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師稱秦始皇高祖母可能是兵馬俑主人

　　陳景元用30多年的時間，質疑和佐證秦始皇兵馬俑不是秦始皇的，而“國家隊”同樣用30多年時間“一鏟子一鏟子”地證明8000陶俑是秦始皇的

　　陳景元：兵馬俑不是秦始皇的

　　用30多年時間質疑秦兵馬俑歸屬的建筑師陳景元，被視為史學異類

　　“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駕崩之前統一了中國，下令修建長城，對中國實行殘酷統治。他當時唯一懼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為此下令修建一座龐大的陵墓，讓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繪武士守衛。”在介紹兵馬俑時，美國的《焦點》雜志這樣寫道。兵馬俑被認定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似乎從1979年葉劍英題寫“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的館名時，就已作為一種“公論”塵埃落定。

　　“想改口太難”

　　“‘秦始皇陵兵馬俑’的說法，傳播得太久了、太廣了，想要改口喊其他的，恐怕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情。”72歲的陳景元認為，兵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

　　陳景元的身份與考古或歷史無直接聯系，他的本專業是建筑學。孩提時代，陳景元喜歡跟著隔壁的棺材店老板用泥巴捏小棺材。在中學里，陳景元幾何、制圖課成績出色，制圖老師王孟碌認為他是個學建筑、搞工程的好苗子。王孟碌對陳景元說，在秦始皇陵底下，就有眾多的山川模型、宮殿建筑模型，那就一定要考到西安去。

　　1957年，陳景元考上西安建筑工程學院(六年制，現為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報到第二天，他獨自一人跑到秦始皇陵“考察”。大學期間，陳景元跑遍了秦陵附近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他了如指掌。陳景元從建筑學、工程技術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和秦阿房宮等問題，并參與1961年6月臨潼縣的城市總體規劃工作，劃定了秦始皇陵保護區的范圍。1973年底，陳景元完成了一部叫《驪阿集》的書稿。在書中，陳景元論述了阿房宮并非秦始皇所建，且秦始皇生前沒有預修過驪山墓。這是中國人從建筑工程角度，對流傳了兩千多年的司馬遷所撰《史記》一書有關秦代阿房宮、驪山墓的史料記載，首次提出的全面否定。

　　發現兵馬俑的消息并沒有馬上被公布。1974年11月初，陳景元到南京博物院辦事，博物院的同志把這個內部消息告訴了他。一直對秦陵抱有濃厚興趣的陳景元特意跑到西安進行考察。但對于兵馬俑迅速定性為“秦始皇所有”，陳景元認為此結論很成問題。

　　新華社記者在《人民日報·情況匯編》內參上發表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在這個報道中，作者藺安穩寫道：這批武士陶俑的發現，對于評價秦始皇、研究儒法斗爭和秦代的政治、經濟、軍事，都有極大的價值。

　　此時正值“批林批孔”、“批儒評法”的政治運動，秦始皇被“四人幫”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是朝氣蓬勃的，是真老虎，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及他的“孝子賢孫”，則被批判為是腐朽的、沒落的反革命小丑。

　　參加一號坑第一次發掘的研究員張占民曾對媒體透露，1974年正處于“批儒評法”的關鍵時刻，中央有人要為法家人物秦始皇樹碑立傳。但長期以來在文化思想、藝術領域找不到秦始皇的貢獻，一下子發現了6000兵馬俑，他們自然重視。

　　岳南在他的系列圖書《考古中國·秦始皇兵馬俑發現記》中披露：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贊賞，當即批了“可發”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憑借武力統一了中國”，改為“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了中國”。江青看到了這份內參，在驚喜之余， 她又為內參所言“臨潼某些領導同志出于本位主義考慮，不愿別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沒有向上級報告”很惱火，她立即打電話給姚文元，讓姚轉告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對臨潼某些領導的做法要嚴加追查。國務院于1974年6月30日批示，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護。”

　　陳景元認為這是考古史上極其罕見的“先定性，后發掘”的舉措，“考古隊還沒進入現場，相關證據都還沒有收集，就一口咬定陶俑的歸屬。所以這個‘考古結論’是沒有任何學術成分科研的。”

　　在陶俑出土幾個月后，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專家學者來到西楊村進行實地考察。他們看到這里距離秦始皇陵有兩公里的距離時，紛紛發問：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會放到如此遙遠的地方?至于陶俑的時代、性質、屬主等問題，專家們認為并不能做出肯定準確的判斷。國家文物局任際奉處長在1976年看到一份對秦俑提出質疑的材料后，也曾表示“ 秦俑定性確實很匆忙，文章提出的問題，誰也沒有辦法回答出來。”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西北大學教授林劍鳴在《秦俑之謎》中，這樣寫道：既明確秦俑坑距秦始皇陵外城東墻有1 225米之遠，就很難證明這組建筑必定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因為它已經在陵園之外。

　　同樣屬于質疑者陣營，但陳景元并不認同“1225米”的說法。“這個1225米是以訛傳訛。早在1980年1 月由秦俑館主編的《秦俑》畫冊中，就明確無誤地說‘兵馬俑坑，位于陵園外城東門外，距陵墓1.5公里’。”陳景元介紹，連袁仲一在《秦始皇兵馬俑研究》一書中也承認，“兵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東側1.5公里的西楊村南。”但是這一結論與袁仲一曾宣稱“三百丈”的說法仍然不相吻合。

　　袁仲一曾在1981年第一期《旅游》雜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漢舊儀》一書有記載，秦始皇曾下令宰相李斯，將陵墓的范圍向外擴展“三百丈”，經過鉆探測量，發現出土陶俑的地點，正好在這個范圍之內，認定這是秦俑定性的有力憑證。“實際上我查閱過各種版本的《漢舊儀》，并沒有找到關于‘三百丈’的記載。而且，就算這個說法成立，秦時的三百丈折合成現在的尺寸，也只有690米，而距離秦始皇陵封土將近2公里的西楊村，怎么可能‘跑到’690米的圈子里面去呢? ”

　　俑坑里的時間之輪

　　戰國時，各國車軸的尺寸不同，路面形成的車轍也不同。車軸有別，互不通車。不同車轍的路，是拒敵于國門之外的最好辦法。因此車同軌是秦始皇完成統一后的重要舉措。考古界認為，河北省的井陘天門關的車轍是秦王朝車同軌留下的重要實物佐證。

　　調查資料顯示，井陘古道的軌距是1.40米，而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車轍、遼寧朝陽城門車轍也是140厘米。而俑坑出土的“戰車”輪距是1.80米;銅車馬坑出土的一號車，軌距是1.90米，二號車的軌距是2.04米。袁仲一對此的解釋是：秦代有戰車、有大車、有小車、有獨輪車，那么多不同用途的車，沒有辦法做到“車同軌”。

　　陳景元引用《說文解字·序》的文字說明秦始皇的“車同軌”制度執行的力度：戰國的時期“田疇異畝，車涂異軌、令律異法、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秦王朝由于大規模建設工程的需要，必須使車輛制造實行標準化、制度化，為的是最大限度提高產量，及時地供應備品、備件，使一車可以直通全國。而車不同軌，哪里還有發展經濟、保障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

　　陳認為，井陘秦皇古道上的車轍，根本不與俑坑戰車的輪距相同，也不與通車的輪距相同。“大小尺寸各不相同的車軸，尤其是1.8米輪距的車的出現，已經違背了秦代同車軌制度。這些都有力說明了，俑坑里面所有的車，處處都與秦王朝的基本國策相抵觸，根本就不可能是始皇時代統一軸距的車，怎么可能會出現在秦始皇的面前，去為秦始皇陪葬?”

　　陳景元還認為，秦始皇即位之時首先要建造的，是剛剛去世的父親秦莊襄王的陵墓、即位才三天便去世的祖父秦孝文王的陵墓，及其祖母、尊祖母等人的陵墓，這才是秦始皇即位后一個時期內最為緊迫的陵墓工程。“秦始皇是一個事業型的君主，對他來說遠大的治國信念，讓他根本無暇顧及百年后事。而且他非常忌諱死亡，《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就有‘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的記載。”陳景元認為在秦始皇生前，并未有“預修”陵墓之舉。

　　大多數學者都認可的一種觀點，即秦兵馬俑坑曾在秦王朝末年被項羽焚毀。1975年第11期《文物》雜志發表的《秦俑坑試掘第一號簡報》中說：“俑坑底部普遍覆蓋厚度約0.15～0.44米，可分為10～14層的淤泥。”陳景元認為俑坑底部的淤泥層，是俑坑自建成之后直至焚毀前夕，實際存在的一種“時間年輪”。《秦俑一號坑發掘報告》稱：各種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層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這樣呂不韋戈跟俑坑底部的陶俑并不屬于同一地層，毫無疑問是俑坑的‘非原配兵器’，乃是外來者的遺留物。”陳景元說。

　　“如果俑坑竣工不久，就遭到焚毀，在一兩年時間之內，怎么可能形成幾十厘米厚、可以分成14個層次的淤泥層。臨潼地區歷年氣象資料是，150毫米的大暴雨頻率是3年一遇，干淤泥也是平均每3年才有l層。這樣14層淤泥需要40 多年的淤積時間，加上俑坑自身10年的建設工期，所以俑坑真正的始建年代，就要一直向前移推半個多世紀。這一推不要緊，它就被推到秦宣太后、秦昭王這段期間上來了!”

　　真正主人是秦宣太后?

　　陳景元認為兵馬俑的真正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

　　秦宣太后羋(音米)氏曾把持秦國朝政41年，被稱為“兩千年前之慈禧”。羋氏家族，一直是楚國世代的王室顯貴。秦楚兩國“絆以婚姻，袗以盟”，秦惠文王娶了羋氏。歷史上楚苗同裔，楚人的祖先是隨武王伐紂的“苗人酋長”，所以楚國也被稱為“苗的楚國”。

　　俑坑中絕大多數的武士俑，頭頂上都盤著一種“歪髻”：發髻高高盤在頭頂左側或右側。這與秦陵陪葬坑出土的坐傭和直立俑有明顯差異，后者的發髻都盤在頭頂正中的腦后部位。這是陳景元認為羋氏很可能是兵馬俑主人的重要論據。

　　陳景元介紹，在我國西南省份，有的面具藝人，會將古代先人捏成“頭梳歪髻、斜眉扯眼”的樣子。在一段漫長的時期里，歪髻由苗人推向楚人。“歪髻”在楚人中傳承下來，湖北楚墓中，有梳著“歪髻”的古尸;阿房宮遺址出土的玉片上，有“歪髻”的人像，阿房宮由宣太后始建，她來自楚國王族，“歪髻”和她有著直接的關系。

　　“羋氏是秦始皇尊祖父秦昭王的生母，由于出身顯赫，在秦楚聯姻之時遠嫁秦國。《漢書》記載，阿房宮由秦惠文王修建，未成而亡，隨后，由羋氏執掌秦國朝政41年之久，大量王室玉器和楚苗式樣‘歪髻偏髻’玉人出土，加上遺址中有‘ 楚’字瓦當的發現，充分說明阿房宮工程由羋氏來推行續建的。同樣，有著‘歪髻偏髻’的秦俑坑，當然免不了要從她這里入手去尋求答案了。”在《秦俑真相》中，陳景元這樣寫道。
　陳景元曾與袁仲一當面對質過關于秦俑屬主的問題。1976年，陳景元去了西安，見到了當時的考古隊長，后來的兵馬用博物館館長袁仲一，他一口氣向袁仲一提出了20多個問題，陳景元回憶說，當時袁仲一的汗直往下淌，夾著香煙的手指在哆嗦，這些問題袁仲一都無法回答。

　　當致電袁仲一詢問相關情況時，袁說：“我不認識他(陳景元)，或許在什么會議上會遇到過，但并不相識。”

　　兩代考古工作者挖了30多年，證實著兵馬俑確屬秦始皇，但同時還是解釋不了很多疑問

　　陜西兵馬俑坑在2009年6月13日舉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啟動儀式，這天是中國第四個文化遺產日。

　　35年前的3月29日，陜西省臨潼縣驪山北麓，西距秦始皇陵約2公里處。9位西楊村抗旱打井的農民偶然挖出了一些真人大小的俑頭、軀干和大量的陶俑碎片。層層上報后，將相關文物帶回縣里。幾十天后，幾尊完整的武士俑終于被拼接、修復成功。

　　臨潼縣一時難以對文物的性質和時代做出明確界定，于是此事被很快上報到省里。1974年5月，新華社記者藺安穩知道了情況。回京后不久藺安穩將此事寫成內參，刊登在人民日報《情況匯編》第2396期，標題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將陶俑發現經過描述了一遍。文章中并未明確說明出土的武士俑是否為秦始皇的陪葬品，但這篇文章已經將兵馬俑和秦始皇陵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結論是30年一鏟一鏟挖出來的”

　　1974年7月6日，中央對“秦代武士俑”的批示，正式向陜西省委、省政府作了傳達。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陜西很快成立了考古發掘隊及發掘領導小組。考古隊最初只有4個人，時年42歲的袁仲一被任命為考古發掘隊的隊長，發掘隊一行人帶著行軍床等行李和發掘工具進駐考古工地。袁仲一1963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進入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接手秦俑的發掘工作后，袁仲一長期主持秦始皇陵兵馬俑的勘探和挖掘，曾被學界稱為“兵馬俑之父”。

　　袁仲一是“秦始皇兵馬俑”論點的堅決支持者。“這不僅是我的觀點，也是國內外考古專家的基本觀點。得出這一結論，是兩代考古人員經過30多年一鏟一鏟挖出來的。”

　　袁仲一原本預計一個禮拜時間就可以完成的挖掘工作，不料一干就是一年多。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罕見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袁仲一挖了很多的試掘方，也找到了1號兵馬俑坑的邊界，但卻仍舊不敢下結論。考古隊又對1號坑進行了復探，幾乎照顧到了俑坑的每一處細節。最終的試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結束，而有關兵馬俑坑在學術上的定性，即兵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這一觀點正是在這時才得出的。此后，兵馬俑才開始以“秦始皇的陪葬”的身份被公布在大眾媒體上。所以，袁仲一表示，對兵馬俑坑進行的定性建立在歷時一年多的勘探和發掘、研究工作之上，是可靠的。

　　鐵證“呂不韋戈”

　　在兵馬俑1號坑中出土的文物中，有23件帶有始皇紀年銘文的銅兵器，分別從秦始皇3年到19年，其中的6件“ 呂不韋戈”，紀年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如秦始皇三年的“呂不韋戈”，是袁仲一認為兵馬俑是秦始皇所有的證據。

　　呂不韋戈上有“三年相邦呂不韋造寺工丞義工”銘文。“三年”指秦始皇三年，呂不韋是秦始皇的丞相;“寺工”是秦始皇時期中央主造兵器和車馬器的官署機構，“”為主造工師人名;“丞”為主造工師助手，“義”為人名;“工”為具體制造的工人，“”為人名。由于晚期器物不可能出現在早期墓葬，因此可以證明俑坑是秦始皇時期建造的。

　　“在《文物保護法》上就有‘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之分。秦俑坑出土的‘呂不韋戈’屬于可移動文物之列。”陳景元的觀點是，戈是一種可移動文物，“呂不韋戈”在全國很多地方一直都有發現。它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葬中，也可進入遭到后人破壞的前人墓葬中。袁仲一也多次表示：俑坑焚毀前遭到大規模人為破壞，并劫走大量兵器，俑坑內留下外來人的東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在1974年以前，兵馬俑已“被人發現30次以上”。

　　袁仲一介紹說，俑坑建筑所用磚與陵西建筑遺址發現的磚在大小、顏色、紋飾、火候、質地、重量上完全相同，甚至連磚上陶文的內容、文字風格、戳記方法也沒有絲毫差異。鐵建筑構件的型制與陵西遺址發現的鐵構件也一模一樣。由此說明俑坑建筑材料與陵西遺址所用建筑材料是同時制作，只要陵西遺址屬于始皇時期的結論不錯，秦俑坑也只能是秦始皇時期。

　　兵馬俑坑內的陶俑與秦始皇陵其他陪葬坑出土的陶俑，造型風格和制造工藝相同。如秦始皇陵封土西側內外城之間的曲尺形馬廄坑出土的陶俑，其大小、服飾、冠履、發型及制作方法，和一二三號俑坑出土的一些陶俑完全相同。這證明二者是在同一時期、由同一批藝術匠師塑造的，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而且，一、二、三號俑坑出土的數十件拉車的陶馬和騎兵的鞍馬，其造型、神態和細部的刻劃手法，與秦始皇陵出土的銅馬相同。如馬的造型，都是頭部較重，鼻骨隆突，頸厚稍短，甲低，脊背寬博，胸部較廣，四肢發育較好，屬于我國西北部的河曲馬種。

　　2008年，袁仲一在接受《西安日報》采訪時談到，從秦始皇陵園的整個建筑布局看，兵馬俑坑是其“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秦始皇陵園的建筑布局像一個理想的宮城，有高大的封土和內外兩重城墻。封土下的地宮象征著秦宮，內城象征著皇城，外城象征著京師的外廓城，陵墓居于內城的南部，寢殿居于北部，符合陵側設寢的禮制，居于右宮的各種府藏坑、車馬坑，位于封土西邊的內城里邊;象征著宮廷廄苑、苑囿的陪葬坑居于外廓城的西部;寺宅吏舍居于西北區;象征著京師廄苑的馬廄坑及兵馬俑坑居于外城的東側，坐西面東。整個陵園的布局合理有秩，“事死如生”。秦始皇生前住的秦宮及咸陽城是有軍隊守衛的，其衛隊可分為三種，一是皇帝的侍衛軍，職責是在殿中侍衛，守衛宮殿掖門戶，出充車騎;二是宮門外的屯衛軍;三是京師的屯衛軍。一、二、三號坑兵馬俑軍陣，屬于第三種，即守衛京城的屯衛軍，或稱宿衛軍。

　　袁仲一認為兵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的陵域內。“考古資料證明，秦始皇陵的規模宏闊，陵域占地面積很大，東西、南北各為7.5公里，共56.25平方公里。其范圍內都有秦始皇時期的遺跡、遺物。秦始皇陵的文物分布密集區為19.2 平方公里;秦始皇陵的核心區為2.13平方公里。兵馬俑坑位于文物分布較密集區，西距秦始皇陵外垣1025米。兵馬俑坑周圍東、北、西方向還有其他秦始皇陵陪葬坑。”

　　在秦國的歷史上，能夠有這么大的財力和魄力修建如此龐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還會有誰呢?袁仲一反問。

　　在當年的考古隊還流行著對兵馬俑的另一種分析。古代的秦國人都信仰一種觀念，即人死后靈魂是不滅的，生前怎樣，死后還要怎樣。秦始皇自然也逃脫不了這種觀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稱霸六國、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壯的軍隊守衛他的亡靈。兵馬俑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觀念下誕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宮城墻的外面，象征著守衛京城的部隊。

　　這個傳說可以解釋，為什么兵馬俑距離陵墓有一段較遠的距離。

　　“它不可能是一個女人的”

　　對于“兵馬俑屬于秦宣太后”的說法，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仲立認為，宣太后不具備享有建這個陪葬坑的條件。“不要說是宣太后，歷史上哪個皇帝都不可能。”張仲立表示，不能想象，秦始皇陵園里還能有一座秦始皇高祖母的墓。“ 除了秦始皇，世界上沒有第二個皇帝能擁有。研究工作做到現在，已經可以肯定，秦始皇陵是中國最大的帝王陵園，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園之一，陪葬之多是空前的。”

　　袁仲一表示，秦宣太后不可能有“兵馬俑”這么大的陪葬坑。女人的陵墓不會有8000兵馬俑，而且有女人的葬俑制度，應有侍女俑。在兵馬俑坑中，除了與軍隊有關的東西外，其他能夠體現女性特征的隨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堅持認為，兵馬俑坑和秦宣太后沒有任何關系。驪山北麓廣大地區，也就是秦始皇陵附近，并未發現還有其他大型墓葬的史料記載，因此秦俑坑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陪葬坑，另外從它那么大的建設規模來看，也只有秦始皇才有這么大的魄力、財力修建。

　　在2008年第四期《知識就是力量》上。一篇名為“駁陳景元的秦俑新說”的文章支持了袁仲一的觀點。文中寫道：在秦宣太后時代，秦國對外休戰，對內改革，國力富足。但是，秦宣太后能否組織起數十萬人為自己修建陵寢呢?文章的結論是“顯然不可能”。

　　作者寫道，首先，秦雖與六國休戰，但秦和西戎的戰爭依然十分頻繁。秦國為避免西周末年西戎人侵擾鎬京的事不再重演，不得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消滅西戎各部。在秦宣太后時期，和六國休戰時許多在史籍中記載的狄戎部族的名稱也消失了，也就說秦宣太后時期秦國消滅了很多西戎的部族，正是這一時期對西戎的大量消滅才使得秦昭王、秦莊襄王、秦始皇能夠集中足夠的兵力對付六國，一舉扭轉了秦國迎戰六國聯軍屢戰屢敗的局面。

　　其次，就秦國的人力資源而言，秦宣太后不可能修筑這么浩大的陵寢。“作為一個女人，以仁德為其主要的內部國策，在西部邊疆依然戰事頻繁的境況下，是不會消耗這么大的人力物力為自己修建陵寢的。”

　　陳景元對這樣的論點頗不以為然，他說，秦宣太后陵的位置，《西安府志》中對此記載，它說：“秦宣太后，葬芷陽驪山，去新豐縣十四里，則在臨潼界。”在《臨潼縣志》中也說：“秦宣太后陵……在新豐縣南。”兩個史料記載的地理位置都和兵馬俑出土地點相近。

　　“至于女人的葬俑制度一說，也是一種子虛烏有的論調。從來沒有哪個考古記錄能證明，女人的陵墓就一定有女俑。秦始皇的祖母陵，前幾年不是被挖出來了嗎?而侍女俑都在哪兒啊?”陳景元說。