另一方面，全球化極大地強化了社會分化，在城市中制造出新的屏障。處于全球城市體系最頂端的世界城市也是貧富最為懸殊的地方，它們匯聚了巨大的權力，也造成了城市內部的兩極化和邊緣化。在各世界城市共同存在一個矛盾的現象：在這些世界經濟的指揮部，一方面聚集著全球最富有者和最有權勢者，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越來越龐大，孤獨的、政治上被邊緣化的移民或居民越來越多。從就業結構來看，一端是從事管理和商業服務的高技術、高薪人員，另一端是低技術人員，為專業人士提供服務。因為在世界城市，無論在居民區或商務區，高收入的貴族化生活對低薪工作都有大量需求，高新技術產業也包含低薪工作，如清潔工、存貨保管員等。除了貧富兩極分化之外，建設世界城市過程中，隨著移民和外國人員的大量涌入，跨國犯罪、有組織犯罪、販毒、色情、恐怖勢力滲入等不利因素會慢慢積累，對一個城市和國家的安全與秩序形成較大的挑戰。

　　因此，建設世界城市不能僅僅關注積極效應，還要提前建立危機干預機制，對建設世界城市帶來的負面效應盡最大可能進行控制。

　　三問：建設世界城市有無“北京道路”？

　　齊心：盡管世界城市的成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規律，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紐約、倫敦、東京等世界城市均是根據城市自身特點，豐富和拓展了世界城市建設的內容，體現了世界城市建設的全面性和地方適應性。北京在建設世界城市過程中要避免單純效仿的思路，走出一條建設世界城市的“北京道路”。

　　譬如，北京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城市之一，文化是其最大的優勢之一，因此在建設世界城市過程中要避免單一拼經濟的思路，而是把握歷史機遇，在中國文化崛起和文化輸出中扮演新的角色，逐步實現從“東方文化中心”向“世界文化中心”的轉變。北京一方面要堅持自己獨特的文化特征，保持城市的特色和魅力；另一方面，要為多元文化的存在提供人文環境和物質載體。通過建設世界城市，使北京成為世界上最具特色，多元文化交融，充滿活力的文化中心，在引領世界文化潮流和文化消費方式上發揮突出作用。北京要積極適應國家文化崛起戰略，通過大力培育文化產業，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產品生產中心。在圖書出版、影視產品、演藝產業等方面確立世界中心地位，生產和輸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產品，影響世界文化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