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碳關稅”

　　今年3月17日，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曾在美國眾議院科學小組會議上稱，為了避免使美國制造業處于不公平競爭狀態，美國計劃征收進口商品的“碳關稅”。6月22日，《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獲得眾議院通過，該法案規定，美國有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該法案從2020年起開始實施。 

　　“碳關稅”，是指對高耗能的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主要針對進口產品中的碳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鋁、鋼鐵、水泥、玻璃制品等產品而進行的關稅征收。這完全可以視為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再度延伸，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使發展中國家產品的成本抬高，削弱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打擊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誠如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指出的那樣，“碳關稅”不僅違反了WTO的基本規則，也違背了《京都議定書》確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在經濟危機下，保護主義勢力抬頭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世界銀行最新的報告顯示，20國中有17個國家在最近增加了貿易保護條款。對一個有任期的理性的政治家來說，追求“負責任”的國際聲譽的緊迫性遠遠比不上解決國內失業、經濟蕭條等現實問題。 

　　美國提出的“碳關稅”，反映的就是奧巴馬政府關于產業升級與氣候變化的內外戰略。美國將國內與國際兩個“戰場”通盤考慮：在國內反擊傳統產業勢力，為新能源與傳統產業的綠色改造保駕護航；在國際上為氣候談判增加籌碼，迫使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讓步。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以來，白宮一直在討論如何控制排放量。但是，這遭到了傳統產業及其游說集團的抵制。能源密集型工業、工會團體呼吁保護國內商品免受“高碳”進口商品影響。而國會尋求“邊界調節稅”或“碳關稅”的立法，反映的主要是國內相關產業和政治勢力的訴求。有學者指出，奧巴馬政府試圖以綠色產業帶動經濟復蘇，進而著眼在危機過后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碳關稅”可以說是實現這一系列目標的備選手段。美國本身在新能源技術及產品方面就有優勢，“碳關稅”一方面借機完成對美國國內碳排放產業的革命，從而成為全球這一產業的絕對上游，成為產業主導者、規則締造者、定價權控制者；另一方面從中補償自身在此次危機中的損失。 

　　在布什執政時期，美國一向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下稱“減排”）持消極態度，在氣候變化談判中扮演“拖后腿”的角色。奧巴馬上臺后，美國改弦更張，提出到2020年在現有基礎上減排17%的積極措施，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的波恩會議采取了以往少有的合作態度。不過，美國的積極態度多少有文字游戲之嫌。如果換算成國際通用的1990年基準，美國到2020年僅減排不到1%。美國的貿易數據顯示，美國進口的高碳商品，其主要供應國是加拿大和歐盟國家，而這些國家的碳排放不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在人均上都比美國低得多。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出口產品可能會被免除碳關稅，美國的高碳商品進口依然得不到有效控制。也就是說，美國的“碳關稅”針對的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以中國為例，2007年美國進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來自中國，包括15%的進口鋼鐵、6%的進口鋁制品、12%的進口紙品、19%的進口混凝土。發展中國家由于起步較晚，其在產業構造中相對發達國家而言一直處于劣勢，因此發展中國家目前既要承擔減排的責任，同時也要承擔經濟收縮的風險，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最為穩妥的做法應該是繼續執行《京都議定書》確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同時保證氣候問題與貿易問題分開來談。 

　　的確，“碳關稅”同《京都議定書》基本原則相悖。比如《京都議定書》主張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在歷史和現實的基礎上確定了各國的責任和義務。而“碳關稅”試圖設置的標準，只講“共同”，無視“區別”。“碳關稅”也是披著環境保護華麗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是貿易壁壘。不但同世界貿易組織的現行規則相沖突，也無益于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健全和發展。 

　　美國實施“碳關稅”，實際效果可能不是迫使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只能引起發展中國家的報復性貿易壁壘。但是，鑒于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特性，WTO法律可能有利于美國開征“碳關稅”。“碳關稅”用美國的話語解釋為“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及健康”，節約“可耗盡的自然資源”——兩者都是WTO認可的限制貿易的理由。而針對“碳關稅”的報復性關稅則沒有這種理由，也就很難得到WTO的容忍。 

　　所以，有不少學者建議對現有WTO規則進行修改，以同時達到兩個目標：第一，為各國創造一個“政策空間”，使其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不必犧牲產業競爭力；第二，維持較為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避免貿易糾紛和保護主義干擾。 

　　中國應對“碳關稅”的最根本手段就是可持續地擴大內需，減少出口依賴度，特別是高耗能產品的出口依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